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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參加2012年五O年代白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

上世紀中葉,無數外省與台籍青年男女,為追求民族解放,在反獨裁、反飢餓、反內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仆倒在馬場町的刑場上。

在先烈未能親見的黎明終於臨近之際,讓我們化哀思為力量。從莊嚴的馬場町出發,為了兩岸共同家園與和平發展的願景而凝聚力量!

──2012年馬場町「秋祭」,誠摯邀請您一同參與!

主辦: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時間:2012年10月27日(六)13:30

地點:馬場町紀念公園(台北市萬華區水源路青年公園水門外)


本文原分類:[夏潮聯合會][夏潮聯合會新聞]

[犇報‧第26期]尋找社會主義的心路歷程—陳明忠自序

文/■ 兩岸犇報

【編按】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一生經歷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變、五○年代白色恐怖,在戒嚴時期兩度被補入獄,總共坐了22年黑牢的知名社會運動家、社會主義理論家陳明忠先生,用他一生的實踐、反省和思辯,探索著民族和平統一的未來和人類全面解放的道路。他和他同時代的難友們,用自身的苦難來承擔了在國共內戰與東西冷戰雙戰架構下民族的共同苦難;他和他同時代的難友們,用他們的鮮血和不屈的意志,為我們鋪平了走向「自由人聯合體」的前進的道路。

即將在6月初由人間出版社發行的《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書,是陳老用他一生的實踐活動,用他近十年來辛苦的勞動,為過去一百年來誕生在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包含前蘇聯和中國的革命經驗)所做出的總結,同時,他更進一步的從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由於IT革命產生知識客體化為生產手段,從而出現了「網絡共同作業」(InternetworkingCollaboration)這種新型式的社會分工和生產關係的萌芽,窺見了人類社會走向「自由人聯合體」的可能性。

本刊非常榮幸在陳老的授權下,率先刊出他為《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書所寫的〈自序〉,提供給關心著民族的未來與人類前途的朋友們參考。(為了方便閱讀,文中的小標為編者所加)

尋找社會主義的心路歷程—陳明忠自序

我的少年時期幾乎是在戰亂中渡過,小學(當時的公學校)二年級時發生了盧溝橋事件,日本開始侵略中國;高雄中學一年級時日本偷襲珍珠港,開始了太平洋戰爭;中學四年畢業後(當時的學制是五年,因戰爭缺員而提早了一年),1945年2月考上台中農林專門學校(現在的中興大學)就去當兵,一直到8月15日日本投降後才回到台中唸書。這就是說,從6歲到16歲,我的青少年期一直生活在戰時體制下,反體制的思想和行動完全被封鎖,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台灣曾經有過包括民族派和左派在內的反日活動。只有一次,早上升旗後教務主任(當時的稱呼是教頭)大罵本島人(台灣人)說:「高雄中學的內地人(日本人)畢業生,很多人在內地當高官;但有兩個本島人卻去支那做共產黨,從事抗日活動…」。

出於好奇心,打聽之下才知道教頭罵的是鍾和鳴(光復後改名為鍾浩東,1950年被國民黨判死刑)和蕭道應兩位先輩。這是我頭一次聽到共產黨的稱呼。

民族認同與階級解放的覺悟

高雄中學高我4屆(16屆)的校友宇敷民夫在〈消失在黑暗中的時代史〉一文中說:「高雄中學是充滿愛國主義和皇道主義思想的學校,所以內地人學生以能夠考上陸海軍軍官學校為榮。駐校軍事教官,武道、體育的老師給予學生的是極為野蠻的教育──高班生不需任何理由隨時可以毆打低班生,內地人更可隨時隨意毆打本島人…」。他又說,「在這種人種差別中我看到了現在日本人的驕傲的原點。總之,高雄中學的生活是野蠻、不愉快、恐怖的生活」。我就是在這一所充滿野蠻、歧視台灣人的高雄中學唸書時,才意識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所以儘管念了四年的高雄中學給我的是非常不愉快的記憶,但也感謝它沒讓我變成「三腳仔」(皇民化台灣人)。

有了這個覺悟,我開始在家裡閣樓的倉庫中找出叔叔留下的有關政治、思想方面的書。其中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被刪除的部分很多,重要的段落和術語都以XXX代替,以我當時的思想程度完全無法把前後文連貫起來。所以當時我雖然對社會主義思想感到好奇,但並不瞭解,但對例如《三代實錄》(明治、大正、昭和)等書中報導日本共產黨活動的部分就很感興趣,尤其是有些被捕共產黨在法庭上的陳述就令我非常感動,也令我覺得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走上共產主義之路是應該的。

指導實踐的「五個觀點」

光復後,日本人為了生活,把家具、衣服以及書籍拿到街上賣。當時最令我覺得意外的是,有不少的日本人還擁有如《資本論》等左翼書籍。我雖然買了不少,但看不太懂。當時我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的理解大都來自日本的反共書籍──因為要反駁,不得不闡述共產理論(當時我還以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種理論的兩種說法)。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反倒是來自大陸的《觀察》和《展望》雜誌。當時由於社會很亂,年輕人都在找出路,自由主義的《觀察》和共產黨出版的《展望》等雜誌銷路都很不錯。不過,據我的感覺,《觀察》被接受的程度還是高於《展望》。社會主義或共產黨成為「年青人的出路」,是二二八事件以後的事情。

1950年被捕之前,我看過《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以及《人民民主專政》等小冊子,當時並不覺得有什麼重大涵義。我們比較重視的反倒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重點簡述的「五個觀點」──即勞動、階級、群眾、組織、國際等五個觀點。我們以為只要銘記五個觀點,將它用於實踐就夠了。

被捕後,我在軍法處遇到一個日後被宣判死刑的中年難友。他說,他之所以參加共產黨是由於覺得新民主主義才是符合中國的現實。當時我並不理解他的想法,但他的話一直記在我腦裡。我第二次被捕,在綠島看到文革結束後的種種消息以及傷痕文學,我才重新想起來他這句話,並開始認真思考它的重要意義。也是通過重新思考他的話後,我才真正開始探索中國應該走的道路。

在文革的挫敗中重新反省

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我是從收音機聽到的。文革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意識的革命──包括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以及政治、法律、藝術等意識形態的整體的革命,是使人能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革命。但在傷痕文學裡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孩子控告父母,夫婦互相控告、朋友間互相指控、告密,以至於人們不敢相信自己以外任何人,一個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當時我覺得非常痛苦,不知道中國革命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再說,幹地下反政府運動而被敵人刑求、處死本來就是意料中的事。走這條路是自己選擇的,沒人強迫你。所以,50年在軍法處看守所20房遇到的台中區地委級幹部張伯哲就對我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他所說「道」,就是共產主義理念。但是,像文革那樣,被自己人扣帽子,甚至被虐待到死,才是死也無法瞑目的事。

以劉少奇的例子來說,難道一輩子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也參加過長征、重建新四軍,46年指揮人民解放軍大移動從而奠定內戰勝利基礎的劉少奇,真的是間諜,是出賣無產階級的叛徒嗎?我覺得,反右派運動的擴大化使得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再講真心話,文革時期連共產黨員都不敢說話了,全國變成一言堂,難道革命勝利後,中國走過來的路沒有問題嗎?我急著想了解,中國革命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不得不為自己犧牲一輩子所追求的道路,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否則我覺得自己是白活了。

我最大的疑惑在於,難道「新民主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理念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這種說法有錯誤嗎?將革命在中國的實踐分為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兩個階段是錯誤的嗎?假如沒有錯誤,文革為何要否定它?文革到底為的是什麼?

在牢裡一直思考這個問題,但是在沒有任何資料可做參考的情況下,始終沒獲得解答。

民族解放是階級解放的前提

1987年保外就醫後回到台北,開始跟解嚴前的社運團體產生聯繫。我又不得不面對另一個冷酷的事實──「統」和「左」的分裂,即贊成統的人不一定是社會主義者;而贊成社會主義的──主要是年青一輩的人───又對統一採取消極的態度。

贊成統的人不一定贊成社會主義,這一點比較易於瞭解──因為民族主義者即使是反共,但也可能贊成統一。

民族主義是兩面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內涵。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如德國的納粹、日本的大和民族論等等,往往成為侵略的意識形態。但落後國家反殖民、反壓迫的民族主義,不應該一概以落後反動而加以反對。據我瞭解,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把民族主義視為是國際主義的反命題,反而把它當作達到更高層次社會的自然墊腳石。列寧對民族主義的看法,簡單地說,在勞工運動、社會主義運動方面從頭到尾的反對民族主義;但對表現於少數民族、殖民地、次殖民地自主要求的民族主義則予以積極的評價並加以支持。

問題是,正當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中國,積極準備推翻共產黨政權的狀況下,台灣的左派為何不能贊成統一呢?既然統一的問題,是起因於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為了其自身的目的才迫使兩岸處於分裂對峙的狀態,自認為左派的人站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上,不是應該贊成統一的嗎?為什麼還是有一批人對此感到遲疑?後來,經過廣泛的接觸我才了解,在台灣「統、左」之所以分裂,是起因於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評價不同。一部份左派認為那是「走資」,所以即使不至於反統,至少是採取消極態度。當然「改革開放」政策的是非對錯是應該討論的,但我們應該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討論。為了解答在牢裡所想的各種問題,出獄後我至少閱讀了上百本的書籍,卻一直找不到思考的切入口。

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

1992年,朋友從北京帶回薄一波上下兩冊的《建國以來若干重要決策與文件的回顧》。在該書裡我看到了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評價。薄一波提到列寧一個重要的觀點: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裡,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注意的一個帶有「普遍性」意義的重大問題,就是如何更加重視和利用資本主義已經創造的物質技術管理和文化條件的問題。薄一波又說,看來劉少奇同志的有些看法,是從列寧的這些論述中得到了啟發…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發展,特別是經歷了一些曲折之後,大家才愈來愈感受到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給我很大的啟發,我終於找到了思考的切入口。

後來,在研究新經濟政策時,我注意到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Preobrajensky)在蘇聯的工業化論爭中,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據我所知,馬克思所說的「原始積累」就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的歷史過程,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便是以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作為前提的。所以,將「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使用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形成時期,令我產生一個疑問,那就是:一般認為蘇聯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布爾喬亞革命,而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否是一個正確的提法?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形成時期使用「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是否證明十月革命並非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和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樣,是落後國家「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

如果是,那麼列寧「既然我們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做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然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做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的提法,就可以理解為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是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另一條道路了。

於是,我開始形成了「從新經濟政策──新民主主義到後來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論」這一條「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道路」的想法了。

作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

現在,我把二十年來讀書、思考的一些想法,用最清楚的方式簡述如下:

1.有別於馬克思在經典中所揭示的西歐資本主義一般發展規律,上個世紀誕生在蘇聯、中國以及其他「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不能叫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這是落後國家為了實現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和文明條件,以建立工農政權和蘇維埃體制為基礎來展現「走向社會主義」的決心,這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期」。

2.這些「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都是在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後進國只有以這種方式才能擺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壓迫與剝削。先進國勸告後進國說,只有學習他們,跟著他們亦步亦趨,才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完全是騙人的。後進國如果聽先進國的話,就會永遠成為先進國的附庸或奴隸。

3.後進國在「社會革命」成功後,首要任務就是要結合自己的實際國情,以符合自身發展的特殊規律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所謂後進國家的「原始積累」。先進國是靠資產階級的力量、靠國家的暴力往外殖民、往外掠奪,發展生產力的;後進國必需要靠全國人民一心一德,一起吃苦耐勞,也就是必需自力更生,才能在短期間內大幅度提升生產力。

4.在後進國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時,必然面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分化和打擊,導致後進國家被迫實行「戰備體制」,隨時準備抵抗先進國的侵犯。生存下去就成為「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任務。

5.由於建立「戰備體制」的迫切需要,「既存」社會主義國家被迫扭曲了社會生產基金的積累構造,直接將農業剩餘轉移來建設重工業和軍需工業部門,以至於忽略了整體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升,挫折了人民群眾生產的積極性。

6.「戰備體制」另一個重大影響,就在於過早的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從而忽略了列寧稱之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時期。列寧認為,應該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在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強化、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同時應慎重實施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小商品生產經濟成分等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養成、利用、改造政策等。完成後,才是真正進入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所說(進入社會主義的)「過渡期」,然後才是社會主義時期和共產主義社會。對此,列寧、劉少奇、鄧小平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而史達林、毛澤東卻直接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他們忘記了,這個時期,「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還遠遠不如資本主義國家。

7.史達林、毛澤東以社會主義的「理想」來規範「既存」社會主義國政治、經濟現實,將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指標,導致蘇聯和中國在生產力發展上的停滯。蘇聯政權沒有及時意識到這一點,改革太晚,所以蘇聯政權崩潰了。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及時改弦更張,不但挽救了中國,還使中國繼續往前發展。

8.中國共產黨把改革開放時期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實就等於列寧的「特殊過渡階段」,把改革開放稱之為「走資」,其實是固守毛澤東的觀點,完全無視於歷史的現實。所謂「特殊過渡階段」就是多種所有制並行發展的階段,不能不按照價值規率辦事,引進市場經濟以便迅速提高生產力。這一點,不但已經由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證明,現在不僅越南也推行imi(創新),就連古巴也以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越南的imi為參考而將要確立「古巴社會經濟模式」(簡稱MEC)——2010年11月公布〈黨與革命的經濟、社會政策概要〉,以達到「21世紀型社會主義」為目標。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根據這段話,只有全人類的生產力發展到某一個階段,人類才有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放眼現在的世界,像非洲、拉丁美洲、伊斯蘭世界,還有印度和東南亞國家,許多民眾的生活條件都還在水平線下,我們怎麼可能在短時間內、甚至在自己活著的這一生內,就達到社會主義的理想呢?社會主義是人類永遠要朝這個方向努力的目標,我們在自己的一生內努力盡到自己的責任,就可以感到心安;如果想要「及身」看到社會主義的實現,我覺得那是一種不著邊際的幻想。以這種幻想來要求某一個國家一定要如何如何,而對另外表現更惡劣的國家卻閉口不作批評,我不認為這是自命為「左派」的人應該有的態度。

當然,這些都是我個人的想法,我把這些想法發表出來,希望提供一種不同於一般人的思考方式,目的是希望大家都來仔細的想一想,而不要一直受制於泛泛的流俗之見。

幾句感謝的話

最後,我必須深深感謝夏潮聯合會陳福裕會長的幫忙,沒有他,這本小冊子是不可能出現的。他從夏聯會秘書長時期就開始潤飾我的文章,找出原典出處,提供許多令人佩服的意見等等,所以這本小冊子應該是我們兩個人共同勞動的成果,即不是我一個人所寫的。另外,我也要特別感謝呂正惠教授,他在百忙之中不僅幫忙對文字做出最後的修訂,他還對整個文脈進行大幅度的調整,使得章節的結構更加嚴謹,更有利於閱讀。

我之所以「尋找社會主義之路」是為自己尋求答案,過程中所做的大量筆記,並沒有記下引用書籍和作者的名稱。搬到新家之後,由於健康狀況一直不好,也沒有氣力重新校訂出處,因此在這小冊子中無法逐一說明啟發我思考的書名和著者。當然,這是非常不禮貌的事情。這也就是這一本小冊子我不敢說是「著」,而題為「編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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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分類:

陳映真的核心政治思想

文/陳明忠

 

編按:為了重新開啟對於陳映真思想與文學的研究與探討,從亞洲、第三世界在全球現代進程中的視野,彰顯他的人道主義、國際主義與第三世界認同與關懷所具有的普遍人文價值與精神資源。2009年11月21~22日,來自於兩岸三地、日、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專家和學者,齊聚在新竹交通大學召開「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會中邀請為陳映真所高度推崇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夏潮聯合會榮譽會長陳明忠先生在開幕式中發表專題報告,以下是陳先生講演的內容,小標為編者所加:

李歐梵說:「陳映真是台灣文壇上少有的「知識型」和「理念型」的作家,他的知識領域不限於文字,更注重思想…。」這一點我頗有同感。

文學中的思想力量

我成長在戰爭年代,少年時期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思想管制之下,特別是在31年「台共大檢舉」之後,能看到的文藝作品不多,但總還有一些。當時我喜歡看日本白樺派的作品,總以為文學就該是那樣,一直到有一天我讀到了舊俄時期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給我很大的衝擊。那時候我常在想,為什麼是這樣?為什麼兩種文學作品給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樣?後來我想通了,原來是因為一個有思想,一個沒有思想。

六○年代,我第一次坐牢出獄之後,由於白色恐怖,一個政治犯為了生活,一定要付出比常人好幾倍的努力才能養家活口,因此就更沒有條件看文藝作品。一直到有一天,我到宜蘭探望王萬得的太太,從她的口中得知她有一個孩子跟陳映真同案被捕。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陳映真」這個名字,也才開始注意到他的小說。

讀陳映真的小說,讓我想起年輕時讀《復活》一樣的感受,感覺到裡面有思想,雖然是什麼樣的思想那時我還搞不清楚,但就是跟當時的文學作品不太一樣。一直要到七○年代中期,我才第一次認識陳映真本人,對他的思想才有一些瞭解,並答應支持他和蘇慶黎、王曉波等人籌辦《夏潮雜誌》。沒想到雜誌還沒出刊,我又再次被捕入獄,一直到86年才保外就醫。

知識份子的兩個警備總部

其實,「戒嚴時期」,一般人尤其是知識份子的心內,都存在著一個「警備總部」,凡是要講話、寫文章或行動都要先問問心內的這一個「警備總部」,是否可說、可行…因為那是一段「白色恐怖」的時代。

「解嚴」後,人們心內的「警總」的陰影逐漸消退、逐漸減少其影響力,卻出現了另一個心理障礙

即怕被貼上「統派」的標籤—
因為一旦被貼上「統派」,肯定要影響事業以及生活。

陳映真是在那時代知識份子中,很難得的克服了這兩個心理障礙的人。據我的瞭解,他之所以能夠克服這些心理障礙,是由於他的「核心政治思想」是對「社會主義祖國」的堅定不移的認同。他的這種思想形成於坐牢前閱讀大陸三○年代作家,尤其是魯迅的文字,以及文革時期的大陸廣播和來自於日本的書籍等等,但其堅定化卻來自於坐牢期間的遭遇。

對社會主義祖國堅定不移的認同

陳映真告訴我:1968年他被捕入獄在軍法處被判刑之前,一個談得來的獄友,臨刑前委託他:「當五星紅旗飄揚在台灣天空上時,請你務必到我墳墓前告知我…」,然後從容就義。他把這一段過程告知我時,一直流著眼淚。

另外一個經驗是在綠島服刑時,遇到了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人,這一些已經坐了17~18年牢的老政治犯,仍然堅持他們的理念,令他非常感動。他的感受表現於小說「趙南棟」中,以趙南棟的放蕩形駭、漫無目的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化身,反照出當年受苦受難的先一代的高貴理想和節操。

正因為他已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礙,所以出獄後,在戒嚴時期的1976年,他才敢於主導《夏潮雜誌》的創刊,並參與了「鄉土文學論戰」。也正因為他突破了第二層的心理障礙,解嚴後,他立即與屬於「統一右派」的、由胡秋原主導的「中華雜誌」同仁共同組織「中國統一聯盟」,擔任了創盟主席,並於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帶團去見江澤民總書記。

陳若曦在2009年9月號《文訊》上發表的〈堅定不移的民族主義信心〉一文中提到:「映真對於拙作《尹縣長》一系列反映大陸『文革』倒行逆施的故事從不置評。多年來和他交談中全聽不到一句批評毛澤東的言語。鄧小平時代的『天安門事件』,海外一片撻伐聲,據說他也不動如山…」。

理念與現實乖離的痛苦

其實,將心比心,我相信他也十分痛苦,只是不忍心批評而已。中共執政的缺失,若從民族百年來的遭遇和表現來看,亦有可以理解或諒解之處。我們從映真批評作家龍應台給中共主席胡錦濤的公開信一文即知:

「從欺壓過中國的西方列強標準來度量眼前的中國顯然不公平。這讓我想起上世紀三○、四○年代,居住在上海租借區的華人,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而看不起同胞、也缺乏同儕心理。

以美國為例,自由民主加上富強先進固令人羨慕,但假自由和人權之名而行干涉他國,甚至侵略他國,值得歡呼嗎?自認它一貫有雙重標準…至於美國之內對黑人的極端歧視,更不在話下了…。

即使跨入21世紀,美國帝國主義本質殊無變化,頂多換個花樣而已。以西藏為例…直到去年支援『藏獨』在歐亞鬧事,以圖杯葛中國『○八奧運』…都是分裂中國,竭力阻遏中國的伎倆…」。

可見,映真對「祖國」的堅定認同是絲毫沒有動搖的。他的苦惱、痛苦是出在於他的「社會主義」理念方面

因為他的社會主義理念帶有相當的理想主義色彩,是浪漫的、要求十分純潔的「烏扥邦」,因而與他所堅定認同的「祖國」在現實上有一段相當大的差距。這一點令他十分煩惱、痛苦,例如在〈山路〉中,蔡千惠自我質問:「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同樣的疑問也出現在《人間叢書》(2001年秋冬期)中,以「石家駒」的筆名所發表的〈樂園:渴望的和失去的〉一文中,該期的總標題是「因為是祖國的緣故」,可見他心理上的矛盾和痛苦。

從《因為是祖國的緣故》這題目可知,他是以「即使母親長得很醜,她還是我親愛的母親」,這種不是辦法的「無奈」的心情,來說服自己的矛盾和痛苦的。

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之路

其實,他曾跟我講過「如果由共產黨來實行資本主義該多好」。因此,我認為,如果他能再進一步思考,一定會理解列寧所說的:

「既然我們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做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然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做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做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

這就是落後國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向社會主義之路,是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另一條道路的。

落後國家要走向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自由結合」的社會主義社會,還有一段相當長遠的路要走。雖然由共產黨來實行列寧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國家能夠控制的、有所限制的資本主義,而不是歐系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可以縮短資本主義階段,減輕人民受資本主義欺壓的痛苦,但畢竟無法完全避免資本主義的弊害、墮落。

中國現在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是以國家的力量建設進入馬克思所謂的社會主義所需物質、文化諸條件的階段,是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一條道路;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中國的「新民主主義論」、「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這一條道路。

一個甲子下來,美國經濟逐漸捉襟見肘,而中國卻越挫越強,逐漸恢復中華民族的自尊和驕傲。可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條路是走對的。

刊載自「兩岸犇報」第九期2009.12


本文原分類:[夏潮聯合會][夏潮聯合會新聞][兩岸犇報精選集]

2009年秋祭追思大會──為紀念及追思於5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犧牲烈士及往生受難者

文/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2009年秋祭追思大會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為紀念及追思於50年代白色恐怖期間犧牲烈士及往生受難者,

擇訂於2009年10月18日【星期日】下午一時三十分,

在馬場町舉辦秋祭追思大會,

一方面追思先烈們為國為民壯烈犧牲的精神,

一方面撫慰家屬及激發第二、第三代後輩了解歷史,傳承先人的精神。

 

2009年秋祭祭文

 

2009年10月中秋,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的同志們、烈士遺族以及各界代表,謹備鮮花素果祭獻五○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的英靈。我們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從全島各地齊聚在馬場町,來緬懷先烈們英雄的事蹟,是你們用生命見證了民族分離對峙的痛苦,是你們的意志凝聚了中華兒女的愛國心,是你們的社會主義理想開啟了我們前進的道路,是你們的偉大抱負構建了一個民主統一、繁榮昌盛的民族願景。

今年是新中國建政六十週年,也是兩岸隔海對峙的六十週年。回想六十年前的歷史場景,在那個交織著戰爭與革命、黑暗與光明的歷史轉折點,你們繼承了日據時期在台灣從事反帝民族解放運動的先輩們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自願自覺的承擔了中國人民解放運動的時代使命,為了終結國家內戰,完成民族統一,義無反顧的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洪流,最終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你們的苦難集中表現了海峽兩岸中國人民的苦難,是百年來民族解放運動中無數的民族苦難的組成部份。你們的人生是如此的短暫,而它的價值卻是那麼的光明燦爛;你們燃盡自己的身軀,為我們照亮前進的方向;你們用鮮血灌溉土壤,讓草兒長得更綠,讓花兒開得更紅,讓海峽兩岸的年輕一代更加成長、茁壯。同志們,安息吧!通過你們的犧牲、通過你們的鮮血、通過你們的抱負和理想,喚起了一代又一代知識青年的覺悟,也鍛鍊出一個日漸茁壯的隊伍,你們尚未完成的一切事業,就由我們年輕的一代來承擔。

今天,我們在這裡要告慰我們的先烈們: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運動,雖然走過了許多迂迴曲折的道路,但在祖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正一年又一年的朝向繁榮富強的道路前進。如今,一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已經取得了百年未有的國際地位,相信再經過一代人,至多是兩代人的努力,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將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另一方面,冷戰結束,特別是晚近的伊拉克侵略戰爭和金融風暴,在在暴露了美國霸權主義已經是強弩之末,過去因為帝國主義的操弄而長期分離對峙的兩岸歷史,也終將走完它的最後一頁。如今,兩岸關係已從「分離對峙」轉移到「和平發展」,為最終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奠定基礎的階段;台灣人民也在歷經了數十年的痛苦磨難,自覺的走向與「台獨」狂想相互對立的方向。

當然,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黎明來臨前總還有黑暗,我們面前的道路還很漫長,也不平坦。我們會繼承前輩們的遺志和教訓,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加強團結,艱苦奮鬥,在你們用鮮血照亮的道路上繼續前進,為建設一個真正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做出應有貢獻。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著血照亮著路,我們繼續往前走。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全體同志暨家屬

2009/10/18

 


本文原分類:[夏潮聯合會][夏潮聯合會新聞]

許月里大事年表

文/藍博洲 整理

 

1912年:1歲。出生於臺北奎府町一個小生意人之家,排行老四。

1914年:3歲。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1916年:5歲。母親產下第五個女嬰,背負照顧妹妹的責任。

1919年:8歲。里長催促去上學。

1921年:10歲。堂叔把五妹帶走後,進入蓬萊女子公學校就讀。臺灣文化協會成立。

1922年:11歲。周合源在萬華黃家祠堂創辦慈惠夜學義塾;施乾創立愛愛寮。

1923年:12歲。父親因讀《臺灣民報》而被取消鄰長資格。

1924年:13歲。周合源隻身前往東京工讀;回台投入“愛愛寮”工作。

1925年:14歲。文協演講會的狂熱時代。張維賢從南洋歸台,糾合王萬得、潘欽信、王井泉等臺北無產青年先後設立“臺灣藝術研究會”與“星光演劇研究會”,企圖通過演劇來擴大思想影響。臺灣黑色青年聯盟成立。

1926年:15歲。臺北無產青年舉辦文化講座。蔣渭水開文化書局。

1927年:16歲。畢業前考取臺灣銀行儲蓄部,實習三個月後升為雇員。參加分裂後的新文協。經由同學的姐姐引介參加工友協助會。周合源等人組織“孤魂聯盟”。新文協蘭陽分部創立,黃天海是重要幹部。

1928年:17歲。臺灣機械工會聯合會在臺北市港町文化講座組成;連溫卿協同臺灣機械工會聯合會及工友協助會等五個工會團體,召集各有關團體,在臺北市日新町蓬萊閣餐館,舉行全島工友會代表大會,投票結果以臺灣勞動運動統一聯盟為名,並以連溫卿、薛玉虎等為常務委員,組成籌備委員會,後因連溫卿牽涉台南墓地事件被檢舉而自行消滅。黃天海集合12名同志,在張維賢指導下,組織“宜蘭民烽劇團”,並且編寫托爾斯泰的作品及《金色夜叉》、《行屍》等劇本,努力排練。

1929年:18歲。民烽劇團因為缺乏熱心會員與資金而解散。農組檢舉事件。蘇新歸台,在工友協助會區域內著手準備紅色工會組織運動。臺灣勞動互助社在彰化創立,陳煥圭等無政府主義者在建成町製造鈣滋養乳販賣,為勞動互助社爭取資金兼收容互助社的失業人員。台共掌握文協指導權,連溫卿一派被視為“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而被排除。

1930年:19歲。與黃天海結婚,搬到基隆坷殼港做滋養乳謀生,約一年餘。

民烽演劇研究會在蓬萊閣成立,黃天海是會員,周合源以來賓身份出席;此後,黃天海在研究會所講述“近代戲劇概論”;由於劇團募股不理想,資金困難,再次中止活動,進而自然停擺。周合源與王萬得、王進益、林斐芳等創辦《伍人報》。黃天海與林斐芳創辦《明日》雜誌,具備臺灣勞動互助社機關雜誌的形態,第四期遭查禁後,因經費困難而停刊。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在台中樂舞台開成立紀念講演會,周合源等四名文協成員在會場散發“打倒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傳單而被檢束。社會科學研究會先後在下奎府町、崛江町辦讀書會,周合源與謝雪紅、郭德金等講《資本主義的騙局》、《勞動者的明日》、《人一生的經濟學》、《資本主義的騙局》、《大眾時報》、《戰旗》及其它。

1931年:20歲。因父母被捕,回臺北;罹患急性腎臟病。黃天海病逝宜蘭,年僅27歲,留下一個三個月大的孩子。周合源以來賓身份出席臺灣工友總聯盟在太平町召開的三大,當選新文協第四屆中委員。趙港等在臺北市上奎府町被捕,大檢舉全面展開。

1936年:25歲。父親病逝。

1937年:26歲。中日戰爭爆發。皇民化運動。

1938年:27歲。周合源赴北京營生。

1941年:30歲。大平洋戰爭爆發。租屋大橋町;空襲;再嫁。

1943年:32歲。先後疏散文山郡赤皮湖、海山郡。

1945年:34歲。臺灣光復。復員,從事建材買賣生意。

1946年:35歲。周合源自北京返台,任職大同公司。

1947年:36歲。二、二八事件後與簡吉、廖瑞發等舊友重新聯繫。

1950年:39歲。在圓環聽到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領導人蔡孝幹的投降廣播。12月4日午夜12點被捕,已懷孕,歷經刑警大隊、保密局北所與南所,然後移送軍法處看守所,保外生產,然後把小孩帶進監獄撫養,孩子六歲後才帶出去。以“資匪”罪名被判刑12年。

1953年:42歲。周合源突然被捕,以“二條一”起訴,後以“資匪”罪及“知情不報”罪處刑12年。

1958年:47歲。移監板橋生產教育所。

1963年:52歲。11月出獄。花了5年時間清償丈夫留下的債務。

1965年:54歲。周合源出獄。

1966年:55歲。離婚。

1971年:60歲。與周合源結婚。

1993年:82歲。周合源病逝,享年91歲。

2008年:97歲。逝世。


本文原分類:[楊逵百年誕辰紀念專輯][懷念許月里女士專輯]

懷念許月里女士

文/小Q

  十月十六日,周六,又是一年一度的馬場町秋祭。

  隨著「老同學」(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之自稱)的逐漸凋零,原來春秋兩季都會舉行的白色恐怖犧牲者紀念活動,在數年前開始縮減為一年僅僅舉行一次於馬場町的祭典。民進黨執政八年以來的有意收編及分化,更在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之外加速侵蝕了馬場町上「老同學」們的陣容。

  幾乎每年都選在十月期間舉辦的秋祭,對於兩千年以後才參與相關紀念活動的我來說,年年都有不同的意義與記憶。二○○一年時的秋祭,我並沒有去現場。當時我正在中正廟口前的廣場參與一場反戰集會,而且還是個演唱會。會上,我從剛由馬場町參與完活動而返的前輩那兒,聽到新竹女工邱惠珍服農藥自殺的消息。女工自殺、反戰,以及秋祭,乍看之下似是毫不相干的三件事情,但這三件事情的輻湊卻恰恰體現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特別是社會主義統一運動——進入二十一世紀八年以來所展現出的三個主要面向。

  邱惠珍的死,激起小說家陳映真悲憤的詩情,寫下他唯一的白話詩作〈工人邱惠珍〉。然而憤怒不只出詩人。桃竹苗地區的工運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諸同志的奮鬥下開始走向復興,反戰運動也從二○○二年底開始走向高潮,並在台北諸同志的領導下進一步發展為反軍購運動。可是,體現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八十年血史的馬場町卻車馬漸稀、甚至開始成為被資產階級政客消費(從而消遣)的對象。

  我對秋祭的第二種記憶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大概有幾年,我與其他朋友、同志被安排在秋祭上進行文藝演出。大約都是詩朗誦、合唱表演。重頭戲則無疑是最後的〈安息歌〉演唱。最近幾年,台灣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取得了在馬場町等刑場上犧牲烈士們的死前遺像,遺像的展示便一度成為新的追懷方式。其實這些相片據說還包括烈士死後的相貌。而之所以會有這些相片留存,是為了使當權者確認當事人確實「伏法」而作的。這些留存照片異常驚人,因為許多烈士死前的表情是那樣地無法描述。在照片的展示中,有那麼一次,林書揚先生突然把略為失神的我給叫住。原來照片展示到了曾經參與二○年代台灣共產黨的林日高(一九○四~一九五五年)。一九二○年代的老台共如果不是在四九年前後紛紛走避大陸,就是在島內的白色恐怖中下獄或犧牲。林日高的犧牲是五○年代中期,算很晚了。照片中的林日高、距離死亡也許不到幾分鐘的林日高,竟仍淺淺地笑著。

  其實話說得有點遠了。我想說的是,今年的秋祭我錯過了。因為我當時不在台灣。

  回來台灣,在一個吃飯的場合裡,同參與了今年秋祭的一個大陸學姊聊到了秋祭。學姊聊到了今年也有參與的馮守娥、許金玉兩位前輩。我緊接著問道,許月里女士是否也有參加呢?學姊搖頭,我想,也許學姊在會場上錯失了與許月里女士認識的機會吧。

  許月里是誰?她是一九二○年代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乃至整個台灣社會運動)最後一個猶存於世的參與者,是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更是八○年代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出生於一九一二年的她,一生橫跨了三個週期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或者用陳映真式的術語:三波的「無產階級運動」),是我們運動的寶。如果翻開台灣總督府所編纂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就可以看到她的名字。(應記為「許氏月里」,但《沿革誌》卻誤記為「許氏月裡」[1])對於一九一二年才出生的許月里女士來說,登上以一九二○年代為主要記述年代的《沿革誌》意味著許月里參與運動的年紀非常小、非常早。正因如此,當那個年代的運動家與「主義者」先後逝去,當年的只出現在《沿革誌》一次(甚至名字還被錯排鉛字的)的社會主義女孩,成為了今日唯一見証當年的馬克思主義老太太。

  許月里女士開始參與社會運動的一九二○年代,是台灣史上迄今僅見的社會主義思潮多元層出、相互衝擊的時代。這種多元性最具體地表現在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存在上。而先後與許月里女士結為伴侶的黃天海(一九三○年結婚,一九三一年逝世,享年廿七歲)、周合源(一九七一年結婚,一九九三年逝世,享年九七歲),就都具有或強(如前者)或弱(如後者)的無政府主義背景。許月里女士本人並未選擇舉起無政府主義的「黑旗」而前進,但卻舉起了自己的「赤旗」與著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們並肩同行,並在日本當局的壓迫以及國民黨當局的白色恐怖中堅持了下來。

  一九二八年六月廿三日的《台灣日日新報》曾有一則與許月里女士有關的新聞記事。新聞稱:「文協幹部連溫卿。年三十三。林某年二十,及許氏月里。年十九。郭氏美玉年二十二。去[六月]十八日午後六時。在市內太平町三丁目二十番地文協前亭子腳雜談之中。突有無賴漢三四名。揮拳毆打之。由現場逃去。當局現正嚴重搜捕云。」[2]連溫卿(一八九五~一九五七年)是當時臺灣文化協會的領導者,在一九二七年一月領導左派份子奪取了文協領導權。文協不但自此分裂並向左傾斜,社會主義運動更因此而正式在台灣島內站上歷史舞台。連溫卿當時究竟為何被毆,這是難解之謎;也許可以聯繫於當時的左右分裂背景吧。而許月里敢於以那樣的年紀在那樣的時空環境底下與隨時可能遭遇危險(如毆打)的左派份子接觸,這種膽識,即便是當時的男性也未見得足相匹敵。

  台灣農民組合遭到大檢舉的一九二九年「二.一二事件」之後,年輕的許月里毅然參與了農組的再建工作。同年十一月,農組領導人、台共黨員簡吉(一九○三~一九五一年)出面成立台北辦事處,由許月里等人辦理事務。[3]在更後來的日子裡,許月里更參與了六十年後成為她的伴侶的周合源在「愛愛寮」的工作,扶助乞丐乃至精神病患。無論是農組還是愛愛寮,在這樣那樣充滿挑戰與險阻的環境中,許月里女士究竟是懷抱著什麼樣的理想投入其中的呢?「許月里一直相信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無產者的解放便沒有婦人的解放,沒有無產者的勝利也就沒有婦人的勝利。』她認為,只要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解決了,婦女的解放就自然可以獲得。因為這樣,當時她對婦女運動就比較不那麼熱中了。」[4]

  自然,前面所述的幾項事蹟不過是許月里女士眾多活動的一個小側面而已;之所以特別舉出上面幾項事蹟,乃因迄今少有研究者注意並提及。此處盼能有所補充。對我而言,完整地知道許月里女士的生平,是從藍博洲《台灣好女人》及相關紀錄片(如《台灣思想起》)得知的。我還記得紀錄片中許月里女士高唱日本革命歌曲《赤旗歌》的樣子。令人激動啊!但透過實際的接觸,我對她的印象更總是同某些特殊的場景聯繫在一起。

  我第一次見到許月里女士可能是在寧夏路時期的勞動黨中央黨部。當時我還是個為了穿越聯考的窄門而汲營的中學生。那天正好是「老同學」的刊物《遠望》出刊的日子,許月里女士與其他「老同學」們把一份一份印好的《遠望》塞入用來寄送的紙袋裡,然後細緻地彌封起來。其實,不只一次,而許月里與其他的「老同學」們總是默默而勤勉地做著這項工作,為著宣傳他們的理念。

  除了參與《遠望》的出版工作以外,只要身體許可,總是能在大大小小的示威場合以及活動中看到她的身影。二○○二年的三八婦女節,正由偉凱主持工作的新竹縣產業總工會主辦了「WTO時代下客家勞動婦女的處境與兩性工作平等法系列活動」,並在三月八日當天的新竹縣文化廣場舉辦國際婦女節慶祝晚會。許月里女士也被請來新竹、請上台演說。我還記得她在演說中所體現的悲憤,以中國的分裂為悲憤的悲憤。她用極不標準的普通話呼喊:「我們是中國人!」

  對於我們這個運動以外的人來說,對於那些已經被藍綠政治、省籍矛盾操作的大多數台灣人來說,大概很難想像存在著這樣一種以本省閩南、客家、原住民族族群為主體、具有八十年歷史,並且運動內部毫無省籍矛盾的政治運動。如果提起這個運動是社會主義統一運動,似乎就更難令人相信——然此卻是紮紮實實的事實。像許月里女士這樣的老前輩自然是最典型的代表。在獄中,本省與外省的政治犯互相學習,而許月里就是在獄中學來的普通話。

  後來在某次的演講會中,我又看到了許月里女士的參與。其實聽演講會對她來說也許已經是種身體負擔了,但她總是會來。於是我鼓起勇氣,走上前去。請她為我簽名、題字。她微微顫抖的手,寫下了她的名字,並寫上接下來這一段話:「中國人要團結」!

  我珍藏著這份題字,把它當成是種鼓勵、慰勉,與目標。每每端視著這份題字,就覺得我們總歸還有這樣的老前輩存在,許月里女士總是在著的,我總會這樣想。那種存在同時還是一個貫穿八十年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存在,甚至也許就是運動本身的一種體現、證明。我總會想,我們正在與這八十年的歷史繼續同行,總是繼續在向前走著。

  然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許月里女士在十月三十一日過世了。

  其實我的精神、感覺還沒能從梁電敏先生的逝世中(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晨)恢復過來,然而許月里女士竟接著過世了。

  在秋祭中缺席的梁電敏先生與許月里女士,竟然這樣就離我們而去了。

  許月里女士哲嗣周榮光先生寫道:「記得狄更生在〈雙城記〉裡有這樣的陳述:『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那是有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在一直走向天堂,我們在一直走向地獄。』母親在她活的這個時代裡,選擇對她自己認為應該要走的正確道路,雖然這條道路充滿了荊棘與不平,但總是始終如一、永不後悔的往前走。」[5]

  當許月里女士等前輩們還在世的時候,意味著他們那個時代的運動與我們同行著。當他們逝去了,則意味著他們那個時代的運動必須在我們的努力下繼續推進。其實八十年實在很短,但我們必須讓這個時間繼續轉動下去——

  ——轉動到我們的運動勝利為止。

 

[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一九八九),頁一五八。

[2]〈文協連溫卿等.同女會員雜談中.被人毆打〉《台灣日日新報.夕刊》,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第四版。

[3]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一五八。

[4]藍博洲,《台灣好女人》(台北:聯合文學,二○○二年),頁九一。

[5]周榮光,〈許月里女士生平事略〉,二○○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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