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台灣人的左統之路(上)──陳明忠訪談紀錄

文/呂正惠、陳宜中

  陳明忠先生,1929年出生於高雄岡山一個大地主家庭。日據末期,考上高雄中學,因在學期間備受日本同學欺凌,才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開始反抗日本人。畢業後服役,被迫構築工事,因脫逃曾遭關押。光復後,就讀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二二八事變期間,加入起義隊伍,並參加謝雪紅二七部隊的敢死隊,在埔里的烏欄橋戰役中最後一人離開戰場。1950年白色恐怖期間被捕,判刑十年。1960年出獄後,因其優異的化學知識,曾到製藥廠工作,最後升任廠長。1976年再度被捕,被控接受中國共產黨命令,在台陰謀判亂。獄中備受酷刑,堅不屈服。經海外保釣學生及其他特赦組織大力營救,終由死刑改判為十五年徒刑,1987年保外就醫。出獄後,曾為組織「台灣政治受難者互助會」及「中國統一聯盟」大力奔走。陳先生與林書揚先生(被關三十四年七個月)為目前台灣左統派中最受尊敬的兩位前輩。

  國民黨來台接收大失民心,台灣的反國民黨力量主要是向左轉,支持當時處於內戰中的共產黨。50年代的白色恐怖統治,目標就是要清除島內這一反抗力量。這些左派,大約三分之一被槍斃,三分之二被關押,主要的精英很少倖存。被關押的左派,出獄以後成為被遺忘的一群,生活在茫茫黑夜之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成了問題。這批老左派的難題之一是,他們很難流暢地表達自己的看法。除了必須努力了解他們在獄中時外面所發生的變化之外,他們的語言表達也大有困難。他們大半接受日本教育,在年富力強有機會全力學習中文時,卻關在獄中至少十年,喪失了最好的學習機會。

  下面的訪談是50年代反國民黨左派一次非常完整的觀點表達,涉及台灣、現代中國、社會主義的許多重要議題,充分表達了像陳先生這種老一輩左統派革命者的觀點。

一、「台灣人的悲情」來自日本的統治

  問:陳先生,您的經歷非常特殊,我們今天的訪談,事先沒有設定一個問題表,您想怎麼談就怎麼談,請從您最想說的談起。

  陳:我想先談「台灣人的悲情」。民進黨說,二二八是台灣人的悲情。這根本不對。以我的經驗,台灣人民在日本的統治下,沒有任何尊嚴可言,這才是真正的「台灣人的悲情」。我因此知道自己是「清國奴」,是中國人,才開始起來反抗,我的一生從此就改變了。

  如果要講悲情,就要從日據時代講起。日據時代,台灣人是二等國民,被欺負到什麼程度?我的思想改變是從高雄中學開始,當時我們一班五十個人,只有十個台灣人,其他都是日本人。我經常被罵是「清國奴」,動不動就被打,我搞不清楚為什麼。後來,我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對我衝擊很大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和一個日本同學打架,事後來了十幾個日本人打我一個,最後跟我講一句話:「你可以和內地人(按: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贏。」這對我衝擊非常大。不是說一視同仁嗎?我一直以為我是日本人,但台灣人和日本人打架卻不可以打贏,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的腦筋開始產生混淆,兩三年以後才知道原來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思想才整個轉變過來。

  我感覺到在日據時代作為臺灣人,真是一點尊嚴都沒有。例如,當時村長在鄉下都是有聲望的人,是我們尊敬的人。但是,日本的警察叫村長跪下,村長就要跪下,這在我們看起來,實在是太瞧不起台灣人了。日本人跟台灣人的薪水也不一樣,同樣的學歷,日本人的薪水比台灣人高60%,為什麼會這樣?再舉個例子,我認識一個人叫做林金助,是石油公司的工友,給大家燒開水泡茶的。可是林金助這個名字日本人也有。有一天上面有人來視察,從名冊上看到名字,以為他是日本人,馬上升他當雇員,因為日本人是不能當工友的。日本人可以當勞動者,就是不能當工友幫人服務,不能倒茶、掃地。你想,當時身為台灣人是什麼感覺?我們是二等公民,甚至是三等公民(因為還有琉球人),一點尊嚴都沒有。我家是大地主家庭,我每天有牛奶喝,但因為在日本人面前沒有尊嚴,才知道尊嚴最重要。我家的佃農在我面前也沒有尊嚴,就像我在日本人面前一樣,所以,我開始反抗日本人的統治,也開始轉向社會主義。所有的台灣人,在日本人面前都沒有尊嚴,那我們台灣人是什麼東西呢?難道這不是「台灣人的悲情」嗎?

二、二二八不是省籍衝突

  問:那您怎麼看待二二八?

  陳:二二八是反抗,是反抗國民黨的惡劣統治。「造反有理」,這是人民的哲學。二二八是反抗,不是悲情。

  問:您反抗日本人,又反抗國民黨政府,這有什麼不同?

  陳:當然不一樣。日本人是外國人,他們瞧不起所有中國人(包括台灣人);國民黨是中國人的政府,它是一個不好的政府,我們是反抗一個我們自己的不好的政府。二二八時,我們反對的是一個惡劣的政府,而不是所有外省人。當時從大陸來的人,好壞都有。台中農學院的外省老師,包括院長(就是校長),學問好,思想開明,我就很尊敬。我不但不反對他們,還保護他們。二二八事件期間,我把他們集中起來,請我的學弟林淵源(他後來當高雄縣長)照顧他們。

  問:照您這樣講,二二八就不是省籍衝突,至少主要不是省籍衝突?

  陳:二二八本質上是一個反抗惡劣政府的行動,不是省籍衝突。當然有些本省人情緒激動,打了外省人,這是有的,但不是主要的。你們還要注意,當時的省黨部和陳儀是作對的,他們要把事情鬧大,好搞垮陳儀。蔣渭川是省黨部的人,他找了一批打手,專打外省人。他故意製造糾紛,就是要把事情鬧大。

  我們在台中開大會鬥爭台中縣長劉存忠,因為他貪污。民眾要把他處死,謝雪紅說,他有罪,但罪不至死。民眾又喊要割他耳朶,謝雪紅又說,那太殘忍了。民眾說,那就打他,於是謝雪紅讓一些人上來打。這可以証明,反抗的人相當節制,知道自己要幹什麼。但蔣渭川這個人你們要注意,他是省黨部李翼中的人。二二八之後,他當了台灣省民政廳長。我第一次坐牢之前,在1950年1月9日的中央日報上(按:此時陳先生拿出複印的剪報資料),看到一則怪異的啟事,內容是「慶祝蔣渭川、彭德、李翼中、林日高等四人出任民政廳長、建設廳長、省府委員」。在賀詞的下面有21人署名同賀,名單中好多人竟然都是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或行蹤不明的台籍人士,像林茂生、王添灯、林連宗、宋斐如、王育德的哥哥王育霖、還有陳炘。我後來坐牢時,才聽說這則啟事是地下黨(即共產地下組織)的吳思漢刊登的。吳思漢為什麼要用這些人的名義來刊登?因為據說這些人之所以被害,都是蔣渭川告的密,所以吳思漢故意用他們的名字以示抗議。蔣渭川是CC派,他的老闆是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也是CC派。那時候被打的外省人,很多都是蔣渭川的人打的;蔣渭川找了一批流氓,到處搗蛋,要把政學系的陳儀鬥倒。陳儀很氣,要抓蔣渭川,結果被蔣跑掉了,蔣被李翼中保護起來。蔣渭川的女兒,為了保護父親,擋在蔣渭川前面,結果被陳儀派去的人殺了。

  李敖曾說,二二八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台灣人殺外省人,第二個階段是外省人殺台灣人,第三個階段是台灣人殺台灣人。李敖的說法太誇張了,很容易引起誤解。第一個階段,一些外省人被打,少數人被打死,蔣渭川的打手到處亂打人;第二個階段,外省軍隊從基隆登陸,一路開槍掃射,但因為大部分台灣人躲了起來,所以只有在街上的人,才會被流彈打中;第三個階段,國民黨補殺了一些台灣知名人士和地方領袖,其中不少人可能是蔣渭川開名單密告的,所以李敖說台灣人殺台灣人。李敖講話是很生動,但太誇張,很容易讓人誤以為二二八是省籍衝突。

  當時,我們根本不覺得二二八是省籍衝突。我們要反抗的不是外省人,而就是貪官污吏。但是,貪污的人都躲起來了,倒楣的卻是一般的外省人;有些外省人挨揍,還有些被打死了。不過,二二八的性質並不是省籍衝突,而是反抗國民黨暴政,是政權跟人民之間的衝突。

  壞的人是那些貪官污吏,但我們學生對外省老師的印象就比較好。因為,那時候來台的外省老師很多都受過很好的教育,左派的也很多,比較進步,比較講民主,跟學生相處很像朋友。台籍老師受日本人影響,權威性較強,講話都是用命令的,所以學生對外省老師比較有好感。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說法,黃春明也這麼講(他的外省老師因為是共產黨,後來也被槍斃了)。

  關於二二八,我還可以說兩點。民進黨一直在製造一種印象,讓人覺得,二二八時國民黨在臺灣進行大屠殺。依我的了解,二二八死的人,大約在一千上下。1950年我被捕時,在獄中跟臺灣各地的難友聊天,了解各地的狀況,據我當時估計,大概就是這個數目。後來,民進黨成立了二二八賠償委員會,列了一大筆經費,到現在錢都還沒領完。據我探聽,領的人不超過一千人,而且其中有一些還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領的。民進黨完全不公佈這個消息,還繼續炒作,實在很不應該。

  還有,陳映真跟我講過,有一個外省老師,看到接收人員欺壓臺灣人,非常不平,寫了幾篇小說加以揭露,發表在上海的文藝刊物上(按,這些作品已收入人間思想叢刊《鵝仔》,人間出版社,2000年9月),可見二二八主要是「官民矛盾」,不是「省籍矛盾」。

三、白色恐怖是國民黨鎮壓人民,不分省籍

  問:您的說法跟民進黨的差很多。有些台獨派說,二二八是台獨運動的起源,您不同意吧?

  陳:好多人(尤其是台獨派)說,二二八是台獨運動的起源。這個說法我不同意。二二八是民國36年(1947年)的事,但是一直要到我第一次坐牢出獄的那一年,1960年,才有人因為台獨案件進來坐牢。另外,台獨派在日本成立「台灣青年會」是1960年,台獨聯盟是1970年在美國成立。怎麼看,時間上都差太多了。

  光復以後,台灣人熱情歡迎祖國軍隊的到來,可見他們對日本的統治有多反感。後來看到祖國的政府這麼糟,才開始想,要怎麼辦?然後大家才了解到,原來我們的祖國有兩個:一個是共產黨的紅色祖國;一個國民黨的白色祖國。既然壓迫我們的是國民黨,是白色祖國,於是年輕人就開始向左轉,向共產黨那邊靠攏。當然,當中有些人像我,在日據時代本來就已有社會主義思想;但是,也有些人是因為反對國民黨的暴政,才轉向共產黨的。所以,當時在共產黨裡面有這兩種成份,一種是日據時代就有社會主義思想的,還有一種是二二八以後對國民黨不滿才向左轉的。在第二種裡面,有些人日後因為反國民黨而變成台獨,李登輝就是一個典型;不過在當時,即使是第二種人,也是向左轉的,而不是主張台獨。根據後來警備總部的資料,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黨員只有72個人;但到了五O年代白色恐怖全部抓完之後,共產黨員統計有1300多人。從這個對比,你可以看出二二八以後年輕人向左轉的大趨勢。

  問:您現在談到二二八以後台灣社會的變化,接著就是白色恐怖,您對白色恐怖有什麼看法?

  陳:國共內戰國民黨失敗,撤退來台灣。當時我們認為,「解放台灣」是遲早的事,但沒想到1950年(民國三十九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竟然侵犯中國主權,開入台灣海峽。有了美國保護,國民黨像吃了一顆定心丸,就開始大量逮捕、屠殺反對他的人,特別是潛伏的共產黨地下黨員。

  我要特別強調,白色恐怖,是國民黨對於人民的恐怖統治。凡是被認為有可能反對國民黨的人,不分省籍,也不管有沒有証據,就一律逮捕。我被捕以前,大概是1950年的5、6月間,報紙登出地下黨領導人蔡孝乾投降的消息,他呼籲所有地下黨員出來自清。當時蔡孝乾所供出的共產黨員共有900多個,主要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系統(簡稱「省工委」),加上別的系統(包括搞情報工作的)。受難的共產黨員共約1300人左右。可是問題是,按照謝聰敏引用立法院的資料,整個白色恐怖時期因涉及匪諜案件被捕的人數就有14~15萬人,可見其中大多數人是被冤枉的。就共產黨員來說,他們是「求仁得仁」,是無怨無悔的;但是就大多數受冤枉的受難人和他們的家屬來說,白色恐怖當然是「悲情」。另外,根據台大社會系范雲的估計,在14~15萬受難人當中,約有40%是外省人。當時外省人佔台灣總人口數也還不到15%,由此可見,外省人受害比率非常高。所以說,白色恐怖不僅是本省人的悲情,更是外省人的悲情。所謂「台灣人的悲情來自於『外來政權』的統治」這種泛綠陣營的說法,並不符合事實。正確的說,白色恐怖應該是「白色統治階級對所有被統治階級的恐怖行為」,是國民黨對所有台灣人民(包括外省人)的恐怖統治,與族群矛盾沒有關係。

四、為什麼認同「新民主革命」?

  問:陳先生,您願不願意談談,二二八以後您政治態度的改變?

  陳:二二八前後,我對國民黨這個政權已經徹底失望。但當時我聽說,大陸還有一個共產黨,是主張革命的。後來,我就知道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說,中國是處在半封建、半殖民的階段。一方面,我們受制於封建傳統,譬如,中國還有很多大地主,許許多多的佃農整年勞動,卻一直處在飢餓邊緣。另一方面,我們又受帝國主義侵略,備受外國人欺凌,毫無民族尊嚴,譬如,台灣的中國人就一直受到日本人的欺壓。毛澤東認為,既然中國的農人、工人、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民族資本家這四種階級的人,佔了中國絕大部份人口,這些人應該聯合起來,一方面打倒封建的大地主階級,另一方面打倒受到外國收買的買辦階級,這樣中國才有前途。我突然了解,國民黨政權就是封建大地主和買辦階級的總代表;他們只佔中國人的極小部份,卻仗恃著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肆意的欺壓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包括台灣人)。這樣,我就了解國民黨為什麼會以這種惡劣的手段接收台灣;同時也了解到二二八的反抗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不認識整個中國的狀況。這樣,我就轉向了「新民主革命」。

  二二八之後,很多台灣青年都有這種覺悟。譬如,我高雄中學的學長鍾和鳴(後來改名鍾皓東,作家鍾理和的同父異母兄弟),畢業後考上台大,後來放棄不讀,和一群朋友偷渡到大陸,去參加國民黨的抗戰。光復後回到台灣,當基隆中學校長。二二八之後,他也是因為覺悟到,要救中國只有參加革命,所以他加入地下黨,不幸被捕。那時候還沒戒嚴,被判感化,但他不服感化,結果被國民黨槍斃。

  又譬如,台北的郭琇宗,跟我一樣,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念建國中學時,也跟我一樣,受到日本同學的欺負,起來反抗,被日本人關了起來。國民黨來接收的時候,還特別派人把他從監獄迎接出來。二二八之後(那時候,他已經是台大醫院的醫師),他也加入地下黨。白色恐怖時被抓了,國民黨要他投降,他寧可被槍斃,也不肯投降。跟郭琇宗同時槍斃的,還有許強和吳思漢。許強是台大內科主任醫師,在日本讀醫科時,日本人很佩服他的才智;他們說,如果諾貝爾獎有醫學獎,許強有可能得到。吳思漢原本在日本學醫,放棄了,偷渡到朝鮮,一路跑到重慶。在當時的中央日報上,他發表了〈尋找祖國三千里〉的文章,轟動一時;為了表示對祖國的情懷,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思漢」。後來,他們思想都改變了,轉為支持共產黨,被捕後寧死不降。他們這些人都比我們沒被判死刑的人,優秀太多了。當時這樣又有才能、又勇敢的台灣青年很多,最傑出的都被處死了。

  台獨派說,二二八把台灣的菁英殺了許多。這一點也不準確,因為二二八殺掉的知名人士並不多,而且,大半是年紀較大的。白色恐怖殺的青年人就不知多了多少倍,他們都是台灣未來的希望。應該說,台灣人才的斷層,關鍵在白色恐怖。當時還有很多島內的外省朋友,也跟我們一樣,一起合作,想要打倒國民黨。這樣,你們就能了解,為什麼國民黨有了美國保護之後,就開始逮捕、屠殺,而且牽連那麼多無辜的人。你想想看,地下黨聽說只有1300人,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卻多達14~15萬人(保守估計),你看這個政權有多殘酷!

五、台獨運動是地主階級後代搞出來的

  問:照您所說,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其實都是政權跟人民的矛盾;這個政權在壓迫人民的時候,是不分省籍的。但是,國民黨政權畢竟還有另外一個面向。當年老蔣幾乎完全用他帶過來的外省菁英統治台灣,所以還是種下了省籍衝突的禍因,以至於台獨派日後不斷炒作族群,甚至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都講成是「外省人殺台灣人」的族群殺戮。您能不能進一步對台獨運動做更細部的分析?

  陳:剛剛說到,二二八一直被講成是台獨運動形成的原因。我認為時間不對。二二八是1947年的事情,開始有台獨政治犯卻是在1960年左右;在那以前,只有廖文毅等幾個人是台獨政治犯,其他通通是紅帽子。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灣青年會是1960年,美國台獨聯盟的成立是1970年,和二二八相距太遠了。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的年輕人是向左轉,而不是轉向台獨。台獨的概念是從土地改革才開始。當然,土地改革是應該的,但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看法就不一樣。我自己家裡是地主,有好多親戚也都是地主;他們的感覺是:國民黨在大陸根本不做「耕者有其田」,來台灣才向台灣人下手,是要把台灣地主的勢力消滅掉。

  同時,土地徵收的價錢也差很多。台灣是兩期稻作,中間種雜糧,但是徵收土地的計算方式是以兩年的稻米收成來計價,中間的雜作不算。國民黨一方面用戰爭末期的糧食價格作為計價標準,讓土地變得很便宜;另一方面又把市面上只值一、二元的四大公司(台泥、台灣農林、台礦、台肥)股票,高估為十元來作補償。這一來一去,原本二十元的東西變成一元,所以很多人不滿意。

  地主不滿意,可是沒有辦法。因為白色恐怖,反對的話就會被抓起來,所以什麼都不敢講。但是因為他們家世好,早期到日本、美國的留學生都是他們的子弟。在海外台獨人士當中,台南一中和嘉義中學的校友比較多;一半以上的台獨幹部,都是這兩個學校的畢業生。因為最好的土地都在嘉南平原,嘉南地主的子弟就變成了海外台獨的主力。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林獻堂。在日據時代,他領導臺灣文化協會反抗殖民統治;他曾經因為去大陸訪問時說了一句「我終於回到祖國」,回來後被日本流氓當眾打耳光羞辱。這麼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一旦階級利益受到傷害,便放棄了民族意識。土地改革後,林獻堂跑到日本去,還曾支持邱永漢搞台獨。這也是為什麼台灣有縣市長選舉以來,第一個黨外的縣長是台南市的葉廷珪,因為台南是地主窩。還有,地主階級一方面因為「耕者有其田」拿到四大公司的股票,又經營中小企業發達起來,於是漸漸形成勢力。台灣內部的中小企業家,和在美國的台獨組織,這兩股力量一合流,台獨就發展了起來。所以,台獨運動事實上是台灣土地改革的結果,是地主階級的運動。這是我個人長期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是我第一個講的。可惜我以前收集的資料都散失了,但這個題目可以好好研究。


本文原分類:[夏潮聯合會][人民論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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