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第50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六)

我的1960年代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編按:
最近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正在舉辦一系列「重返1960年代座談會」,第一次座談會曾請陳明忠先生發言,因為限於時間,陳先生講的不多。現在根據陳先生的口述回憶草稿,將相關部份先行擇要整理發表,以供參考。


出獄
 

1960年我出獄了。到新店監獄辦理戶口,要在旅館住一晚上。當晚睡在榻榻米上,手腳可以隨意張開了,不像在監獄中要縮著身體睡覺,但很奇怪,竟然睡不著,只覺得身體怪怪的,不能適應。
爸爸和大姑媽領我回去,到岡山時候,看到一個女孩子迎面對我笑。我心想,這個女孩怎麼三八兮兮,不認識對我笑什麼。原來是我小妹麗玉,被捕的時候她剛考進台南女中,坐牢十年,現在都不認得了。
那時我們家已經從五甲尾搬到岡山了。1950年代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地主家每戶雖然可以保留兩甲土地,但我家沒人會耕作,只好把土地賤賣掉,媽媽帶著弟弟和兩個妹妹搬到岡山鎮上住。(爸爸早就搬出去和小老婆住)
    出獄時我31歲,因為常期肺病,在監獄中完全沒有受到照顧,從原來的65公斤變成43公斤,連老朋友都認不出來了。有一次在聚會上,一個很熟的朋友拉著我問:陳明忠在哪兒?我說,就是我啊,他好半天都不相信。
 

在旗山農校
 

政治犯出獄,找工作很難,社會上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岡山是空軍訓練司令部所在地,蔣介石常去視察,每次他要來的前一天晚上,就會有情治人員半夜來我家敲門,搜查我房間。我想我恐怕得離開岡山了。
這時林淵源來了。他那時已經在高雄的旗山農校當校長,知道我出獄的消息,就跑來找我,知道我找事難,就讓我去他學校教書。按說坐牢出來的人是不允許教書的。他跟情報機關的人說,我有這麼一個朋友,想請他來,可以嗎?情報機關的人知道林淵源是蔣經國要栽培的人,將來準備讓他當高雄縣長,就回答說,你就假裝不知道陳明忠坐過牢。這樣,我就到了旗山農校,在農產加工科教書。
當年在台中農學院讀書時,林淵源是我的學弟,我們都是高雄縣人,來往密切。有一次他生病開刀,我和另外一個朋友約好照顧他。那個朋友選擇白天看他,我就晚上看他,晚上當然比白天辛苦,我沒有講話。後來那個朋友連白天也不來,我白天、晚上都看他。林淵源覺得我很夠朋友,一直對我很好。所以這一次出獄,他完全不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讓我到他的學校教書。後來我第二次被捕,出獄後,他還是來看我,一點也不避諱。我們到現在一直有來往。(林淵源是高雄白派的領袖,王金平是他提拔的。後來他擁護宋楚瑜,始終不變心,是個極講義氣的人。)
我在旗山農校上課時候,情報機關的人會來聽。林淵源跟他們做保證,他們才來得少了些。(李娜按,我訪問了林淵源,林淵源說:情治機關的人常來找陳明忠,我就跟他們說:陳明忠是政治犯,那是過去的事。他也要生活啊,他在我這裡教書,保證與政治無涉,我負這個責任。)
學校的同事原來並不知道我坐過牢,那時候每週一要開週會,老師要輪流講話。林淵源私下交待教務主任,不用讓我講話了。教務主任覺得奇怪,就悄悄問我。我就告訴他,我坐過牢,是政治犯。這樣同宿舍的幾個老師也知道了,恍然大悟說,怪不得,我們早就覺得你很奇怪。
雖然有林淵源保證,情治機關也沒放鬆監視。我教書受學生歡迎,常有學生課餘來宿舍,找我聊天。有天,有個特務來,故意說:學生們跟你很要好啊。我一聽,這個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煽動學生,傳播反動思想,那是大罪名,搞不好要連累很多人,我不能害了林淵源。
正在這個時候,有個坐牢的朋友來找我。他的親戚在台北開了一家藥廠,讓我當化驗員,當時對藥廠按規定要實施品管,需要搞化學的人。我讀的是農業化學,我就決定走了。在旗山農校不到一年,不得不離開。
 

在中國新藥廠
 

這個藥廠的來歷是這樣的:董事長原來是做進口藥生意的,公司叫吉原行,生意很好。我記得當時治拉肚子的氯黴素針劑,一瓶二三十塊,但後來兩、三塊也可以賣,可見利潤很厚。董事長賺了錢,就在日本開東菱製藥廠,在台灣也投資了很多企業。中國新藥廠就是其中之一,打算在台灣本地生產藥品,這樣成本更低。他把這個草創的藥廠交給他的弟弟來做總經理,他是張克輝的同學。廠長是總經理的表弟,也是我農學院的學弟,是他叫我來的。但我是一個坐牢的同學王子奎推薦給他的。
當時台灣賣進口抗生素很貴,如果在本地做,成本很低,所以許多本地藥廠興起了。美國就要管控,要台灣政府衛生署執行品質管制,上面有個美援會的工礦小組負責這件事。因此,藥廠需要專業的化驗員,我就是這樣被請來的。
這個廠是家族企業,總經理和廠長找的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那些人雖然是農學院畢業的,但學的是畜牧、森林等科系,其實是外行。他需要學化學的,王子奎推薦了我,他就去查農學院的檔案,一查我是農化系,光復後第二期第一名畢業——但思想有問題。他就說,我們對國民黨也不滿意啊,但我們是做生意的,以後不要過問政治,只要你保證不再搞政治,我們就請你,我當然答應。
總經理跟我講話的時候,副總經理在旁邊看。他會看相,之後對我朋友王子奎說,他個性很強啊,會不會發生問題?王子奎說,不會啦,工作嘛,他會認真的。於是我就開始到藥廠做化驗員了。藥廠草創,很簡陋,在一個破舊的小三合院。我就睡在走廊上,擺張行軍床。
我進去才發現,如今化學已經大大進步了。以前化驗用化學天平,重量法,容量法,都是用滴管,由手工來做,現在都是用機器分析了。工廠從美國買了機器,一台Spectrophotometer機器十幾萬,是我一百個月的薪水。我不知道怎樣用,怕弄壞了。雖然有說明書,但我看不懂。何況,我不知道原料用得對不對?實驗方法是怎樣的呢?也都不知道。沒辦法,重新開始學,從原理開始。
進到藥廠不久,就派我去培訓,這是實行藥品管制的規定,廠裡的化驗員不培訓,就不能開藥廠。培訓地點是在台大醫學院。傷腦筋的是,好多英語都聽不懂。比如膠囊capsule,我讀的是「カプセル」。我在農學院學的英語,都是用日本方法讀的,講課的老師是留美的,發音全不一樣了。那時參加培訓的人很多是光復後才進大學的,而我是日據時代學的英文,幾乎完全聽不懂,不得不努力追趕,拼命地學。這樣受訓三個月,結訓考試,我是第二名。前三名要派到美國去繼續受訓,但我不能去,有政治犯履歷。廠裡派的其他受訓的人,根本沒考上名次。
我們廠的目標是成為甲級藥廠,但我們的設備是丙級的。總之,對我和工廠來說,都是從零開始。頭兩三年,我早上六點就起來,常常看書看到十二點才睡。連體力活我也幹,如搬藥瓶、送藥等等。
那幾年,真是非常用功,很累。放鬆的方式,就是每隔兩三個月,去台北看電影。從樹林坐火車去台北,進戲院前,我買了麵包進去,連著看三場。當時日本的電影還可以進來了。我喜歡看打仗的,談戀愛的就沒有興趣,覺得囉哩八嗦。打仗的速度就很快,反正是給腦子休息一下。那一陣子我其實過得很苦,但要吃飯,就要做事。如果在藥廠不能站穩,就麻煩了。
有一次,我們賣抗生素軟膏給軍隊,衛生署試驗所檢驗不合格。這是我自己化驗的,我知道沒有錯,就到衛生試驗所去溝通。我了解化驗的方法大家都一樣,問題在於,金黴素要抽出來化驗,是要用乙醚抽出來的。乙醚用的是小瓶還是大桶?結果就不一樣了。如果是用大桶,氧化之後,會影響分析結果。我問他們,他們是用大桶,那一定會有問題。我要衛生署試驗所那個化驗員重做,他不肯。他做這個工作也好幾年了,有自信,但我也有自信啊,兩人就吵了起來。科長出來了,息事寧人,讓他按照我說的試一次。結果出來後,果然我說得對。試驗員沒有話講了,以後對我的事他就不大敢找麻煩。
大概是我進廠的第三年,美援會工礦小組到各廠臨時抽查,隨便拿一份我們的藥品,要查品管資料,我都做得很好,每一種藥品我都可以提供相關資料。抽查結果我們做得最好,新聞對中國新藥廠做了特別報導。
衛生署試驗所是台灣最高的藥品檢查機關,美援會工礦小組是外國權威,兩邊都肯定我,幾年的辛苦終於有了成效,我在藥廠的信譽也就建立起來了。我在旗山農校教書時,月薪是900元;進工廠時當化驗員,月薪1200;1965年升品質管制科長,2800元。到了這個時候,我才敢結婚。
結婚後,生活比較穩定,我還不斷向外學習,又有了新的想法:做品質管制,是要用錢的,不是賺錢的。對公司來講品質管理成熟了,內外都肯定了,就要做研製開發新藥。新藥品質不好,會被退回。我因此就先研究為什麼會品質不好,把原因找出來,加以改良。這樣就更往上升遷,先調製造科長,再調副廠長,監管品質管理和製造。
 

當了中國新藥廠的廠長
 

因為我的工作成績,總經理要我當廠長,我不想接。這是個家族企業啊,我和他們的人沒有關係,人事上沒法管。老闆的哥哥也來工作,什麼都不懂,只好讓他管倉庫。有次我們做的口服液,成品有1000個,後來只剩下900多個,因為老闆的哥哥管倉庫,他覺得是營養品,就偷吃了,別人跟著偷吃。這個我怎麼管!我跟總經理講:你給他錢就好了,不要讓他來上班,我不好管啊。
董事長是大老闆,有很多企業,包括建築材料、摩托車工廠,最重要的還有東菱電子,中國新藥廠只是其中之一,而總經理就是他弟弟。這種家族經營潛在弊端很多,慢慢會拖垮企業。(後來東菱電子倒閉,負債二十多億。)
我有時候跟總經理抗議,日本人看了很奇怪,因為日本的企業下級是不敢向上級抗議的。總經理有一次對我說,我用過的人有兩三千個,沒有一個像你爬得這麼快!我回答說,也沒有人像我這麼認真做!總之這種家族企業,一個外人當廠長是很難的。我又坐過牢,是政治犯,一定會被人攻擊。那時就有嫉妒的人偷偷打報告,說我在廠裡散播反動思想。
總經理一定要我做廠長,我就講條件。第一,不能因為女工結婚,就把她裁掉。當時的女工,是按日計酬,剛進廠時一天八塊,結婚就被解雇。所以許多人為了工作,不敢結婚。我說這個沒有道理,要改。總經理說,她們到結婚時,一天工資已經漲到二、三十塊,是剛進來的兩、三倍,成本太高了。我說,她們是有經驗的工人,可以教導別人,發揮作用,不能因為結婚就裁掉。
第二,如果女工做久了,成績不錯,有能力,就把她升做助理員(等於是士官長),也變成月薪勞動者,這樣請假也有工資。這兩個條件,總經理答應了。我就接了廠長。
我替女工爭取權利,工廠營運很好,賺了不少錢,但我這個廠長還是做得很痛苦。當時台灣所謂經濟起飛,靠的是嚴重剝削工人,勞動沒有保障。法律是有的,民國初期定的勞動法是很先進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制定的,但台灣處於戒嚴時期,不執行,有什麼用!我是廠長,不是老闆,不是資本家。我不能幫助工人。我覺得待不下去了,打算辭職,總經理不同意,我就兩三個月不上班,他呢?還是每個月親自送薪水到我家。
為什麼呢?我當廠長是有功效的。女工支持我,因為幫她們爭取了權益,股長和科員也擁護我,因為我教他們技術,工廠運營良好。只有總務科長對我不滿意,他也是老闆家族的,家族公司嘛。
後來有人密告,說我宣傳共產主義。正好這時,藥廠有個推銷員,日據時代中學畢業的,業績很好,董事長要他出去另建東大藥廠,做總經理,後來也做食品,就是有名的「乖乖」。東大藥廠的廠長拉我過去,做技術部主任,不用做廠長,不用管人事,那就輕鬆了。而且以前的資歷都算在內,工資還再增加一點。中國新藥的總經理當然不高興,但我不管了,就走了。很久以後,我講這段經歷給別人聽,別人說,你怎麼一點都不想自己發展企業,這樣可以賺大錢。老實講,我一點也沒想過。我一直想的,還是想搞政治,只要我生活穩定下來,我不會放棄年輕時代的理想。
 

小牢與大牢
 

1965年我和也是政治犯的馮守娥結婚(編按,有關結婚的事以後再整理)。結婚後,在南京東路租房子住。警備總部對政治犯是要監視的,在住的地方的派出所都有檔案。有一天負責這個地區的員警來找我,要我每月付錢給他。事情是這樣的:附近有個賭場,是一群流氓搞的,這個員警有投資。沒想到賭場的老闆跑了,員警為了彌補損失,要他管下的八個政治犯,每個人每個月攤1000塊給他。我拒絕了,我那時工資是2800塊,給他1000塊我怎麼生活。但他就每天晚上12點來敲門,一直打擾我。怎麼辦呢?我就對他說:你很可能是共產黨喔,你老是找老百姓麻煩,讓他們反對政府,所以你可能是共產黨。他就不敢來了。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
我們坐牢出來,找工作困難,生活也困難,還要被監視,被敲詐,不想點辦法不行。我太太說,她剛出來,只要找到工作,特務就去找老闆,讓老闆知道她是政治犯。老闆害怕,馬上請她走路。幾次以後,她很生氣,跑到派出所大罵,還說要住在派出所,讓他們養。以後他們才不敢這樣做。
所以對政治犯來說,在綠島是坐小牢,回到社會是坐大牢。
 

重新開始
 

出獄頭幾年,要在藥廠站穩腳跟,不敢參與政治。1965年結婚後,生活也開始穩定了。我開始找資料,找書讀。以前曾偷偷聽大陸廣播和BBC的中文廣播,以便瞭解大陸的情況。坐牢出來的人,不敢公開活動,但我慢慢的開始偷偷活動,想辦法找地下管道買書。我發現了一家日文小書店,常常去買書,跟那老闆聊天,慢慢給他灌輸社會主義和對祖國的認識。這樣講了一兩年,他終於被我說服了,敢幫我買書。台灣老一輩都讀日文,所以情治單位對日文書店看得很緊,他幫我買書,是冒風險的。當然,書也賣得很貴。我讓他幫我買一些日本左派的書,還有日本《朝日新聞》、《世界月刊》之類的新聞、雜誌。這些,即使是在台灣的日本人,照規定也不能買,只有日本大使館可以買。書店老闆透過地下管道買進來《朝日新聞》,很貴。那時《聯合報》一個月75塊,《朝日新聞》一個月要1000塊。我為了找資料,花了很多錢,根本沒有想到應該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更好。
在東大藥廠的時候,我的月薪已經達到幾萬塊,大部分都用來買書了。幾個老同學又合買了影印機,偷印這些資料,通過秘密讀書會和私人交往散發出去。這台影印機立功不小──當時影印興起,大大便利了資料、資訊的傳播。那時,很多人,學界、政界的名人、政要都從不同管道間接的看過我們這些影印的資料。後來有一次開會,台大教授鄭欽仁跟我打招呼,他是有名的「台獨」,大家覺得奇怪。其實是因為,他以前也看過我印的書。(他是新竹鄭家的,很有聲望,是中過進士的家族。)
那時候很多人開始關心政治,關心台灣的前途,因為尼克森訪問大陸,接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中華民國被迫退出,然後,日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很多人感覺到了形勢的變化,不得不到處尋找資料,以便了解真相。雖然國民黨一直在喊「處變不驚,莊敬自強」,而且加強社會控制,但很多人還是在偷偷設法瞭解大陸的情況。也在這個時候,我和黨外的人,包括黃順興、康寧祥、郭雨新等人開始交往。
從這裡就進入了七O年代,台灣開始有了政治熱情,黨外勢力聲勢越來越大。整個七O年代,國民黨都想控制局面,但沒有辦法。他們製造了幾個案件,包括余登發案。我的案(第二次被捕)是因為我們不斷散播資料而引起的,案情以後再說。不過,當我被審判時,雖然我什麼都沒講,但警總還是透其他管道,知道了太多人看過日文的大陸資料,其中還包括內政部長林金生(曾經擔任過雲林縣和嘉義縣的縣長,是林懷民的爸爸)。由於牽涉太多人,我的案子拖了很久,海外才有時間搶救,我才能從死刑逃脫出來,也真是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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