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第46期】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二) 下

高雄中學四年──覺醒與反抗 (下)

大正14年(1925)的高雄中學
「紅樓」東側。(網路圖片)

讀書與初步覺悟

我出生於1929年,日本1920年代末就在國內肅清左翼和共產黨,臺灣的左派、台共都抓得差不多了,到我出生後幾年,我家鄉已經沒什麼人參加共產黨或者農民組合。

我讀中學時,左派的書也被禁光了,但我叔叔有。他是台南高等工業學校第一屆學生,1931年入校,畢業的時候,卻因為經濟危機,日本大蕭條,影響到臺灣,加上日本殖民政策是「工業日本,農業臺灣」,學機械的叔叔找不到工作。他很不滿,偷買了很多日本的左翼書籍。我在高雄中學,對學校越來越沒興趣,課外運動也常常溜掉,回到家裡找書看。

在家裡閣樓的倉庫裡,找到那些有關政治、思想的書。其中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被刪除的部分很多,重要的段落和術語都以XXX代替,以我當時的思想程度完全無法把前後文連貫起來,所以雖然對社會主義思想感到好奇,但並不瞭解。

有次看到周佛海的小冊子《三民主義》,他早年是共產黨,後來加入國民黨,又是汪精衛手下的大將。但他的小冊子講了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我那時十四、五歲,對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都看不大懂,但有關民族主義的部分看懂了,很感動,我才知道,原來我是中國人。在學校為什麼受欺侮,我終於開始懂了,就繼續找來更多左派的書籍,拼命看。其中階級壓迫的概念衝擊了我,讓我重新去看待人和人的關係。

那時我瞧不起皇民化的臺灣人,覺得他們一點骨氣都沒有。當時我們私下罵日本人是四隻腳的狗,皇民化台灣人既不是狗,也不是人,所以叫他們是「三腳仔」,像奴才一樣,很討厭。後來我發現,我家佃農對我的態度,也是這麼恭順。我放學回家,佃農看到我都會連忙說:「阿忠啊,你回來了!」……我是小孩子,他是大人啊,對我卻得用這樣巴結的口氣。我突然體會,我家佃農對我的態度,和「三腳仔」對日本人的態度有什麼不同?換個立場來看,在佃農的眼裡,父親和我不就等同日本人嗎!搞了半天,我所憎恨的壓迫和歧視關係,卻不自覺的幹了十多年,原來我從小就扮演了壓迫者和歧視者的角色,無論是來自民族或階級,被壓迫者、被歧視者的苦楚都是相同的。

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家的佃農看到我都是畢恭畢敬的,很卑下的樣子,我從來不以為怪,因為農業社會,佃農耕種的土地一旦被地主收回,就沒辦法生活,所以對地主絕對的服從,對地主的子女也才會這樣巴結。

此時我開始意識到,在學校,我受日本人欺侮,當一個臺灣人,一點尊嚴都沒有,動不動被打,政治上給人欺負,這是民族壓迫。但作為一個地主的兒子,經濟上我欺負別人,這是階級壓迫。我知道被欺負的痛苦,討厭給人欺負,所以也開始覺悟到自己也不應該欺負人,甚至,世界上根本不應該有壓迫存在,我的社會主義意識,就這樣很素樸地產生。

當時我還看了日本的《三代實錄》,書中收錄日本明治、大正及昭和時代的許多政治歷史事件,沒有特別立場,只是報導。書中被捕的日本共產黨在法庭的陳述讓我很震撼。其中有個醫生加入共產黨,被問到為什麼?他說,他家是大地主,她媽媽患了嚴重的氣喘病,他從小立志做醫生救病人。一天來了一個年輕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肺結核。他告訴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營養的食物,就會好。兩年後,女工又來看病,卻惡化為末期,沒救了。醫生罵她為什麼不聽話。女工哭著說,她爸爸早就過世,媽媽長期生病,家裡還有兩個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讓弟弟長大,哪有時間休息!這位醫生說以他的經濟條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無法救全國同樣需要幫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產黨。他講這些話時,整個法庭寂靜無聲。法官說,他能理解這樣的心情,但為什麼要參加共產黨呢?醫生反問,現在有哪一個政黨提出解決這種樣社會問題的綱領呢?因此他認為,參加共產黨是唯一的選擇。

學校、家庭中的經驗,和書裡的思想慢慢結合了,我因此也覺得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走上共產主義之路是應該的。

我還看過,有一些日本地主階級的共產黨員,把土地分給農民。看了之後很激動。其中一位日本共產黨,把自己1000多甲的土地分給佃農。日本投降後,他選舉每次都當選。(臺灣曾經放映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裡面有個老左派,一輩子搞土地問題,為此坐牢,腳都被人打斷,但土地問題仍沒解決。結果美國佔領日本,強迫土地改革。他很挫折的是:一輩子搞革命沒解決的農地問題,佔領者一下子就解決了。我也有此感想,台灣是國民黨來了以後才強迫大地主把土地分給佃農的。)

除了這些左派書籍,我那時也看了很多文學。我們十四保(日據時代的鄰)姓孫的,在村裡捐了一個圖書館,裡面很多文學書。在那裡我看到日本白樺派,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有島武郎的作品,但那時左派的文章在雜誌上已經看不到了。後來我讀到托爾斯泰的《復活》,覺得和白樺派不一樣,裡面有「思想」。(我第一次出獄後看到陳映真的小說,也有同樣的感覺。我之前也看過白先勇的《臺北人》,文字很漂亮,陳映真的文字沒有白先勇那麼漂亮,但他有「思想」。)

我讀到的日本文學裡,也有反戰的作品。記得有個場景,主角引用與野謝晶子的詩。大意是:「你爸爸媽媽把你養大,不是讓你去殺人,你新婚的太太在哭啊,為了他們,不要去死。」那是日俄戰爭時的反戰詩歌,我看了很感動。
 
感謝高雄中學

很多年以後,我看到高雄中學高我4屆(第16屆)的校友宇敷民夫的文章,《消失在黑暗中的時代史》,他說:「高雄中學是充滿愛國主義和皇道主義思想的學校,所以內地人學生以能夠考上陸海軍軍官學校為榮。駐校軍事教官,武道、體育的老師給予學生的是極為野蠻的教育──高班生不需任何理由隨時可以毆打低班生,內地人更可隨時隨意毆打本島人…」。他又說,「在這種人種差別中我看到了現在日本人的驕傲的原點。總之,高雄中學的生活是野蠻、不愉快、恐怖的生活」。

我就是在這一所充滿野蠻、歧視臺灣人的高雄中學念書時,才意識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才進一步讀了左派的書,有了初步的社會主義的意識。所以儘管四年的高雄中學給我的是非常不愉快的記憶,但也感謝它沒讓我變成「三腳仔」。如果說,二二八事件改變了我的一生,那只是表面的。應該說,是高雄中學的生活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思想,這才是改變了我一生的根本原因。(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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