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完)──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

文/陳明忠

〔四〕結語:史達林主義和「去史達林化」

  在思想的層次上無法比較古典馬克思主義(史達林主義以前的馬克思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因為在「經驗」(或實踐)的層次上,史達林主義是對古典馬克思主義很大膽的修正。但在客觀上,史達林並沒有創造出替代馬克思主義的體系,主觀上也沒有這種意圖。史達林主義中包含了諸如「一國社會主義論」、「國家權力強化論」等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但他一直強調那些就是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的正統,而不是由他所創造。因此,所謂史達林主義的原理只好從做為其經驗(實踐)聚積結果的規定性、制度化中去尋找。

  在歷史上,規定「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特質的「民族主義」、「國家」等觀念的形成時期,大致上和「從上而來」革命的發展屬於同一時期,也就是二0年代末期到三0年代。因此,以這些觀念為原理性框架而形成的政治體系,可稱為「三0年代體制」。三0年代體制不僅是蘇聯「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原理,對二次大戰後成立的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體制也發揮規範性作用。當然三0年代以後,「三0年代體制」受到種種,甚至相當重要的變貌。但既使如此,30年代體制仍做為制度上、價值上的架構而限制其自身進行根本性的變貌。

  許多社會主義體制研究者,因為不滿將「三0年代或以後的社會主義體制,視為是俄羅斯革命理念的直接、必然發展結果」的正統派論述,將在時間上、空間上擁有這種作用的「三0年代體制」通稱為「史達林主義」,視之為「從俄羅斯革命理念和實踐乖離化的體制」。當然,「史達林主義」這個用語,其定義因人而異。有些蘇聯反體制歷史學者、美國政治學者們認為,史達林主義的本質是由史達林所執行的權力濫用、大量鎮壓、恐怖主義等等,主要在行使權力時的極端主義。

  這種看法顯然把史達林主義和史達林個人強制牽引在一起,將政治批判和歷史認識混淆的狹窄看法。在歷史認識上,無論擁有如何強大權力的行使者,也只是歷史舞台上的一個演員而已。歷史所要關心的是,除了演員以外,還有演員表現他演技的整個舞台。換言之,在歷史認識上,儘管個人是如此的偉大、強大,卻不是能夠自由操作歷史的神或惡魔。所以在這裡所使用的史達林主義一辭,就是象徵歷史時代的概念。

  〈i〉史達林主義是使民族主義內在化於社會主義秩序之中,因而使超越主權國家層次並抑制主權國家的普遍理念,質變為為主權國家服務,使其利害正當化的理念。這種質變,是由三0年代一國社會主義的教義變成國教,而由國家權力的強制所保證而確定起來的。

  〈ii〉史達林主義的體制原理是,使國家站在比社會更為優先的地位。所以有些學者認為:「史達林全部思考的中心在於國家」。

  在1933年1月的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史達林提出:「階級的消滅並非由於階級鬥爭的鎮靜化而是由其強化而達成」,「國家的消滅並非由於國家權力的弱化,而是由於其最大限度的強化而達成」的新命題。當蘇聯宣佈基本上已完成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也已經鎮靜化,實現了社會和諧時,這一個立場也沒有受到任何修正。

  如前所述,史達林憲法規範並制度性地強化了「最大限度地國家權力」。因此,社會、社會組織相對於國家的自主性則遭到完全地否定,而黨的「國家化」正是這種否定的中介。「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不再被認為是歷史變化的決定性要素,取而代之的則是「由上而來」的政治強制和國家。如此一來,對社會主義的忠誠是對國家、對占有國家中樞地位的黨的忠誠,而社會主義就是由國家完全掌握生產手段。由於國家是主要生產手段的所有者,所以也就是社會主義理念的獨占者。「從上而來的革命」成為這種轉換政治原理的經驗基礎,而「黨的國家化」就是這種轉換在機構上得的表現。

  在史達林主義的巔峰時期,確立了黨不會犯錯誤的神話,而且更進一步的確立了史達林的神化。這就出現了「國家可以做任何事情」這種「國家的去道德化」現象。

  雖說很吊詭,但國家的壓倒性優勢是和大眾政治參與空間的擴大一起併的──「史達林主義化」將大眾帶上政治世界並使其政治化。由於工業化和集體化社會主義兢爭的展開和傳統共同體的解體,導致政治空間擴大到社會基層,因而將大眾動員到政治世界。大眾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往往由於狂熱和社會地位上升而積極的參與政治事務。但是,剛剛粉墨登場的人民大眾並不是自立於國家之外、擁有主體性的人們,而是接受權力的搧情操縱的對象。國家是以類似商業宣傳的手法,操作並動員群眾,使國家更完全地站在比社會更為「優越」的地位。

  三0年代蘇聯是大眾政治化的戲劇性時代,它包括了英雄的犧牲和走出權力的控制。但也是在大眾的默許下,甚至是由於大眾的參與而徹底地、無情地鎮壓對國家權力保持自主性批判思考的人們的時代。

  〈Ⅲ〉史達林主義是以「個人埋沒於全體」的形式確立「社會主義的共同性」。

  納粹主義是「權力」破壞了既存的高度文明、市民文化,復活了隱藏於文明表層下面非理性的神話性思維,並將之用來確立特異的集體性。史達林主義的共同性,是深埋於蘇聯社會的傳統的村舍共同體文化滲透於布爾什維克政治文化的結果。這是由於在國家和共同體之間產生了敵對關係,而國家卻在共同體解體的條件尚未成熟之際,就以「從上而下」的方式執行,因此反而強化了農民抵抗共同體解體意識的「解體的不徹底性」的結果。也因此為了確立共同體,不得不強化「從上而來」的權力規制。E.Deutche針對三0年代政治文化的戲劇性變貌做出如下的描述:「列寧時代,布爾什維克習慣於以理性利益、進步的理想主義訴於『階級意識已覺醒』的工業勞動者。布爾什維克也以理性的語言對待農民。但當布爾什維克不再依靠西歐革命,認識到只有依靠自己以外,沒有其他出路時,反而以原始的咒術語言訴諸於民眾」。所以托洛斯基在「被出賣的革命」一書中指出:「史達林體制下的幹部,對待部下或市民的驕傲自大的態度,非常非常像沙皇時代的官僚」。

  馬克思的思想核心在於:「社會主義的目的是人的解放,是個別人格的全面發展;社會主義並非個人被一致化的、自動化的社會;個人並沒有隸屬於國家或官僚政治的社會」。列寧在「國家和革命」中所構想的,也是以這種人的全面發展為基礎的新社會。但符合於「史達林主義」秩序原理的「社會主義時代的人」,並非馬克思、列寧、羅莎盧森堡等人所描寫的,做為自己生活的主人、創造者的人,而是完全隸屬於國家而在其庇護下的一致化的人。如此,史達林主義的政治文化使人民產生不易剷除的對國家的寄生心態。

  不過在史達林主義之下所進行的建設成果是無法否定的。它在短期間內始使歐洲最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強大的工業國。大眾教育的普及、社會保障、完全就業、城市化等等也都有所進步,社會構造也有質上的變貌。這些工業革命的成果成為走向社會主義經濟的社會基礎。但這些成果卻與實現「人的解放」這一些社會主義的目的無關,反而史達林型的工業革命造成了與此目的相反的「隸屬」的秩序。因此如E.H.Carr所說:史達林主義是擁有「革命」與「反革命」的兩面不同面貌的變革。史達林式的工業革命之所以不符人性的原因之一,是追求社會主義這個目的時並沒有選擇符合這個目的的手段,而將它所選擇的手段合理化成為社會主義原理的就是史達林主義。

  從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歷史看來,史達林主義在工業建設的某一階段以前,或文化的一定水平以前,對歷史而言可說具有積極的意義。但當工業化和社會文化的變貌到了如沒有技術和文化的創新就無法再進一步發展的階段時,史達林主義就成為進步的阻礙要因。

  首先發現這種情況的是托洛斯基,他在「被出賣的革命」一書中說:「行政的計劃化充分顯現其力量,但同時也曝露出其力量的界限」。史達林死於1953年3月。史達林去逝的3年後,第20屆蘇聯共產黨大會將他從「神壇」上拉下來。此後,在蘇聯及其他既存社會主義國家內所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各種變化,可以總稱為「去史達林」──因為對社會主義的活化性而言,史達林主義已證明其為關鍵性阻礙要因,因而是史達林主義喪失其現實存在的理由的過程。

  從一九二0年代到三0年代的蘇聯史,是「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分岐點。因此,藉由對這個分岐點前後的比較,可瞭解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特徵。

  蘇聯在二0年代的歷史,大致上是十月革命理念的忠實的實踐。當然,歷史並不是理念的忠實實踐所形成,縱使行為者忠實於理念,歷史卻往往造成與其理念不同的結果。三0年代體制中,有許多要素是在二0年代形成並發展的。所以許多人說,歷史是連續和變化的複雜合成物,但是由於歷史學家所生活的時代狀況以及主觀態度不同,所重現的契機或變化的契機也就有所差異。由此可見,歷史認識離不開價值判斷,因此歷史也不斷地被重寫。

  「去史達林化」的一個大潮流是個別體制的獨特性和自主性的擴大。1955年蘇聯共產黨徹回了對南斯拉夫和狄托的無理批判,1956年3月,蘇聯共產黨第20屆大會(除了成為「去史達林化」的出發點之外)也進一步的承認了走向社會主義的不同道路和民族共產主義。所以該大會所強調的並不是民族主義,而是否定蘇聯過去對民族主義的壓抑和對小國民族主義的支配。

  由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對捷克的軍事鎮壓看來,個別體制取得自立性的道路並不平坦,但是,雖說如此也不可否定的是個別體制逐漸增大其自立性,而蘇聯共產黨也逐漸喪失其國際領導力。

  不過,「去史達林化」並沒有找出國際統合的新模式,至少個別體制的民族主義並沒有昇華為新的國際主義。但小國主張民族主義是正當的權利,對「去史達林化」後民族主義的迸發不能只給予否定性的評價。正如列寧的民族理論所說,「民族自決」不過是為了追求兩性以真平等為基礎的結合而行使的離婚自由的權利而已。如果大國因為自身的利益而壓抑小國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互相認知,也許是走向真的國際主義的第一步。所以舊蘇聯時代,成為俄羅斯沙文主義犧牲者的少數民族要求恢復權利的行為,可解釋為帝國的瓦解,但也可說是基於民族平等的新統合的前階段。

  在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顯現「去史達林化」界限的事件是發生於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的聲音首先發自於共產黨的內部──一言堂的黨,由於黨權力集中於少數的黨機關,因而使黨分裂為「全能的寡頭制」和「無權力的大眾」。1966年的捷克共產黨的行動綱領說:「並非黨統治社會而是由於自由且進步的社會主義發展而完成其領導責任。黨不能強制其權力,而是由於不斷的黨活動而獲得其權力。黨不能以指令強迫人民接受其路線,而是由於黨員的活動和理想的正確性而使其實現」。黨行動綱領的這一段所表明的,是將已國家化被保障政治獨占的黨復原為社會組織,然後使黨擔任由下而上的民主化責任;也就是要求黨的改革恢復民主集中制,發展黨內民主主義。但黨的「去國家化」這個改革構想,由於包含了去史達林主義制度核心的邏輯,因而被將史達林主義視為社會主義,將黨的領導視為社會主義體制基本原理的蘇聯和東歐的政治菁英認為反社會主義,因而遭遇到華沙公約機構的軍事介入。

  戈巴契夫政權的pteryestrogkr(重建、改革)再三強調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的民主主義的發展是經濟活性化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從戈巴契夫和改革派知識份子的言論可以瞭解,在思想上鼓舞pteryestrogkr的最重要因素是,十月革命的理念以及二0年代以前的為建設社會主義而發生的思想及政策上的爭論以及其實踐──這是由於十月革命到二0年代末的思想和實踐,在質上遠比「去史達林化」更為豐富的緣故。

  以「去史達林化」為契機所產生的各種「既存」社會體制內的改革都告失敗,而蘇聯和東歐也都轉向資本主義陣營。如前所說:「在歷史認識上,不管個人是如何的偉大,卻不是可以自由操作歷史的神或惡魔。無論怎樣強大的權力行使,也都不過是歷史舞臺上的一個演員而已。歷史所關心的,除了演員以外,還有演員表現演技的整個舞臺」。史達林主義也一樣,沒有史達林所處時代的內外各條件,也就是他表演演技的歷史舞臺,史達林主義是不會產生的。因此,除了產生史達林主義的內外諸條件(就現在而言,最重要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國霸權主義稱霸世界,是對社會體制的武嚇和和平演變的政策)完全消失,「既存」社會主義體制是不可能完全恢復到馬克思所期待的,而蘇聯十月革命領導者們所意圖建設的社會主義體制。這也就是說,當資本帝國主義還是今日世界的主流勢力時,一國社會主義是不可能長久存在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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