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第50期】為什麼要讀陳映真?

趙剛
 

陳映真的文學願引讀者走向歷史、走向現實、
走向第三世界。圖為1996年5月1日,陳映真
參加在高雄舉辦的五一遊行。(圖 ∕ 李文吉)

自我2009年初,一頭栽進閱讀與寫作陳映真的狀態中,並一發不可收拾以來,已歷三寒暑。2011年,我出了此一主題的第一本書《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
在書的〈自序〉裡,我交代了幾個相關問題,包括,陳映真與我們這一代人的關係、我重讀陳映真的緣由,以及,以一個文學門外漢如我,在磕磕碰碰的閱讀過程中關於閱讀文學文本的一愚之得……。在那裡,我並沒有好好地針對一個重要問題──「為什麼要讀陳映真?」,作出回應。現在,我將要出我關於陳映真文學的第二本書了,我覺得應該要對這一問題作出回應,於是有了這篇「代自序」。至於一般性質的「序言」,也就是介紹這本書的內容以及表達感謝之言,則是表述在「後記」裡。

這篇「代自序」,一方面是向讀者您交代我何以認為陳映真文學是重要的一個自白,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封向公眾提出的意欲強烈的閱讀邀約信。但在寫作之中,我也常不安地轉而思之,這是否竟是那種常招人厭的「己所欲者施於人」。惶恐之餘,也只有建議讀者諸君不妨暫時只把現在這篇序言當作我的一個應是誠懇的自問自答,而設若您恰巧也接受了我對陳映真文學的價值的某些評斷,而希望進一步接觸的話,那麼,您也許應該直接閱讀陳映真作品,自行感受、闡釋與批評。之後,如果還有時間而且也還願意,再將這本書作為閱讀參照之一,且願意匡正我的某些讀法的淺陋與不達,則是我最大的盼望。而如果我的這本對陳映真早期的小說的詮釋之作,竟然替代了原始文本的直接閱讀與全面閱讀,則是這篇序言所不能承受的罪過。
    
直接切入正題。我將從歷史、思想與文學,這三個維度,分別說明為何要讀陳映真。(編按:由於文稿字數因素,本報經作者同意只刊載前兩個部分。)

一、歷史                                                                     

    回顧戰後以來台灣的文學界,陳映真佔據了一個非常重要且獨特的位置。這樣的一個論斷,是因為那無法避免而且也不一定必然負面的「偏好」嗎?答案是否定的。這麼說好了。試問:除了陳映真,還有誰,像他一樣,在這過去半世紀以來,意向明確且執著向前地將文學創作持續不斷地置放於大的歷史脈絡之下,疼痛地碰撞著時代的大問題,不懈地求索文學與歷史之間深刻的內在關係?

    也許,有人會嘟嘟囔囔地說,這不是我要的文學;「陳映真」不是我的菜。很好啊!口味是強加不來的。更何況,沒有哪一部文學作品是非讀不可的,畢竟這世界總是這樣或那樣繼續下去,不曾因這部或那部作品而變呀。但是,如果你給文學一點點機會、一點點重量,把它看做是一種幫助我們得以同情體會各種情境下的人物的境遇心情,從而得以更具體且更豐富地理解歷史中的他者,從而得以給自我理解多開幾扇窗戶,幫助自己評估價值、尋求意義的一種重要手段的話,那麼,或許你應該要注意陳映真的文學,更何況他講的正是和你、和我那麼密切相關的故事;特別是在很多很多個他說過的故事,以及故事裡的人物,已經被我們這個時代所遺忘之時。當歷史正在遺忘,陳映真文學的價值正是在拒絕遺忘。

拒絕遺忘,恰恰是要為當下找出走向未來的出路。因此,拒絕遺忘不是單純地回到過去,緬懷榮耀或是舔舐傷口──那是「遺老」的拒絕遺忘。對陳映真而言,「遺忘」是「歷史終結」這塊銅錢的另一面。拒絕遺忘,正是追問構成我們今日狀況的種種歷史線索。這要求我們打破霸權的記憶工程,讓我們重新理解我們的自我構成,看到自身是如何在歷史中被各種力量所形塑。這樣的自知,不待言,是理論與實踐的一重要前提。理論與實踐不是展開於一個前提自明的普世空白主體之上的。

    
因此,作為這樣的一個歷史的探索者,陳映真透過了他的文學裡的眾多主人公,向我們展現了很多現當代重要歷史階段或事件,從日本殖民統治、二戰及太平洋戰爭、國共內戰、二二八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全球冷戰、白色恐怖、兩岸分斷、反共親美右翼威權政體的鞏固、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深化、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學術與思想的美國化、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與去中國化,到如今持續迷亂整個島嶼的認同撕裂扭曲……。請問,在台灣當代的文學界,乃至思想界與知識界,在這半世紀多以來,持續不斷地直面追問這些從不曾「過去」的事件或過程的人,除了陳映真,還有誰?那麼,陳映真的文學難道不應該成為我們理解自身的一個重要憑藉與參照嗎?
    
上述的那些歷史事件,並非無人就此或就彼進行研究或表達意見,但少有人有陳映真的器識心志,直面它們的源流交錯,進而編織成一種歷史關係,對我們的今日提出一種原則性的看法。放大某一個孤立事件,然後擴而大之,周而廣之,形成一種單一的歷史解釋,並不為陳映真所取。歷史過程總是條縷共織、「多元決定」的。這一對待歷史的特點,我們無論是從陳映真1960年的〈鄉村的教師〉或是2001年的〈忠孝公園〉,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陳映真的文學後頭站著一個思想者陳映真,但這個思想者在歷史面前總是謙遜與怵惕的,他要從歷史中得到某些教訓,而非挾其理論斧鋸,以歷史為意識形態之林場。
    
堅定地把書寫持續定位在歷史與文學的介面上,陳映真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為之掩卷,為之躑躕再三的,就是他透過小說為那大多屬於「後街」的小人物所立的傳。在陳映真目前為止的36篇中短篇小說裡,這些小人物,或憂悒、或決絕、或虛無、或堅信、或樸直、或妄誕……。他們在那些雖是虛構的但卻又無比真實的時空中行走著,時而歷歷在目,時而影影綽綽。此刻飄到我腦際的就有:安那其少年康雄、吃過人肉的志士吳錦翔、紅腰帶骯髒的左翼猶大、浪漫青年藝術家林武治、「存在主義者」胖子老莫、質樸厚實的女工小文、虛空放縱的學者趙公、做著經理夢入瘋的跨國公司小職員林德旺、在幻滅中求死的老婦蔡千惠、在廢頹中生猶若死的美男趙南棟、本性端方的忠貞黨員李清皓、前台籍日本老兵林標、前滿洲國漢奸馬正濤……。這些,對我而言,都是一篇篇傳世的「列傳」,比歷史還真實的歷史。沒有它們,台灣的現當代史所可能具有的歷史記憶將更為粗疏稀薄乾枯,而歷史意識也將注定更同質更空洞,因為我們只能空洞地記著一些大事件的年與一些大人物的名。因此,陳映真文學,其實竟是歷史的救贖,它重新賦予那些被歷史挫敗、傷害並遺忘的「後街」人們以眉目聲音,再現他們的虛矯與真實、脆弱與力量、絕望與希望,讓讀者我們庶幾免於被歷史終結年代的當下感、菁英感與孤獨感所完全綏靖,從而還得以有氣有力面對今日指向未來。

陳映真的小說在認識歷史上是有效且有力的。以我的教學經驗為例,我曾以陳映真小說作為我所任教的大學裡「台灣社會變遷」這門課的唯一閱讀材料,取代了長期因循西方(美國)的「社會變遷」材料,結果學生的反應非常好。他們覺得,閱讀陳映真讓他們得以開始從大歷史的變局與微小個人的運命交關之處,去思索台灣戰後以來的歷史,是一個很啟發的學習經驗──「很有FU!」。又,以我自己這幾年的切身經驗來說,陳映真的確是一個極重要的媒介,透過它,我找到了一些支點、一些契機,去開始提問當今的各種「現狀」(尤其是知識現狀)為何是如此?為何非得如此?它要去哪裡?……。我自己就是透過閱讀陳映真,從西方理論與方法的唯一世界中一步步走出來,開始追問學術與思想之間更歷史性的內在關連。陳映真文學讓我從一種封閉的、自我再生產的西方理論話語中走出,走向歷史、走向現實、走向第三世界。

二、思想                                                                      

因此,在文學與歷史介面中的陳映真文學,其實還有一個第三維度,也就是思想維度。陳映真說過很多次,他之所以寫作,是要解決他思想上所苦惱所痛感的問題。沒有思想而寫,於他,是不可能的;他不曾因繆斯之牽引,而恍惚為文,或為文而文。陳映真的忘年之交,文藝理論前輩與劇作家姚一葦先生,就曾指出他所理解的陳映真是「為人生而藝術的」,「只有在他對現實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為時,才發而為文」。這個「文」,有時是論理文章,有時是小說,但它們其實又只是一體之兩面。姚先生說:「論理是他小說的延伸,小說是他理論的變形。」(注一)。

姚先生的這段話說得非常好。然而,我們也許要稍加註明的一點是:陳映真的文學創作從不是站在一種啟蒙高位,去宣揚某些「理論」、「意識形態」或是「立場」。歸根結底,這是因為他不是因「已知」而寫,而是因困思而寫。擺在一個對照的光譜中,陳映真是一個左派、是一個統派,這都無需爭議也不必爭議,但陳映真文學的意義與價值,並不在於它宣揚了左派或統派的觀點與見解,好比我們所熟知的某一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或藝術的營為作用。陳映真文學後頭的陳映真,其實更是一個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而非深池高城的理論家。但這並非因為陳映真不擅理論或論理,而是因為他並無意於為理論而理論,猶如他無意於為文學而文學。理論,一如文學,都可以是他思索的手段或方式。

誠然,你可以說,沒有文學家是不思想的──卓然成家,豈能只是花拳繡腿錦心玉口?但「思想」也者,並非「我思故我在」,也非「敢於思」這些大箴言所能適切指涉的,那樣的「思想」,反映的更經常是西方特定上昇時期的「普世」理論與哲學體系的建造欲望。在第三世界,以「思想」為名的活動(相對於建制學術),所要召喚出的更應是一種對於霸權價值、知識與政治的否思、一種在人類大歷史中的主體自覺,以及,一種對民族對區域乃至對人類的未來走向的想像承擔。就此而言,第一世界沒有思想。但這樣說並不意味歧視,反而意味恐懼,因為──它不需要思想。除了極少數例外,第一世界知識分子意識所及或無意識所在的是:如何保持這個霸權。明乎此,無可抱怨。讓人哭笑不得的反而是,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與文藝創作者比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似乎更是青筋暴露地鞏固在霸權周圍。

因此,一個第三世界的「現代主義文學家」,也許很「深邃地」、「玄虛地」、「創意地」思考並表達了一種「人類存在處境的荒謬感」。他在漆黑的個體內在與蒼溟的普世人性,這兩極之間姿勢優雅地來回高空馬戲,但他畢竟不曾「思想」過,而這恰恰是因為他不曾駐足於特定的歷史時空之間,從而得以接收到這個時空向他所投擲而來的問題。不此之圖,他反而以漂流於「同質性的空洞時間中」(班雅明語),以習得他人的憂傷,而沾沾自喜,進而、竟而,驕其妻妾。

是在一種特定於第三世界語境下的「思想」意義之下,文學家陳映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思想者,而且幾乎可說是戰後台灣文學界的不作第二人想的思想者。但一經這麼說,不就同時召喚出一個尷尬問題:戰後以來乃至於今,台灣有「思想界」嗎?但我們還是暫時讓答案在風中飄吧。以我之見,陳映真是台灣戰後最重要的文學家,恰恰正因為他是台灣戰後最重要的思想家──雖然他不以「思想」為名、出名。但,除了他,還有誰,以思想之孤軍,強韌且悠長地直面這百年來真實歷史所提出的真實問題,其中包括:如何超克民族的分斷?如何理解一種「近親憎恨」?如何理解與評估殖民統治的遺留?如何掌握白色恐怖的「歷史意義」?如何反抗這鋪天蓋地而來使一切意義為之蒸發的消費主義?一種改革的理想主義如何與一種民眾視野與第三世界視野聯繫起來?在這個荒涼的繭硬的世界中,如何寬恕、如何惕勵,如何愛人?

這樣的一種思想與文學,固然在系譜上、在現實上、在對照上、在效果上,讓我們肯定它是屬於「左翼的」。且這樣的一種「左翼的」聲音與視野,在台灣乃至於在今天的兩岸三地,是極其珍稀的。它為一個被發展主義、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虛無主義,與美式生活方式,所疫病蔓延的世界,提供了一個人道的、平等的、正義的、民眾的、解放的,與第三世界的「左眼」。在這個重大價值之外,這個「左翼」的另一重要價值,或許是在於它更是傳統左翼的一種超越。陳映真當然是生活在人間的思想者,他當然內在於這人間的左右乃至於統獨的鬥爭,但陳映真總是有一種既內在於但又試圖外在於這個對立的心志與情操。它來自哪裡?我認為它或許是陳映真批判地承襲基督宗教的某種深刻精神底蘊的展現。從宗教與傳統中汲取抵抗現代與當代的思想力量,是「陳映真左翼」或「陳映真思想」的一非常重要但卻又長期被忽略的特質。這個意義,超越了一般將宗教等同於個人信仰與解救的那個層次。

於是,體現於陳映真文學中的另一特質,是一種深刻的自指性或反身性。沒錯,他的小說是在說這個世界的故事,但更也是在說他自己的故事。紀錄、理解、解釋並批判這個世界時,陳映真也在深刻地、痛苦地反省著自己。這個看似矛盾的「向外批判與往內反省」的雙重性,使得陳映真的文學從來就不具一種說教味、訓斥味,一種自以為真理在握的啟蒙姿態。在21世紀的今天,在世界大勢的支撐下,「(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更是極為奪目地顯現出這樣一種真理使徒的姿態樣貌。歷史上,左翼,作為另一個啟蒙之子,當然也有過那樣的一種批判、批判再批判,一心打破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心志,但陳映真從很早很早,就已經展現了他對這樣的一種「往而不返」的左翼精神狀態的憂慮。於是他在〈加略人猶大的故事〉(1961)一篇中,塑造出「猶大左翼」這樣的一種原型,指出他在「理想」與「自省」、「恨」與「愛」之間的失衡。我們當然也要讀出,那是陳映真對自身狀態的反省,更也是他透過反省自身作為一個謙遜的邀約,請大家一起來反省「改革大業」裡的「改革主體」問題;改革主體也要自我改革。陳映真思想總是糾纏在一種深刻的、矛盾的二重性之中。

如果用「溫度」來比喻陳映真思想的二重性的話,那麼他的思想的特色是冰火同源。我曾在前一本書《求索》的序言裡,如此描述陳映真文學,說它「總是蘊藏著一把奇異的熱火與一根獨特的冰針」。火,是陳映真滾燙的對世信念,而冰則是他冷悒的自我懷疑。這裡,陳映真說:「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注二)。那兒,陳映真又說:「革命者和頹廢者,天神和魔障,聖徒與敗德者,原是這麼相互酷似的孿生兒啊」。對著他的亡友吳耀忠,陳映真幾乎可說是哭泣地說:「但願你把一切愛你的朋友們心中的黑暗與頹廢,全都攬了去 …」(注三)。陳映真的思想因此不只是思辨性的,更也是情感性的、道德性的,乃至「宗教性」的。我們體會陳映真的思想狀態,不應以一種對思想家的習見冷冰理智的設想去體會。或許,我們甚至也不應該將陳映真的思想抽象地、形上地結論式地標定在一種「二元性」上。那樣也可能會誤導。「陳映真思想」不是一種純粹的狀態,也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過程──一個人如何和自己的虛無、犬儒,與絕望鬥爭的過程。陳映真的文學所展現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思想過程。

我們閱讀陳映真,當然是想要向他學習,好讓我們自己成長。在學習中,這樣的一種「過程性的陳映真」的體會尤其重要。尤其當我們知道,在中國的知識傳統中,知識分子的學習不是以經典、著作,甚或言教,為單一對象,而更是向一個作為整體的人與身的學習。緣是之故,陳映真文學的另一個深刻意義恰恰在於提示了一個重要的知識的與倫理的問題:「如今,我們如何向一個人學習?」昔日,我的讀書習慣是把人和作品切割,把人和時代切割,把作品和時代切割,抽象地理解「思想」或「理論」,習得其中的抽象思辨方法與概念,今日,我知道那是錯的。閱讀陳映真,也讓我理解了如何回答上面那個問題。我們要從一個人(當然,一個值得我們學習的豐富的人)的整體去理解他,他的方向與迷失、他的力量與脆弱、他的信念與虛無,他如何在這個矛盾中惕勵、學習,克服脆弱與虛無……。

因此,陳映真文學的另一個重要特質就是「誠」(authenticity)。他用他的誠克服那處處瀰漫的犬儒、虛無與絕望。他的文學袒露了他的真實,他從不虛張聲勢掩飾脆弱與懷疑。文學,於是只是一個與你與我一般的尋常人真誠面對自己的寫作,而寫作其實又只是自救與求索的足跡。陶淵明在他的〈閑情賦〉裡所說的「坦萬慮以存誠」,似乎正好為陳映真文學中的一個重要思想特質做了一個簡潔的勾勒。

注釋 :                

注一:姚一葦(1987)〈姚序〉。收於《我的弟弟康雄:陳映真小說集1》(台北:   洪範,2001)。序文頁12。
注二:陳映真(1985)〈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收於《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範,2004)。頁35。
注三:陳映真(1987)〈鳶山──哭摯友吳耀忠〉。收於《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範,2004)。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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