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12)──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

文/陳明忠

(2)黨的「國家化」

  在蘇聯歷史上,開始於1929年的「農業集體化」被稱為是「從上而來」的革命。所謂「農業集體化」就是聯合以家戶為單位的小農(在蘇聯則稱為中農),成立以「集體農場」為名的生產合作社運動。

  馬克思以英國做為經驗材料,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將會誕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括農業在內)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要生產方式,也就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小農生產這種「舊的中間階層」必然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高度發展而日趨沒落。但是,馬克思並沒有預料到,小農生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仍然在農業上佔有優勢地位的情況。在德、法國等歐陸國家,雖然資本主義機器大工廠已經高度發展,隨著勞工運動的昂揚,社會主義政黨也有了掌握政權的機會,但在農業上,小農生產還是佔有優勢。於是,就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政黨而言,執政後應該如何正確的對待小農階級就成為一個棘手問題。

  有關這個問題,恩格斯在「法、德的農民問題」一文中主張:小農是即將統一在社會主義大生產中的未來的無產階級。但這種統一,也就是集體化,只有在農民真正自願的基礎上才能獲得圓滿的結果。具體地說,就是藉由提供足夠的物質條件(農業機械與化學肥料等)以及實例,進行耐心的說服和教育,使農民認識到社會主義大規模生產的優越性,從而在自願的基礎上放棄小農經營轉而投入合作社運動。

(a)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化

  革命後,布爾什維克因接受社會革命黨的農業綱領(繼承自1870~80年代由俄羅斯知識份子所組成的革命家團體–人民主義者“Narodraki”,該組織主張將土地解放給農民)而實施土地革命,導致農民因擁有土地而「中農化」,出現了恩格斯所謂的「小農問題」。但是,與德國、法國不同的是,當時的俄羅斯在經濟上屬於歐洲最落後的國家,缺乏誘使小農自發地走向集體化所需的工業能力。因此,必需先進行工業化,使農民享受工業化的果實後才能使其感覺到大經營比小農經濟更為有利。但就蘇聯當時的條件而言,為推行工業化所需資源不得不依靠轉移農業剩餘來達成,也就是說必須在犧牲農民及農業的基礎上完成工業化建設。這就是蘇聯工業化和集體化所面臨困難的源泉,也是二次大戰後,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所在。

  蘇聯在二0年代的工業化論爭的主軸,就是如何找出既能「獲取農民同意」又能達到「工業化要求」的妥協點(或調和點)。當時,在蘇共黨內雖然有各種不同意見,但是「工業化必須在農民的同意下才能推行」是一致的原則。因此黨內一致認為,農業的集體化是長期的、漸進性的目標,是需要「數個世代」才能成功的事業。但是在現實上,集體化的過程卻與繼承恩格斯立場的布爾什維克構想完全不同:

  首先,在缺乏集體化所需物質和技術條件下,「農業集體化」是做為短期的政策目標而急躁的進行。本來被認為至少需要花數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業,卻在從1929年末到32年末,短短的三年之內就宣布已完成其歷史任務。

  其次,這一場急促的「農業集體化」不是以農民的自動自發為基礎,而是藉由國家權力的強制以及狂熱的群眾動員為主要手段來進行的運動。

  正由於國家權力是變革的主角,因此這是「從上而來」的,而且不是漸進性的改革,是在短期間內執行的飛躍性變革,也就是革命–「從上而來的革命」。集體化破壞了以農民的同意為基礎的二0年代統治體制,創出了新威權主義權力構造(史達林主義)。

  這場「從上而來的革命」,也從根本上修正了有關革命後統治方式的想法–馬克思主義並不否認在政治革命的某一段時期,為了「剝奪剝削者」而採用強制或獨裁的可能性。但就革命後的建設而言,馬克思主義者的想法是傾向於「改革」而不是「革命」,是基於睿智、熟慮、社會成員的合意與自動、自發性的漸進過程。俄羅斯革命的指導者基本上也繼承這種想法。革命前列寧說:「蘇維埃不會、不想、也不可以執行任何在經濟現實上,在大多數人民的意識上還沒有完全成熟的改革」。他在的所謂「遺書」中也說:「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和安定的根本條件是,勞動者和農民這兩個基本階級的同意」。「從上而來的革命」為衝動性、爆炸性的政治變動(例如,三0年代大肅清)開了先例,是與「以被統治者的同意和自發性參與為基礎的漸進性的改革」完全相反的道路。

  史達林以「階級鬥爭的激烈化」、「國家權力的最大化」這兩個命題,將這種政治變動的方式教義化–他在1923年1月的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的演講,放棄從前的立場,認定:「國家的逐漸消亡」以及「階級鬥爭的鎮靜化」是「反革命理論」。他說:「階級的消滅並不是由於階級鬥爭的鎮靜化,而是由於它的強化而達成」、「國家的消亡並非由於國家權力的弱化而是由於它的最大限度的強化而達成」。

  「從上而來的革命」,是為了解決由於農村餘糧收購的不順利所引發城市工業地區嚴重缺糧問題而採取的緊急手段,以及為此而產生的國家權力和農民之間的緊張為契機而發生的。因此,開端只不過是為了克服當面危機而採取的應急對策而已,並非長期政策,也沒有更改路線的意圖。所以危機發生前的黨大會中,以史達林為首的黨領導階層還反覆強調:「以農民的同意為基礎的新經濟政策,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由此可見,「為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必須採用適合這個目的手段」這種「目的與手段」的統一一直是蘇共領導階層的行動準則。黨的領導認為,這不過是克服危機的非常手段而已,當危機過去後還會回到新經濟政策的原來軌道。因此把這種非常手段稱為「非常措施」。

(b)非常措施

  所謂「非常措施」就是,針對不願以公訂價格將一定量的糧食賣給政府、合作社等公家機關,或煽動農民不要出售糧食的不合作農民,行使權力的強制措施的總稱。

  根據新經濟政策,農民如何處理自己收成的農作物–出售給政府、在地方市場出售或儲存–原則上由他們自由決定。政府等公家機關應利用價格機制等經濟方法,誘導農民出售農作物。依照新經濟政策的原則,當農民不願將農作物出售給公家機關時,應該採取提高公訂價格、進口糧食、向農民供給工業製品等經濟方法來完成糧食收購。使用公權力的強制收購,因違背新經濟政策而被嚴格禁止。

  「非常措施」雖說只是一時的措施,卻完全否定新經濟政策。在「迅速的工業化」已確立為黨的總路線的前提下,黨以在當前情勢下,除了採取「非常措施」之外沒有其他打開危機的方法為理由,將這種否定新經濟政策的措施正當化。

  1927年5月,英、蘇斷絕外交關係,戰事隨時可能爆發;加上在中國方面,蔣介石實施所謂「清黨」(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大規模屠殺共產黨人)導致中蘇關係緊張化。面臨著內外壓力,黨的領導幹部基於國防的需要,完全拒絕可能引發工業化速度減緩的任何讓步(例如提高糧食收購價格),於是在1928年1月初,黨採取類似內戰時期徵收糧食的「非常措施」。其實,採取「非常措施」的根本原因是,馬克思主義完全沒有預料到的,革命後(尤其是後進國家的)工業化、近代化的命題,也就是後進國家工業化時所共同面臨的積累和農民的問題,即所謂「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個問題。

  布爾什維克原來是以都市勞動階級為基礎的政黨,十月革命是先在城市獲得勝利後才影響到農村。黨在整個二0年代還沒能在農村發展出有效的組織網絡,整個二0年代,農村最完備的體制機構是蘇維埃(地方自治行政機關),黨是依靠蘇維埃才能夠統治人民。在新經濟政策下,農村蘇維埃和合作社就是國家權力和農民之間的主要聯繫機構,也就是代表農民利益的機構。因此,「非常措施」無法依靠農村蘇維埃和合作社來執行,只好由黨和其派出機關替代原來負責收購糧食的蘇維埃、合作社來進行。

  「非常措施」是由黨–正確的說,就是在二0年代逐漸在黨內集中支配權的黨機關(以總書記為首的專職黨工集團)決定並執行的。1928年1月6日,黨的政治局沒有經過制度上所必須的,經由「國家權力議事程序」而直接向地方黨機關發出執行「非常措施」的命令,並由地方黨書記負責執行這種威權主義措施。於是,地方黨機關就指揮政治警察、治安警察、司法機關向不合作的農民發動強權,強制農民供應糧食。

  「非常措施」的執行產生立即的效果,糧食的收購量一下子就上升,但卻在政治上付出慘重的代價–黨在「國家」和「社會」之間,選擇了將自己隸屬於「國家」的地位,也就是,縱使訴諸於壓制手段,也要使「社會」從屬於「國家權力」。黨將自己與「國家」同一化,放棄了其做為「社會組織」的身份。

  從機構上看來,這種情況意味著如下二個變貌:

  〈Ⅰ〉本來由國家機關(地方蘇維埃)和合作社負責的糧食收購業務,從此劃歸由黨機關來執行,形成以「黨機關為頂點的公權力一元體系」。政治局的指令容許:「當國家機關、合作社等不服從黨機關的命令時,可以不經過法定程序而予以解散、更換其成員或予以行政、司法制裁」。因此黨和國家之間的組織界線被撤除,黨機關將自己置身於國家機關之上。更由於要求以「黨機關為頂點的公權力一元體系」來執行「非常措施」,這種「強權」的發動導致黨機器不能不和警察權力等「強制裝置」取得緊密聯繫以執行任務。同時,位於權力頂點的黨機器,在形式上並非國家機器,因此其權限在法律上並沒有受到限制,從而其權限不可避免的具有「權力的恣意性」─-在這裡可看到後來在三0年代的大肅清時期發揮戲劇性作用的、由黨機關和(國家)強制裝置互相滲透而形成的「超越性權力」的開端。

  〈ii〉黨和國家的結合反過來影響黨的內部組織,成為黨組織變質的開端。史達林承認政治局的指令是包括了對地方黨領導者未能完成責任時的威嚇,即黨的地方組織不執行指令時,可不必依據黨章所規定的程序以及可無視黨和國家在組織上的峻別,採取從上而下的制裁措施。在民主集中制下,保障各級黨組織的自治權是從下而上的統合的重要組織原則,而這種地方黨組織的自治是當時黨員的行為規範。因此,政治局對地方黨部的威嚇,是對地方黨部權利的嚴重侵犯。

  1928年4月的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儘速廢止「非常措施」並復歸新經濟政策。但全體會議後,危機更一步深刻化,因此「非常措施」以更廣泛、更嚴酷的方式運用於農民。為了使農民對政策的反感鎮靜化,7月召開的全體會議再度宣佈終止「非常措施」並保證以後不再執行。不過,雖然當年糧食有很好的收成,秋天的收購成績卻很糟,使莫斯科等城市再度缺乏糧食。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以快速度工業化(對重工業大規模設備的投資)為主要內容的第一次五年計劃案即將成立,快速的工業化政策和對農民的經濟讓步就成為兩難。更由於農民和新經濟政策的代言人布哈林被擠出黨領導階層之外,黨當局不再採用對農民的讓步政策,而改採對農業共同體或統合於共同體的全體農民使用國家強制的、被稱為「烏拉爾─西伯利亞方式」的收購方式,而暫時迴避危機。不過這種「烏拉爾─西伯利亞方式」於1929年春天適用於全國之後,黨的權力和農民之間的龜裂已擴大到難以修復的程度。有鑑於此,黨的領導階層認為事態已經發展到了不能再拖延的地步,於是在黨內以農業集體化解決糧食問題的意見便急速抬頭。

  1929年春,是新經濟政策的政策架構徹底解體的時期,也就是「階級鬥爭激烈化」的時期。蘇共中央捨棄漸進的「改革」方法,而在國家權力的主導下,以狂熱動員為手段採用急進式的「革命」。此時,對糧食的採購採取反抗態度的農民被稱為kulak,被視為「階級敵人」而成為鎮壓對象。

  開始於1929年夏天的糧食收購的宣傳活動,是由已經「國家化」的黨機器全權負責,全面採用事實上已經形成對全體農民政治強制的「烏拉爾─西伯利亞方式」徵收農民所有的剩餘糧食。「我們的力量是無所不能的」,這種過於相信權力的宣傳是已經對「與農民的和解死了心」才會發出的。

  1929年末,如暴風雨似地展開的「集體農業化」是在農民對國家、黨的信賴,對政策的支持以及自發性參加都極度降低的條件下,「由上而下」動起來的的運動。因此,集體化是繼承了在黨與農民紛爭過程中被制度化的威權主義統治方式和「國家化」的黨。當集體化運動達到頂點時,1930年2~3月間,「黨的國家化」趨勢以及「一言堂化」已達到決定性階段。

  1930年1月底,政治局做出「消滅kulak階級」的秘密決定,其主要內容是:為了實施達到集體化目的的關鍵性手段,即「消滅kulak階級」(強化對反抗農民的鎮壓,使農民大眾的抵抗無力化的措施),必須將黨機器確立為權力中樞─-也就是在各級委員會中的寡頭制機關(當時指導黨活動的中樞)之下,由黨機關、蘇維埃、政治警察(GPU)的各代表組成三人委員會,負責執行「消滅kulak階級」的任務。因為三人委員會是設立在黨機關之下,所以在形式上不屬於國家權力機關,但也由於它的成員中包括了蘇維埃和政治警察的代表,因此就成為黨和國家機器的複合體。更由於它在形式上屬於黨的體制,因此做為國家機關的權限並沒有明確化,從而可能行使恣意性的權力。同時,由於這種性格的非法定權力站在權力的頂點,隸屬於它的全部政治機構也是有同樣的具有非法定權力的性質,這就導致蘇維埃喪失了其做為群眾自治組織的性質,變質為威權主義統治的機構。

(c)對「超越性權威」的恭順

  農村統治構造的變貌,不可避免的引發全體政治體制構造和原理的轉變。因此,「從上而來的革命」是黨的質變和政治體制轉變的原因,而黨的「國家化」正是以此作為契機而進入決定性階段。在這階段中,一言堂以及擬軍事化的新紀律取代了民主集中制成為黨的基本組織原理。具有軍事紀律的「新」的黨替代了以前的「做思考、討論的黨」,於是,無條件服從於黨的最高領導人或領導集團的意志,這種由上而下的嚴格位階秩序就成為典型的組織型態。所以,凡是不符合於這種權威性格的「從下而上」的民主主義統合,以及保障民主主義統合的制度或黨員權利,就一律以阻礙組織統一為理由而加以排除。1930年,史達林在政治局委員會中強辯說:「以前的黨組織是屬於“孟什維克”式的」在「從上而來的革命中實踐的軍事規律才是布爾什維克本來的組織原理」。史達林這一番話所意味的是:一言堂主義的黨在觀念上已經成形。所以,在1934年修訂的黨章中否定了保留少數意見的權利和結成派系的自由,而各級黨組織的自治權也加上了「與黨的決定不發生矛盾」的但書而使其淪為形式。

  黨的「國家化」和「一言堂化」二者表裡一體,成為難於抗拒的壓力,形成「黨機關領袖的意見就是黨的意見,黨的意見就是國家的意見,國家的意見就是社會的意見」的邏輯等式,而這種邏輯等式又成為社會主義原理或邏輯的順序。換言之,就是形成以黨機關領袖為頂點的位階制。1929年12月21日,總書記史達林的50歲生日被當做無前例的國民儀式來慶祝,就是走向這種變化的象徵性事件。在慶祝的讚辭中推崇史達林是最高的政治領導者,也是黨的最高理論家。在此之前,史達林是以實務家、行政官的姿態博得好評。史達林被稱為「最高理論家」的事實反映了:黨的理論教義的解釋權,歸屬於以總書記為頂點的黨的位階制並由其獨占的趨勢。

(d)領導核心

  1936年憲法是將有關黨的規定明文化的首部憲法,也因此成為「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典型憲法。但也許由於事實乖離了理念,並沒有對黨的位置做出適當的規定。不過,史達林在「憲法起草委員會議長」的報告演說中,做出了的解釋性的結論。他說:「政黨是代表階級的,所以複數政黨的結社自由,只有在存在著幾個敵對階級的社會中才能成立。在蘇聯,只有勞動者和農民這兩個友好階級,所以沒有複數政黨存在的基礎。在蘇聯,只有一個黨,即共產黨的存在基礎」。史達林的說辭擴大扭曲了「當階級的對立不再存在時,黨也會消滅」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信念,是毫無根據的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理念。但是他公然宣佈:「共產黨是社會主義體制中的唯一統治政黨」(一黨制),是有劃時代意義。換言之,史達林憲法規定「黨是領導中心」所意味的是,在制度上不承認共產黨以外的其他政黨可以成為其替代政黨」,因此,也確立了「沒有黨的領導,就不存在社會主義體制」這個耳熟能響的社會主義體制基本原理。


本文原分類:[思想評論][陳明忠相關][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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