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會主義之路】系列講座之五:開發中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之路(一)

文/陳明忠(夏潮聯合會名譽會長)

〔前言〕

  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在資本主義相對落後的俄羅斯大地上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此後,有關俄羅斯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向來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有著極大的分歧,大部分忠於馬克思主義原典的「正統馬克思主義」信奉者(例如考茨基等人)都質疑在俄羅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他們認為:當時俄羅斯的人口還是以農民佔大多數,工業發展僅限於幾個大城市,管理計畫經濟的文化和組織條件又付之闕如。在如此落後的情況下,俄羅斯是否具備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和文化條件?實在令人懷疑。同樣的,二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化明顯地是在軍事強制底下完成,而中國、古巴、越南等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其經濟基礎也遠比革命前的俄羅斯還要落後。

  這些國家的革命,主要是反對殖民地剝削、民族隸屬以及貧窮的「反帝、反封建」鬥爭,與馬克思提出將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地區展開階級鬥爭的預言,大異其趣。對這些國家而言,社會主義的魅力並不在於釋放被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禁錮的社會生產力,而在於能夠將這些國家從「低度開發」、「極度貧窮」和「無知」的深淵中拯救出來。因此,革命勝利後的首要目標不在於解放生產力,而在於消除落後——不僅僅是在經濟上,同時也是在社會、文化上消除落後。

  這就與馬克思在經典中所展現的歷史法則大相逕庭。

  列寧曾經指出:「既然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列寧的主張充分地反映出布爾什維克先鋒隊思想的精髓——在「未成熟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也就是說「藉由國家權力的介入來擺脫經濟上的後進性,使其達到社會主義所要求的水平」。因此,為了趕上其他先進國家,實現經濟近代化,國家權力不僅運用在生產手段的國有化上,也包括在分配過程全面地支配經濟資源。

  蘇維埃模式(史達林體制)經濟現代化戰略,可以概括為下列三點:

(1)節縮消費、增加積累,大量投資於新興工業部門以加快工業化速度。

(2)選擇性地、不平衡地將資源運用於特定部門。也就是說,不依照「消費→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等由實際需求所決定的發展次序,而由史達林將其逆轉為「投資」優先於「消費」;「輕工業」優先於「農業」;「重工業」優先於「輕工業」;「生產」優先於「基礎建設」部門;「教育」(尤其是技術和職業教育)優先於住宅建設……。上述的「選擇性」也表現在生產技術的運用上:不僅在高順位生產部門,也在高順位工作部門優先使用近代科技,導致在部門間出現高科技與低科技並存的現象。同時,為了節約資本採取強制勞動和群眾動員的手段。

(3)最大限度的利用現有的資本和勞動力而不管成本效益——不以投資收益為基準的擴大生產量和雇佣量。

  蘇維埃戰略(史達林體制)在克服「未成熟性障礙」的問題上到底有沒有成功,基本上是毀譽參半:

(1)一般而言,蘇維埃發展戰略的初期目標,尤其是在與工業基礎有關的礦業、鐵、鋼以及重工業技術部門,大致上都得到迅速創建和大幅度的擴張,證明了中央計畫經濟的有效性。

(2)但就工業成長的社會成本而言,計畫經濟無疑是失敗的——工業部門勞動力的過剩配置,被認為是「將失業隱藏在工廠區內」,而指令性的經濟管理體系也造成嚴重的環境破壞。

(3)高度的成長成本並沒有帶來消費的提高,反而產生「短缺經濟」和官僚化分配機構的濫權。

(4)最後,蘇維埃戰略因資源和勞動力的枯竭,使其經濟成長速度嚴重減緩。

  總的來說,蘇維埃發展戰略可概括為「保守的近代化」:就克服經濟上的後進性而言,它確實帶來了無法否定的進步;但是因為壓抑消費,打擊勞動人民的主觀能動性,因而無法應付快速變動的科技發展,雖然在傳統產業的發展上取得成就,卻在高科技的產業發展上相對的落後,也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進的消費需求。

  既然「既存」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新體制,不是為了打破舊社會生產關係的桎梏來解放生產力,在發展過程中便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與馬克思主義理念相乖離的面貌。因此,在史達林去世後,便產生了許許多多的改革方案——如「市場社會主義」等等。1991年12月蘇聯解體,意味著戈巴契夫政權所推行的改革路線Pyergestvoyka(其意為「重建」)的結束。Pyergestvoyka嘗試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推行市場經濟,但可惜的是,在理論上尚未充分論證之前就因為體制的解體而煙消霧散。解體後的政府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和中央計畫經濟無法並存,從而選擇了全面走向自由市場和私有化的道路。

  從此,資本主義「最後勝利」的大合唱,席捲了整個世界。

  主張「新思考」的Pyergestvoyka藉由史達林體制的解密,在進行「重新認識歷史」的過程中展開了一連串對列寧社會主義理念的討論。在這場討論中,一般將1918年中期到1921年初期的「戰時共產主義」,視為是史達林體制的原型,並據此嚴厲地批判列寧的社會主義經濟構想。例如,將「廢除商品交換」視為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反農民意識型態的表現,指摘列寧在當時不該支持該項政策;又例如,指控「戰時共產主義」是意圖實現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商品的社會主義」的觀念,因此認為「新經濟政策」(NEP)正是對社會主義理念的放棄;又例如,批評馬克思所提出的「社會主義與商品生產不可並存」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單一工廠」的主張,就是誤導蘇聯革命走向「戰時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等等,不一而足。

  根據上述的觀點,不僅將推行農產品分攤徵收、工業國有化和廢除市場的「戰時共產主義」視為是史達林主義的根源,更認為「戰時體制」不僅僅是為了因應帝國主義列強的干涉戰爭以及俄羅斯內戰所被迫採取的「非常措施」,而是建立在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經濟認識的基礎之上。所以,他們斷定從戰時共產主義走向NEP的轉變,反映出列寧本人對社會主義經濟認識的重新思考。

  事實上,在馬克思所謂的「沒有階級分化,甚至沒有社會分工」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當然不可能有市場經濟的存在。但是如果是在史達林所定義的社會主義階段,也就是說,在「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這兩種所有制型態並存的社會主義階段,就不可避免的存在著兩種所有制體系間的交換關係,因此,市場和計畫應該不是兩者擇一的問題。而且,一般將「計畫」僅侷限於「中央集權的指令性計畫」的定見,忽視了「多樣可行性」,也是一種理論上的窄化。

  Pyergestvoyka的主張是為了將生命力已經枯竭的指令性計畫經濟,轉變為具有彈性的、有效率的計畫經濟,從而大膽引進市場經濟概念而形成的市場與計畫的共生關係。其實,在社會主義階段是否還存在市場經濟是一回事,但是在各種物質、精神條件都尚未成熟到足以進入社會主義的國家,尤其是以「走向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國家,在條件的準備時期(即所謂的特殊過渡階段,或過渡時期前社會主義階段)利用市場經濟是否就等同於「走資」?恐怕還值得商榷。

  從1921年到1928年在蘇聯所推行的「新經濟政策」(NEP),就是革命後甫誕生不久的「新社會」,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的情況下,利用市場經濟來復興國民經濟,進而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條件的政策體系。NEP之後,中國「新民主主義」建設路線以及「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建設路線,都是既要利用市場經濟的活力來建設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各種條件,同時又要控制市場的無政府主義作用的嘗試。在這種嘗試中,市場和計畫這兩種社會經濟調整機制的探討(包括兩者的共生關係)是非常主要的。

  同情社會主義,但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英國經濟學者JoanRobinson認為:「既存」的社會主義體制,乖離了馬克思主義理念,並非馬克思主義所謂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體制「…不是資本主義『後』的階段,而是資本主義的替代物。也就是說,是沒有經過產業革命的國家模仿產業革命的技術或成果的手段;是在不同的比賽規則之下達成迅速積累的手段」。換言之,她認為「既存」社會主義並非資本主義「後」的秩序,而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主義替代物。

  根據她的說法,等於不承認「既存社會主義」國家承經存在,蘇聯、東歐等國家所實行的並不是馬克思所謂的「社會主義」,而是「以建設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為目標」的過渡性國家。也就是說,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條件都尚未成熟的發展中國家,正處於著手建設的階段,並不是資本主義「後」的階段,而是一種「特殊過渡階段」,是過渡時期「前」社會主義階段。

〔一〕查蘇利奇給馬克思的信

1、西歐近代社會科學的特徵和侷限性

  社會科學做為認識社會的手段,是產生並發展於西歐近代社會,其中包括經濟學、政治學、法學、歷史等等不同的社會科學部門。因此,過去西方社會科學世界觀的特徵就在於以西方為中心的單向線性史觀。也就是說,是以西歐近代社會做為基準來衡量各個國家的過去、現在並展望其將來的世界觀。當然,以起源於近代西歐的社會科學及其概念、範疇、命題、法則等來研究西歐社會時,必然會展現一定程度的有效性。但是,如果將研究對象改為非西歐社會時,其有效性就會產生問題。20世紀的現實已迫使西歐中心主義世界觀的破產,也使得支持這種世界觀的西歐近代社會科學呈顯出相當的侷限性。

  20世紀的特點,就是在世界範圍內打破了西歐世界的壓迫,產生了許多非布爾喬亞、非西歐體系的開發中國家(包括開發中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這些國家的社會革命在全球社會運動中起了規定性的作用。這些開發中國家的誕生,迫使社會科學必須從西歐中心主義,發展成為以整個世界為視野的新的現代社會科學。

  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部門中,首先對西歐中心主義發難的是經濟學。著名的經濟學者Paul.A.Baran反省了這種現象,他在《成長的政治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一書中說:「低度開發國家的經濟後進性和先進國的壟斷資本、帝國主義支配之間有密切關係。兩者在現實上是一個整體之中的不同層面問題而已」。Baran的問題意識被A.G.Frank的「中心和邊陲」、S.Amin的「邊陲資本主義構造論」所繼承而誕生了「依賴理論」,並啟發了Immaneul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

  就西歐近代社會科學而言,首先誕生的是布爾喬亞社會科學,然後產生對它進行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它們彼此之間雖然爭辯激烈,但爭論的焦點都集中在布爾喬亞西歐和社會主義西歐孰優孰劣的問題;在如何對待非西歐社會的問題上雙方並無二致,都將視之為是西歐社會被動的陪同者。即便如此,馬克思主義在做為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整體構造中,不僅將西歐社會,也將非西歐社會做了正確的定位,而且在研究世界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中,提出:在世界規模上從資本主義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

  馬克思主義提出做為世界體制的資本主義(包括被迫編入資本主義再生產體系的非西歐社會)的特徵如下:

(1)在誕生於近代西歐社會的資本主義的主導下,成立了世界史上第一個有機聯系的世界經濟體系。(做為世界體制的奴隸制、封建制既不曾存在過,也不可能存在)。

(2)世界資本主義是以西歐資本主義發展作為主要動力,非西歐世界雖然在實質上是西歐資本主義能否存在、壯大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邏輯上卻可以被忽略。例如,在《資本論》中,非西歐世界只有在論及「資本的原始積累」時,作為促進資本原始積累的四個因素(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近代租稅制度、保護貿易制度)之一的殖民制度而被提及而已。

  就19世紀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看法是,世界資本主義的運動是直接地、全面性地由西歐資本主義運動所規定,非西歐社會的反抗運動是可以不予考慮的。例如,〈共產黨宣言〉(1848年)也只是將西歐以外的社會視為是被動性的角色,宣言中提出在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勞動者政權的一般政策是:收奪土地所有、高度累進稅、廢止繼承權等等。但那些都是適應於西歐社會的國內政策,卻獨獨遺漏了非西歐地區殖民地、隸屬國(包括西歐地區內殖民地)的解放政策。

  當然,馬克思在發表共產黨宣言時,對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問題已經有所意識,但他認為:要實現被壓迫民族解放的關鍵性條件,是無產階級革命在西歐的勝利。由此可知,雖然馬克思主義在問題意識上一貫主張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解放,但是在「非西歐社會的命運由西歐社會所決定」這個命題上,馬克思主義和當時的布爾喬亞學派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其實,西歐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達的全部過程,是以西歐部分地區以及非西歐地區的殖民地化、從屬化過程作為前提。世界資本主義一方面在特定的地區內成功的確立其生產方式,打造出國民經濟和民族國家,形成走向布爾喬亞發展道路的國家群體;另一方面,也同時產生了被這些國家壓迫、剝奪了形成國民經濟和民族國家的可能性,從而走上從屬性發展的民族群體。所謂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以上述兩者的對立和互相作用為內容的統一體。

  但是,就整體而言,在19世紀被迫進行從屬性發展的非西歐地區各民族,由於其革命的條件尚未成熟,因而沒有被認為是規定世界社會運動性質的一個要因。由此可知,馬克思學派的觀點是直接受到他所屬的時代的制約,他們認為「只有作為『大工業特有產物』的無產階級,才是革命階級。想要在世界範圍上進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變革運動,只有在存在著這個階級的西歐布爾喬亞國家發起無產階級革命才有可能」。正如列寧在帝國主義研究中所說:19世紀是世界資本主義登上一個高峰的時代。在此之前,世界資本主義運動是由西歐資本主義發展和以其為立足點的布爾喬亞階級所規定。非西歐地區的民眾是在西歐布爾喬亞及其代理人的欺壓下,被迫走上「奴隸化和埋沒於礦山」之路。

  19世紀的西歐社會科學,除了馬克思學派之外,對於非西歐社會的民族問題、社會問題並沒有留下值得檢討的遺產。也就是說,作為近代社會科學的主流——布爾喬亞社會科學並沒有將非西歐社會一體同仁的視為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組成部份。反之,馬克思學派至少已正確認識到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主張西歐布爾喬亞社會的財富和繁榮是以非西歐社會的貧困、荒廢做為代價。所以,馬克思學派在回應十九世紀西歐內部殖民地愛爾蘭、波蘭的民族獨立問題,以及嘗試摸索出一條非西歐、非布爾喬亞發展途徑的俄羅斯「人民主義者」(Narodmki)所提出的各種問題中,創立了雖然還不能令人滿意,卻是現代社會科學可以繼承的理論遺產。

2、非西歐、非布爾喬亞發展和馬克思學派

  所謂愛爾蘭問題,就是指在19世紀,有關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勞工階級解放(社會主義革命)和英國殖民地愛爾蘭地區的民族解放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西歐的布爾喬亞社會的勞工階級解放問題和非西歐地區民眾的民族、社會解放問題之間的關係。本來,馬克思主義認識到「做為世界體制的資本主義運動,其積極性的規定要素在於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而認為西歐布爾喬亞社會的勞工階級的勝利(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才是殖民地、從屬國家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社會解放的決定性條件。但是,19世紀後半,由於工業的發展和殖民地經營,使大英帝國積累了龐大財富而繁榮,也因此而產生勞工階級的「布爾喬亞化」,墮落為「勞工貴族」。他們擁有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須的物質條件,卻喪失了革命的熱情。相反的,在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觀」力量卻從貴族、天主教主教神父擴大到人民大眾、下層階級(貧農階層)。於是愛爾蘭的經濟鬥爭同時變成為「民族鬥爭」,比英國勞工階級更具有革命性。就是說,在愛爾蘭已形成民族解放的變革主體。

  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拋棄從前否定愛爾蘭獨立的可能性以及只有倚靠英國勞工階級的革命勝利才能解放愛爾蘭的看法。反過頭來認為,愛爾蘭獨立是不能避免的,英國勞工階級為「愛爾蘭民族解放」而鬥爭,是英國勞工階級自我解放的首要條件;而愛爾蘭的獨立是英國勞工階級解放的前提條件之一。

  就馬克思主義學派而言,「波蘭問題」和「愛爾蘭問題」一樣,是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問題,是和人類的「普遍解放」有關的問題。資本的獨裁和帝國的獨裁都是同樣應該打倒的敵人。「一個民族不可能在一方面繼續欺壓其他民族,卻在另一方面可享受自由」(恩格斯)。馬克思在執筆〈共產黨宣言〉之前已指出,做為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具有兩種基本的社會矛盾:其一,是在西歐布爾喬亞社會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另一個則是殖民地宗主國和殖民地、從屬國之間的矛盾。起初,馬克思主義學派認為:殖民地、隸屬國的民族解放問題,要依靠西歐的布爾喬亞社會的勞工階級的勝利而獲得解決。

  但在經由對「愛爾蘭問題」、「波蘭問題」所進行的全面性、發展性研究後,馬克思學派得到如下的結論:

(1)殖民宗主國內部的階級矛盾和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民族矛盾,互為條件、互相依賴。

(2)除了以前者的解放做為前提,後者便得以解放之外;以後者的解放做為前提從而解放前者的條件,也已經成熟。

  另外,除了愛爾蘭問題、波蘭問題之外就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而言,「俄羅斯問題」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3、查蘇利奇給馬克思的信

  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俄羅斯社會發生了一個大變動:尼克來一世為了遂行戰爭承諾在戰後解放農奴。戰後農民發生暴動,迫使亞歷山大二世在1861年履行「農奴解放」的約定,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在反革命堡壘中發生的龜裂」。

  由於農奴解放而發生的社會變動中,產生了許多不同思想傾向的革命家,各自摸索著俄羅斯社會革命的方向和戰術。部分亡命於西歐的社會革命家開始接觸到馬克思的思想,並將其介紹到俄羅斯國內。因此,1872年《資本論》的俄語版在聖彼得堡發行,除革命家之外也受到知識份子的關注。然而,《資本論》序言中所提到的「縱使一個社會找到其社會運動的自然法則……該社會依然無法跳躍自然的發展階段,也無法以法令將其去除…」、「產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只不過是向產業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展示其未來的面貌而已…」卻令這些俄羅斯的革命家和知識份子感到困惑。

  

  俄羅斯農村雖然由於農奴解放而進入解體過程,但在廣大的農村地區還普遍殘存著農村共同體。就這種俄羅斯社會而言,是否必然要經歷《資本論》所描述的原始積累和新的剝削階級?俄羅斯是否也和德國一樣,註定要走上英國走過的路?或者是可以跳躍這個階段而進入馬克思所描述的更高層次社會?這是俄羅斯革命家讀過《資本論》之後自然會產生的疑問。

  馬克思於1877年11月左右,寫給《祖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說:「(資本論中有關)原始積累那一章,只不過是將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如何從封建經濟秩序的母體中分娩出來的過程說出來而已。如果將我對西歐資本主義誕生的歷史描述,轉化為所有民族無論在任何歷史的情況下都必須經過的『宿命性』的、具有普遍性發展過程的歷史哲學理論的話,那絕不是我的本意…」。

  假如西歐的歷史發展進程並不具有普遍性,那麼不屬於布爾喬亞世界的俄羅斯將有何展望呢?1881年2月16日,俄羅斯人民主義者(Naroduiki)成員之一,後來結成「勞動解放團」的查蘇利奇,針對俄羅斯未來的展望,尤其是俄羅斯農村共同體的命運,以及是否世界上所有國家經過資本主義階段是歷史的必然?等問題,代表她們的同志寫了一封信給馬克思並提出質疑。查蘇利奇當年所提起的問題,即使在今天還是非常有意義。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的回信中說:「俄羅斯的農村共同體是俄羅斯社會的再生據點」,指出俄羅斯的非西歐、非布爾喬亞發展的可能性(即轉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多樣性)。那麼,馬克思究竟根據什麼理由指出這種非西歐、非布爾喬亞發展的可能性呢?

  寫給查蘇利奇回信草稿的一年後(188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俄羅斯第二版的序文中,針對「俄羅斯的農民共同體,是否能夠直接移植到共產主義公有制這種更高層次的型態,或者是,相反地走上與西歐歷史同樣的解體過程?」做了如下的回答:

「對於這個問題,今天所能夠做的唯一回答是:假如俄羅斯革命能夠引發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而後雙方能夠互補,現在俄羅斯的土地共有制可以做為共產主義發展的出發點」。

這就是說,俄羅斯的非西歐、非布爾喬亞發展的可能性,是以俄羅斯革命和西歐革命的相結合做為條件。

  相對於馬克思的觀點,恩格斯更重視保障非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他認為,俄羅斯要迴避資本主義制度的痛苦,「第一條件是從外而來的衝擊。首先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本主義崩潰從而顛覆了西歐經濟體制」,「西歐無產階級戰勝布爾喬亞從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社會管理的生產方式所取代。這就是俄羅斯共同體能夠提高到西歐同一階段所必須的提前條件」;「剛剛進入資本主義生產的後進國家,因為還留存著氏族制度及其殘餘,必須等到在西歐的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誕生的故鄉和最繁榮的國家中獲得勝利後,以社會主義西歐為模範並在其積極支援的條件下,才能夠縮短道路走向社會主義。」而且這種過程不僅僅是適合於俄羅斯,也適合於現在還處於前資本主義階段的所有國家。

  由此可知,馬克思學派並不認為:處於前資本主義階段的後進國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他們認為,後進國家走向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完全依靠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以及以勝利後的西歐共產主義為模範並受其積極援助才能成功。


本文原分類:[夏潮聯合會][思想評論][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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