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第47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三)

從光復到二二八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光復


陳明忠先生在2012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舉辦「二二八事件與青年學生特展」開幕記者會上,與自己的資料檔案前留影。陳明忠在二二八事件當年還是台中農學院學生,並兼二七部隊突襲隊長。(圖片∕陳明忠)



光復前,我已考上台中高等農林學校(光復後改為「省立台中農業專科學校」,是中興大學前身),1945年9月,我收到入學通知,到學校報到。教務主任是大陸來的,看我才16歲,怎麼可能考上大學,要我降一級念「預科班」。我跟教務主任說,日本的學制是中學五年,因為戰爭又改成四年畢業,我才能這麼早考上大學。我的國語還講不好,他又不會說日本話,兩人溝通不良。我們只好去找院長周進三,他在日本留過學,知道日本的學制,一看我的材料就說,沒錯。我就開始了大學生活,因此我對院長的印象非常好。

農學院有農化、農藝、森林、農業經濟、植物病蟲害共五系,每系只有一班,我讀的是農化系。
 

日本投降了,國民黨軍隊還沒來,這段時間比較混沌。我被分在第二宿舍,宿舍裡的日本學生因為戰敗苦悶,在一起喝酒,喝醉了,就揮著刀,叫我們台灣學生起來,嚷著「喝酒,喝酒!」那哪裡是酒,是酒精泡水,很難喝。但是沒辦法,還得應付他們。有個晚上我回來,發現棉被沒有了,原來有個日本學生把我的棉被拿去當掉了。我很惱火,一氣就搬出宿舍。管理員說,你創記錄啊,住九天就走。十月十七號國軍來了,我把日本學生全部趕到第一宿舍,我成了第二宿舍的龍頭。
 

光復了,好多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回來,轉校進來,慢慢每班人多了,有二三十個人。在班裡,我被指定做班長。第一學期考試的時候,有消息傳出來說,考第一名的姓陳。班上有個同學叫陳保德,嘉義農校畢業,成績很好,都以為是他,沒人想到成績一公佈卻是我。我才16歲,考第一名,平常看起來也不用功的樣子。他們不服氣,有次特意出題考我,看我怎麼算。我一下就算出來,而且比老師想的解題方式還簡便,這樣他們才服氣。
 

光復了,台灣人揚眉吐氣,曾經被欺負得很慘,這時就有了報復的心理。有些地方,如台北,開始出現打日本人的情形。也有學生自發組織來維持秩序。我們十幾個學生也組織起來,自覺是民間的員警。
 

日本人挨了打,也要報復。報紙上登出來,有日本人組織了一個「幻組」的暴力組織。有天我在宿舍,一個日本同學打門口過,唱「幻組之歌」,故意反復唱,MABOLOSI 。我從床上跳下來,拿起一把木刀衝過去,他卻不敢打,跑了。
 

有次路上遇到一個商業學校的日本學生,走到比較黑暗的地方,我就突襲,在他印堂上打了一拳。有時候突襲時碰到體格很好的人,反而會給對方打得半死。我小孩子時候就頑劣不好管,經歷了高雄中學和當兵的經歷,十六、七歲,少年氣盛,一想起從前被欺負,現在能夠報復,特別有種旺盛好鬥的勁頭。
 

讀書
 

光復後,有些日本人為了生活,把傢俱、衣服、書籍拿到街上賣。當時最令我覺得意外的是,有不少的日本人還有如《資本論》等左翼書籍。我買了不少,但看不太懂。當時我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的理解大都來自日本的反共書籍──因為要反駁,不得不闡述共產主義理論。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反倒是來自大陸的《觀察》和《展望》雜誌。
 

光復後幾年,台灣的文化很活躍,有許多從大陸來的知識份子,大陸的書籍和雜誌也跟著進來。台灣人中有頭腦有理想的,也都很活躍,辦了很多雜誌和報紙。因為看到國民黨接收的狀況非常差,年輕人都想在思想上找出路,自由主義的《觀察》和共產黨的《展望》等雜誌在台灣銷路都很不錯。不過,據我的感覺,《觀察》被接受的程度還是高於《展望》。社會主義或共產黨成為年青人的思想選擇,是二二八事件以後的事。
 

從高雄到台中讀書以後,最讓我吃驚的是,街上十字路口旁常有20-30個年輕人,圍著一圈彈風琴一起學「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到處也都有自動教人國語的小型團體,可見台中地區日據時代的文化氣氛一直很好,而且反日情緒很強,光復後才有這種自發的熱情。這讓我感到十分震撼,也深深感覺在思想上我比那些人落後太多了。
    

兩年後二二八事件發生,我在「二二八最後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當年教唱國歌,教學國語的那些人圍在謝雪紅旁邊,聽謝雪紅指揮的情形。再經過三年,白色恐怖肅清全面展開,我又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裡,看到了那些人被槍決前的最後一幕。這就是說,由於國民黨接收的失敗和二二八事件,他們拋棄了國民黨的「白色祖國」,走向了共產黨的「紅色祖國」,然後,從容就義。這就是那批愛祖國、愛人民的熱血青年的下場,我一直沒有忘記他們。日據時代反日,光復後反國民黨,這樣的年輕人都是時代的先覺者。那時代,懷抱理想就是要掉腦袋的事情。
 

光復後的農學院教授,部分留用原來的日本人,部分從大陸過來。台灣本地的老師很少,有位林秀棟,羅東人,五十年代因「羅東案」被判十年。院長周進三和教務主任,都是從大陸來的。大陸來的老師的風格和日本老師不同,對學生態度很好,是經過新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吧。但我們和大陸老師語言不通,雖然覺得他們帶來民主、進步的氣氛,但很難有更多的交流。不過,我們對他們的印象都很好,二二八事件時,我特別把他們帶到宿舍,請同學把他們保護起來。
 

風雨欲來
 

台中火車站前面有一條大路,我們宿舍就在火車站後面,電影院在前面。鐵軌兩邊有天橋可通。我和同學去看電影,嫌麻煩不走大路,常常通過天橋到前站,然後跳欄杆過去,這可以說是受到光復後社會失序的影響。
 

火車站附近有憲兵巡邏,有次被他們抓到了,叫我們跪下。說:讓你們台灣學生瞧不起我們中國兵,媽的跪下。我們是三個人,他們也三個人。我看他們拿著手槍,安全栓還沒開,偷偷跟那兩個同學說:我們打,一個對一個。他們兩個不敢,跪下來了。我不跪,我說:我們是學生,你們管不著,報告到我們學校去吧,他們就動手打我。這時很多人圍過來看,看得憤怒了,就喊起來。他們也有點害怕,就放我們走了。跪下來的兩個同學一直覺得對不起我,1960年代我出獄回家後,他們還來我家向我一面恭喜回家,一面道歉說,當年讓我挨一頓打。
 

 那個時候,民怨已經累積到一定程度了。光復初期的激動,興奮,揚眉吐氣,都成了深深的失望。物資短缺,通貨膨脹。官員多用大陸來的,看到的儘是貪污腐敗。國軍是橫行霸道,又騙又搶,根本亂來。
當時在學生宿舍,每個學生繳三十台斤米,應該夠吃的,但都被管事的人貪污掉了。我們吃不飽,只好自己去買米燒飯。買米的時候,到第一家問,二十塊一斤,太貴了,換一家,二十五;再換,三十塊!趕緊回到第一家,二十塊變三十五塊了。就是這樣,一天之中,漲價幾次。
 

有次在市場上,看到部隊的兵也來買米,他們買了一大包,大概六十公斤,要兩百塊。那個兵就拿出一張大陸的紙幣,面額1000塊。老闆不收,說沒看過。他說:你不是中國人嗎?老闆說:是啊。他說:中國人怎麼不用中國的錢?老闆只好收了,而且還要找他800塊。當然這張紙幣就是廢紙,不知道大陸哪一時期哪個軍閥發行的,根本一文不值。
這種事情看得太多了,大家火大了。後來我才明白,國民黨不代表祖國,對國民黨不滿和對中國不滿是兩回事,但那時弄不清楚,就變成很討厭大陸來的人。接著又發生了穿越鐵軌遇到憲兵的事,我非常憤怒,對祖國的熱望變成了絕望。也就因為這種不滿的情緒,我才沒有認真學習國語。
 

所以「二二八」發生的情感因素是很大的,是民怨,盼望祖國,祖國來了,怎麼來了對我們這樣?我那時還不了解,這是整個中國近代動亂、帝國主義侵略、國共內戰的一個後果,是內憂外患的一部分。經過二二八事件的洗禮,看到一些先輩的行動(譬如街上自動教唱國歌的那一批人),我的思想逐漸清楚了。必需以革命行動來根除老中國的一切舊習氣(以國民黨為代表),把新中國建立起來,中國才會有希望,台灣才會有希望。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我就加入了地下組織。(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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