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了四十八年的訃告:章麗曼女士追思紀念」緣起(王曉波)

人皆有母 翳我獨無

先母章麗曼女士(一九二四~一九五三),在四十八年前的八月十八日,因叛亂案經憲兵司令部處死刑,就難,時年僅二十九歲。家父王建文先生,以明知為匪諜而不檢舉處有期徒刑七年。時我未滿十歲,最小的妹妹學昭未滿周歲,外婆章陸佩蘭女士,帶著我們兄妹四人住在台中,家破人亡,無分文之收入,嗷嗷待哺,孤苦伶仃。

家母遇難後,是由在憲兵中服役的表兄謝永全先生,將家母火化,骨灰存於台北市東和禪寺,再將隨家母被捕哺乳的小妹抱回台中交給外婆。

天蒼蒼,地茫茫,從南昌鄉下來到台灣的外婆,和一群十歲不到的稚子,三餐不繼,未流落街頭已屬慶幸,又有何能力替母親開弔治喪,尤其是在那「聖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的年代,親戚朋友走避猶恐不及,又有誰能來替母親治喪。後來,父親從獄中回來,為養家活口,培育我們子女,猶力有未逮,對爸爸來講,亦往事不堪回首,誰也不願去觸及那心中的最痛。

從小,我心中就埋藏著一個想望,希望自己能像白蛇娘娘的兒子一樣,長大以後中了狀元,替囚禁在雷峰塔下的母親平冤。

在學校裡,我一向不擅美術、音樂的課程,但在音樂課上,老師教唱「人皆有母,翳我獨無……」,就不禁住淚流滿面,同學們看著我都不知所以。每逢母親節,聽到「有媽的孩子像個寶……」我就禁不住熱淚潸潸。雖然從小沒有母親卻有外婆的疼愛,但是失去母親的遺憾,總是深藏在心靈深處,不時浮現出來。

高中畢業後,我考上了台大哲學系,到台北來念書,爸爸常來信要我到東和禪寺去看娘,我始終沒去過。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大學畢業,並順利考取了台大哲學研究所,上午參加了畢業典禮,下午就到東和禪寺去給娘上香,這是我第一次去看娘。站在娘的骨灰盒前,看著娘的照片,我強忍著淚水,默默著告訴了娘,您的兒子終於完成了學業,長大了,替您爭了氣。從東和禪寺出來,看見象徵權威,矗立的總統府,擦乾了眼淚,想起外婆的話:「天下只有萬歲的百姓,沒有萬歲的皇帝。」心中默念著:「看你矗立到幾時!」

風在吼 馬在嘯

我生於抗戰末期,一九四三年,抗戰勝利,外婆帶著我和二個妹妹回到南昌鄉下,母親在上海任職,父親則隨部隊調防各地。一九四八年,父親調台灣花蓮訓練新兵,外婆帶著我和二個妹妹隨父親到台灣,母親仍留在上海。一九五○年三月,母親才從上海來台團圓。

我從小由外婆帶大,母親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時間並不長。後來,搬到台中北屯後,才對媽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記憶。記憶中,由於父親軍中的收入微薄,生活非常艱苦,我幼年時就因營養不良而患過肺結核,家中有什麼菜都是我優先,二個妹妹只能在旁眼巴巴的望著。所以,媽在北屯開過雜貨店,也養過豬,豬的飼料是番薯籐,自己剁番薯籐餵豬,有次我看到媽把自己的半邊指頭給剁了下來,血淋淋的好不嚇人。後來,媽又到潭子的一所幼稚園當老師,賺點錢補貼家用。

在我的印象裡,媽對下面的人和窮苦的人特別好,當時軍中實施打罵教育,爸爸一向帶兵極嚴,媽則對來家裡的司機、傳令兵都和藹可親。家裡有一些吃不完配給的米、鹽,媽常拿去送給窮困的鄰居。外婆也說,媽從小在南昌家裡,對家裡的佃戶特別好,而常在言辭上不屑於家族中那些當官而「上捧下壓」的長輩。

在北屯,媽非常用功,記得媽晚上讀英文,還學日語,有次買了本世界書局出版的漢英辭典回來,被捕後還帶到獄中,遇難後,表兄帶回北屯,我念中學就是用媽這本辭典的。

媽會唱歌,我記得她喜歡教我們唱:「風在吼,馬在嘯,黃河在咆哮……」和「團結,團結就是力量……」後來,回想起來,才知道那都是抗日愛國歌曲。匪諜之子要為母親平反

媽講的故事,印象最深刻的,只記得一個了,那是一個德國老師的故事,一個老師帶著一群孩子,突然有了手榴彈丟過來了,已經來不及排除,那個老師即奮不顧身的僕在那顆榴彈上,炸死了自己,保全了孩子們。我的名字是媽取的,媽告訴我,我的名字有兩重意義,一是我生在清晨三點,江西河口,所以叫「曉波」;一是我要曉得和效法馬援,馬伏波將軍,男子漢大丈夫,要為國為民馬革裹屍,豈可老死病床。

當時,我對媽講的話,都似懂非懂,後來,為了自己的名字,還特別找了馬援傳來看,才知道是什麼意思。研究所畢業後,我受聘為台大哲學系助教、講師。在研究所的最後一年,我投入了七○年代台灣學生的「保釣運動」,並參與學生社會運動,為受災礦工家屬募捐,為飛歌女工怪病案呼籲,為烏腳病患、台西麥寮的農民講話。後來,台大校長閻振興找我和陳鼓應講話,說是,你們主張些自由民主就罷了,還開口閉口什麼「基層民眾」,人家會說你們思想左傾。當時,我即回答閻校長說:「我出身貧賤,我不替這些貧困的老百姓講話,誰替他們講話?」一九七三年,終於發生了「台大哲學系事件」,遭警總約談偵訊,我和陳鼓應先後被台大解聘。

「台大哲學系事件」後,我還是堅持投入八○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和九○年代的中國統一運動。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國際冷戰的結果,兩岸內戰的緩和,戒嚴的解除,內戰戒嚴體制的崩解。政治形勢開始衝突到曾經在五○年代製造過無數「白色恐怖」案件的《懲治叛亂條例》,一九九一年五月,林正傑委員要我參加他在立法院舉辦的一場公聽會,在公聽會上,我以「白色恐怖」受難人遺屬身份作證,述說了《懲治叛亂條例》加諸在我們家庭的悲劇,後來我把文章發表在《中國時報》(同年六月三日),題為《我的母親叫章麗曼--一個「匪諜兒子」的自白》,這是我第一次公佈了我母親和家庭的遭遇,而引起了不少的回響,現任副總統呂秀蓮女士,當時還親自打電話到我家來安慰我。

終於,象徵著森嚴的戒嚴體制頹然的倒塌了,《懲治叛亂條例》被中止了,接著「二二八事件」平反,我們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也平反了,我和陳鼓應重返台大任教。「台大哲學系事件」平反,我並沒有特別的喜悅,因為我知道,還有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沒有平反,我的母親也還沒有平反。所以,記者來訪「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平反,我就說:「二二八事平反了,台大哲學系事件也平反了,並不表示台灣的公義就得到了彰顯,還有更冤的白色恐怖未能平反,我的母親還未平反。」當時報紙還有以《匪諜之子王曉波,要為母親平反》為標題刊出我的談話。(《聯合晚報》,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

憲兵司令部的「不當審判」

在社會公義人士和「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努力下,一九九八年,立法院終於通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並於當年十二月成立基金會,我亦被遴選為受難家屬代表擔代董事迄今。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董事會通過了對母親的補償,確認了當時憲兵司令部對母親的死刑判決是「不當審判」!正是母親臨終時不屈所說的「我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上對得起天,下對得地,我無罪!」母親近半世紀的沈冤得以昭雪,我從小失去母親,要為母親平冤的心願得償。我們從來沒有看過母親的判決書,父親又不願提及當年的傷心事,所以,從小我們一直對母親的案件模模糊糊。為了《補償條例》,當年的各審判單位才開放了檔案,得以申請,才看到了母親當年的判決書。

根據當年的判決書才知道,上海失守後,母親仍留在上海郵政儲匯尚任會計,後遭辭退,因「喜愛文藝,思想左傾」,考取上海華東新聞學院,卒業後,被認為「小資產階級,思想模稜」,「思家心切」,想到台灣。中共人員知道父親任職憲兵,遂要求母親到台後,說服父親,一旦共軍攻台,要父親不要抵抗。母親先以父親思想固執而婉拒,再三說服而同意嘗試,中共人員才開具路條讓母親到香港,勸說父親後情況如何,約定函告香港中共人員,時母親二個最親愛的弟弟仍滯留大陸。母親來台後,將中共人員之意轉告父親,果然遭父親訓斥,母親即依約函告香港中共人員,就不再聯絡。母親被捕後,「初該被告依然諱莫如深,嗣經情報偵訊人員一再曉以大義,始行直陳」。

母親出身南昌地主之家,與國民黨淵源極深。外曾祖父章子昆先生,樂善好施,為鄉人排難解紛,與陳布雷友好,大陸赤化後,以「善霸」名義被鬥爭。外祖父章壯修先生,北伐軍尚未進南昌城時即為國民黨地下黨員,在南昌城內秘密迎接北伐軍,遭軍閥當局追緝,北伐後曾任土地局局長,被土共綁架,遭酷刑,家人贖回後病歿,得年三十。三外叔祖父章益修先生,曾任江西省代理省黨部主委,抗戰時,任軍事委員會新聞處少將處長,來台後,任國大代表。家父又是號稱「領袖鐵衛軍」的憲兵軍官。但是,母親和當時全國愛國青年一樣,不贊成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再度發起內戰。即使沒有中共人員交代,母親也不會贊成父親為蔣介石去打內戰。但父親確實是蔣介石的「鐵衛軍」,也決不會接受母親的意見,一旦戰事至台,憲兵雖非戰鬥部隊,父親也一定會身殉「黨國」。

因「思家心切」含冤而死

母親被視為「小資產階段,思想模稜」,已經「非我族類」,而想家要到台灣,時大陸已經赤化,非有中共的路條如何離開大陸!母親雖不贊成蔣介石打內戰,也明知父親難以說服,因而不願意接受勸說父親的任務,但期待有路條的心情是迫切的,能不允諾接受任務嗎?既有承諾,二個舅舅又滯留大陸,一旦失信,二個舅舅又將陷於如何之地位?如果不是嚴酷的內戰戒嚴體制,母親所為合情合理,又觸犯了那一條?

憲兵司令部援引《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判處母親死刑,犯罪也有犯罪動機,叛亂要有叛亂意圖,母親的動機和意圖何在?判決書也說母親是「思家心切」,「思家心切」也是判亂和匪諜的犯罪動機及意圖嗎?「思家心切」就是母親思念父親、外婆和我們子女啊!身為子女,母親為了思念我們而失去了青春的生命,看到這樣的判決書,真是「蒼天何亟」啊!

母親被捕後,判決書說「初該被告依然諱莫如深」,憲兵司令部又是根據什麼證據逮捕母親的?這正是典型的「先抓人,後找證據」,母親跟我父親講的話,又有誰能知道?什麼「嗣經情報偵訊人員一再曉以大義,始行直陳」,母親被捕後,二次自殺未遂,一次吞金項鍊,一次吞大頭針,這是「曉以大義」的結果嗎?事隔四十八年,我們真不敢想像母親是遭受了如何野蠻的酷刑,二次選擇以自殺來保衛自己。

「鬼有所歸」,四十八年來,我們沒有為母親開弔治喪,除了不願觸動父親心靈的痛處外,還有母親含冤莫白,我們也不能讓母親含冤歸去,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終於證明了當年憲兵司令部判決是「不當審判」,雖然已經造成永遠不可彌補的傷痕,但四十八年的沈冤,總算昭雪,母親臨終時拒飲高粱酒說:「我生是一個清清楚楚的人,死作一個清清楚楚的鬼。」今天,母親的案件總算清楚了,母親的靈魂也應該有所歸了。

小時候,我們從來不敢跟別人說母親是誰,怎麼死的。今天,母親的案情弄清楚了,母親當年是為了「思家心切」和反對蔣介石打內戰而犧牲的,是憲兵司令部的「不當審判」。所以,我們家屬將於今年八月十八日,母親四十八年前遇難的日子,下午二時至四時,在母親當年遇難的地方,青年公園水源路堤防外馬場町「白色恐怖紀念公園」,舉行「章麗曼女士追思紀念會」,歡迎親朋好友,來共同紀念這一位四十八年前愛國含冤而去的青春靈魂。

中國人不可以再殘殺中國人

我們為母親舉行追思會,決不是清算歷史的仇恨,而是記取歷史的教訓。在那嚴酷的內戰邏輯裡,進行著「你死我活」的鬥爭,一切的歷史、政治、人性全遭扭曲,多少青春的生命在這嚴酷的鬥爭中喪失,多少美滿的家庭在這內戰的邏輯裡破碎。母親的悲劇,我們家庭的悲劇,其實只是近代中國民族大悲劇中的小悲劇。追思母親,我們追思的是母親對苦難人民的同情,追思母親對祖國和平的渴望,追思母親對國家民族的熱愛,追思母親對強權霸道的不屈。中國人不可以再殘殺中國人,中國人自己應該團結起來了,只有團結才是力量,只有團結,中國人才能創造自己國家民族的前途。我耳邊似乎又響起了當年母親教唱的「團結,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是鐵,團結是鋼,……」□

謝啟

先母章麗曼女士追思紀念會,承蒙郝柏村、梁肅戎、許歷農、宋楚瑜、陳癸淼、謝啟大、柏楊、蘇洪月嬌、謝聰敏、馮滬祥、李慶華、林正傑、蔡清彥、柴松林、曾祥鐸等各界先進長輩、親朋好友蒞臨致詞,並餽贈輓聯、花架、花籃,高誼至感,敬列芳名於次,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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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王曉波

女 王學昭 叩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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