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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50期】為什麼要讀陳映真?

趙剛
 

陳映真的文學願引讀者走向歷史、走向現實、
走向第三世界。圖為1996年5月1日,陳映真
參加在高雄舉辦的五一遊行。(圖 ∕ 李文吉)

自我2009年初,一頭栽進閱讀與寫作陳映真的狀態中,並一發不可收拾以來,已歷三寒暑。2011年,我出了此一主題的第一本書《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
在書的〈自序〉裡,我交代了幾個相關問題,包括,陳映真與我們這一代人的關係、我重讀陳映真的緣由,以及,以一個文學門外漢如我,在磕磕碰碰的閱讀過程中關於閱讀文學文本的一愚之得……。在那裡,我並沒有好好地針對一個重要問題──「為什麼要讀陳映真?」,作出回應。現在,我將要出我關於陳映真文學的第二本書了,我覺得應該要對這一問題作出回應,於是有了這篇「代自序」。至於一般性質的「序言」,也就是介紹這本書的內容以及表達感謝之言,則是表述在「後記」裡。

這篇「代自序」,一方面是向讀者您交代我何以認為陳映真文學是重要的一個自白,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封向公眾提出的意欲強烈的閱讀邀約信。但在寫作之中,我也常不安地轉而思之,這是否竟是那種常招人厭的「己所欲者施於人」。惶恐之餘,也只有建議讀者諸君不妨暫時只把現在這篇序言當作我的一個應是誠懇的自問自答,而設若您恰巧也接受了我對陳映真文學的價值的某些評斷,而希望進一步接觸的話,那麼,您也許應該直接閱讀陳映真作品,自行感受、闡釋與批評。之後,如果還有時間而且也還願意,再將這本書作為閱讀參照之一,且願意匡正我的某些讀法的淺陋與不達,則是我最大的盼望。而如果我的這本對陳映真早期的小說的詮釋之作,竟然替代了原始文本的直接閱讀與全面閱讀,則是這篇序言所不能承受的罪過。
    
直接切入正題。我將從歷史、思想與文學,這三個維度,分別說明為何要讀陳映真。(編按:由於文稿字數因素,本報經作者同意只刊載前兩個部分。)

一、歷史                                                                     

    回顧戰後以來台灣的文學界,陳映真佔據了一個非常重要且獨特的位置。這樣的一個論斷,是因為那無法避免而且也不一定必然負面的「偏好」嗎?答案是否定的。這麼說好了。試問:除了陳映真,還有誰,像他一樣,在這過去半世紀以來,意向明確且執著向前地將文學創作持續不斷地置放於大的歷史脈絡之下,疼痛地碰撞著時代的大問題,不懈地求索文學與歷史之間深刻的內在關係?

    也許,有人會嘟嘟囔囔地說,這不是我要的文學;「陳映真」不是我的菜。很好啊!口味是強加不來的。更何況,沒有哪一部文學作品是非讀不可的,畢竟這世界總是這樣或那樣繼續下去,不曾因這部或那部作品而變呀。但是,如果你給文學一點點機會、一點點重量,把它看做是一種幫助我們得以同情體會各種情境下的人物的境遇心情,從而得以更具體且更豐富地理解歷史中的他者,從而得以給自我理解多開幾扇窗戶,幫助自己評估價值、尋求意義的一種重要手段的話,那麼,或許你應該要注意陳映真的文學,更何況他講的正是和你、和我那麼密切相關的故事;特別是在很多很多個他說過的故事,以及故事裡的人物,已經被我們這個時代所遺忘之時。當歷史正在遺忘,陳映真文學的價值正是在拒絕遺忘。

拒絕遺忘,恰恰是要為當下找出走向未來的出路。因此,拒絕遺忘不是單純地回到過去,緬懷榮耀或是舔舐傷口──那是「遺老」的拒絕遺忘。對陳映真而言,「遺忘」是「歷史終結」這塊銅錢的另一面。拒絕遺忘,正是追問構成我們今日狀況的種種歷史線索。這要求我們打破霸權的記憶工程,讓我們重新理解我們的自我構成,看到自身是如何在歷史中被各種力量所形塑。這樣的自知,不待言,是理論與實踐的一重要前提。理論與實踐不是展開於一個前提自明的普世空白主體之上的。

    
因此,作為這樣的一個歷史的探索者,陳映真透過了他的文學裡的眾多主人公,向我們展現了很多現當代重要歷史階段或事件,從日本殖民統治、二戰及太平洋戰爭、國共內戰、二二八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全球冷戰、白色恐怖、兩岸分斷、反共親美右翼威權政體的鞏固、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深化、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學術與思想的美國化、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與去中國化,到如今持續迷亂整個島嶼的認同撕裂扭曲……。請問,在台灣當代的文學界,乃至思想界與知識界,在這半世紀多以來,持續不斷地直面追問這些從不曾「過去」的事件或過程的人,除了陳映真,還有誰?那麼,陳映真的文學難道不應該成為我們理解自身的一個重要憑藉與參照嗎?
    
上述的那些歷史事件,並非無人就此或就彼進行研究或表達意見,但少有人有陳映真的器識心志,直面它們的源流交錯,進而編織成一種歷史關係,對我們的今日提出一種原則性的看法。放大某一個孤立事件,然後擴而大之,周而廣之,形成一種單一的歷史解釋,並不為陳映真所取。歷史過程總是條縷共織、「多元決定」的。這一對待歷史的特點,我們無論是從陳映真1960年的〈鄉村的教師〉或是2001年的〈忠孝公園〉,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陳映真的文學後頭站著一個思想者陳映真,但這個思想者在歷史面前總是謙遜與怵惕的,他要從歷史中得到某些教訓,而非挾其理論斧鋸,以歷史為意識形態之林場。
    
堅定地把書寫持續定位在歷史與文學的介面上,陳映真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為之掩卷,為之躑躕再三的,就是他透過小說為那大多屬於「後街」的小人物所立的傳。在陳映真目前為止的36篇中短篇小說裡,這些小人物,或憂悒、或決絕、或虛無、或堅信、或樸直、或妄誕……。他們在那些雖是虛構的但卻又無比真實的時空中行走著,時而歷歷在目,時而影影綽綽。此刻飄到我腦際的就有:安那其少年康雄、吃過人肉的志士吳錦翔、紅腰帶骯髒的左翼猶大、浪漫青年藝術家林武治、「存在主義者」胖子老莫、質樸厚實的女工小文、虛空放縱的學者趙公、做著經理夢入瘋的跨國公司小職員林德旺、在幻滅中求死的老婦蔡千惠、在廢頹中生猶若死的美男趙南棟、本性端方的忠貞黨員李清皓、前台籍日本老兵林標、前滿洲國漢奸馬正濤……。這些,對我而言,都是一篇篇傳世的「列傳」,比歷史還真實的歷史。沒有它們,台灣的現當代史所可能具有的歷史記憶將更為粗疏稀薄乾枯,而歷史意識也將注定更同質更空洞,因為我們只能空洞地記著一些大事件的年與一些大人物的名。因此,陳映真文學,其實竟是歷史的救贖,它重新賦予那些被歷史挫敗、傷害並遺忘的「後街」人們以眉目聲音,再現他們的虛矯與真實、脆弱與力量、絕望與希望,讓讀者我們庶幾免於被歷史終結年代的當下感、菁英感與孤獨感所完全綏靖,從而還得以有氣有力面對今日指向未來。

陳映真的小說在認識歷史上是有效且有力的。以我的教學經驗為例,我曾以陳映真小說作為我所任教的大學裡「台灣社會變遷」這門課的唯一閱讀材料,取代了長期因循西方(美國)的「社會變遷」材料,結果學生的反應非常好。他們覺得,閱讀陳映真讓他們得以開始從大歷史的變局與微小個人的運命交關之處,去思索台灣戰後以來的歷史,是一個很啟發的學習經驗──「很有FU!」。又,以我自己這幾年的切身經驗來說,陳映真的確是一個極重要的媒介,透過它,我找到了一些支點、一些契機,去開始提問當今的各種「現狀」(尤其是知識現狀)為何是如此?為何非得如此?它要去哪裡?……。我自己就是透過閱讀陳映真,從西方理論與方法的唯一世界中一步步走出來,開始追問學術與思想之間更歷史性的內在關連。陳映真文學讓我從一種封閉的、自我再生產的西方理論話語中走出,走向歷史、走向現實、走向第三世界。

二、思想                                                                      

因此,在文學與歷史介面中的陳映真文學,其實還有一個第三維度,也就是思想維度。陳映真說過很多次,他之所以寫作,是要解決他思想上所苦惱所痛感的問題。沒有思想而寫,於他,是不可能的;他不曾因繆斯之牽引,而恍惚為文,或為文而文。陳映真的忘年之交,文藝理論前輩與劇作家姚一葦先生,就曾指出他所理解的陳映真是「為人生而藝術的」,「只有在他對現實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為時,才發而為文」。這個「文」,有時是論理文章,有時是小說,但它們其實又只是一體之兩面。姚先生說:「論理是他小說的延伸,小說是他理論的變形。」(注一)。

姚先生的這段話說得非常好。然而,我們也許要稍加註明的一點是:陳映真的文學創作從不是站在一種啟蒙高位,去宣揚某些「理論」、「意識形態」或是「立場」。歸根結底,這是因為他不是因「已知」而寫,而是因困思而寫。擺在一個對照的光譜中,陳映真是一個左派、是一個統派,這都無需爭議也不必爭議,但陳映真文學的意義與價值,並不在於它宣揚了左派或統派的觀點與見解,好比我們所熟知的某一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或藝術的營為作用。陳映真文學後頭的陳映真,其實更是一個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而非深池高城的理論家。但這並非因為陳映真不擅理論或論理,而是因為他並無意於為理論而理論,猶如他無意於為文學而文學。理論,一如文學,都可以是他思索的手段或方式。

誠然,你可以說,沒有文學家是不思想的──卓然成家,豈能只是花拳繡腿錦心玉口?但「思想」也者,並非「我思故我在」,也非「敢於思」這些大箴言所能適切指涉的,那樣的「思想」,反映的更經常是西方特定上昇時期的「普世」理論與哲學體系的建造欲望。在第三世界,以「思想」為名的活動(相對於建制學術),所要召喚出的更應是一種對於霸權價值、知識與政治的否思、一種在人類大歷史中的主體自覺,以及,一種對民族對區域乃至對人類的未來走向的想像承擔。就此而言,第一世界沒有思想。但這樣說並不意味歧視,反而意味恐懼,因為──它不需要思想。除了極少數例外,第一世界知識分子意識所及或無意識所在的是:如何保持這個霸權。明乎此,無可抱怨。讓人哭笑不得的反而是,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與文藝創作者比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似乎更是青筋暴露地鞏固在霸權周圍。

因此,一個第三世界的「現代主義文學家」,也許很「深邃地」、「玄虛地」、「創意地」思考並表達了一種「人類存在處境的荒謬感」。他在漆黑的個體內在與蒼溟的普世人性,這兩極之間姿勢優雅地來回高空馬戲,但他畢竟不曾「思想」過,而這恰恰是因為他不曾駐足於特定的歷史時空之間,從而得以接收到這個時空向他所投擲而來的問題。不此之圖,他反而以漂流於「同質性的空洞時間中」(班雅明語),以習得他人的憂傷,而沾沾自喜,進而、竟而,驕其妻妾。

是在一種特定於第三世界語境下的「思想」意義之下,文學家陳映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思想者,而且幾乎可說是戰後台灣文學界的不作第二人想的思想者。但一經這麼說,不就同時召喚出一個尷尬問題:戰後以來乃至於今,台灣有「思想界」嗎?但我們還是暫時讓答案在風中飄吧。以我之見,陳映真是台灣戰後最重要的文學家,恰恰正因為他是台灣戰後最重要的思想家──雖然他不以「思想」為名、出名。但,除了他,還有誰,以思想之孤軍,強韌且悠長地直面這百年來真實歷史所提出的真實問題,其中包括:如何超克民族的分斷?如何理解一種「近親憎恨」?如何理解與評估殖民統治的遺留?如何掌握白色恐怖的「歷史意義」?如何反抗這鋪天蓋地而來使一切意義為之蒸發的消費主義?一種改革的理想主義如何與一種民眾視野與第三世界視野聯繫起來?在這個荒涼的繭硬的世界中,如何寬恕、如何惕勵,如何愛人?

這樣的一種思想與文學,固然在系譜上、在現實上、在對照上、在效果上,讓我們肯定它是屬於「左翼的」。且這樣的一種「左翼的」聲音與視野,在台灣乃至於在今天的兩岸三地,是極其珍稀的。它為一個被發展主義、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虛無主義,與美式生活方式,所疫病蔓延的世界,提供了一個人道的、平等的、正義的、民眾的、解放的,與第三世界的「左眼」。在這個重大價值之外,這個「左翼」的另一重要價值,或許是在於它更是傳統左翼的一種超越。陳映真當然是生活在人間的思想者,他當然內在於這人間的左右乃至於統獨的鬥爭,但陳映真總是有一種既內在於但又試圖外在於這個對立的心志與情操。它來自哪裡?我認為它或許是陳映真批判地承襲基督宗教的某種深刻精神底蘊的展現。從宗教與傳統中汲取抵抗現代與當代的思想力量,是「陳映真左翼」或「陳映真思想」的一非常重要但卻又長期被忽略的特質。這個意義,超越了一般將宗教等同於個人信仰與解救的那個層次。

於是,體現於陳映真文學中的另一特質,是一種深刻的自指性或反身性。沒錯,他的小說是在說這個世界的故事,但更也是在說他自己的故事。紀錄、理解、解釋並批判這個世界時,陳映真也在深刻地、痛苦地反省著自己。這個看似矛盾的「向外批判與往內反省」的雙重性,使得陳映真的文學從來就不具一種說教味、訓斥味,一種自以為真理在握的啟蒙姿態。在21世紀的今天,在世界大勢的支撐下,「(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更是極為奪目地顯現出這樣一種真理使徒的姿態樣貌。歷史上,左翼,作為另一個啟蒙之子,當然也有過那樣的一種批判、批判再批判,一心打破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心志,但陳映真從很早很早,就已經展現了他對這樣的一種「往而不返」的左翼精神狀態的憂慮。於是他在〈加略人猶大的故事〉(1961)一篇中,塑造出「猶大左翼」這樣的一種原型,指出他在「理想」與「自省」、「恨」與「愛」之間的失衡。我們當然也要讀出,那是陳映真對自身狀態的反省,更也是他透過反省自身作為一個謙遜的邀約,請大家一起來反省「改革大業」裡的「改革主體」問題;改革主體也要自我改革。陳映真思想總是糾纏在一種深刻的、矛盾的二重性之中。

如果用「溫度」來比喻陳映真思想的二重性的話,那麼他的思想的特色是冰火同源。我曾在前一本書《求索》的序言裡,如此描述陳映真文學,說它「總是蘊藏著一把奇異的熱火與一根獨特的冰針」。火,是陳映真滾燙的對世信念,而冰則是他冷悒的自我懷疑。這裡,陳映真說:「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注二)。那兒,陳映真又說:「革命者和頹廢者,天神和魔障,聖徒與敗德者,原是這麼相互酷似的孿生兒啊」。對著他的亡友吳耀忠,陳映真幾乎可說是哭泣地說:「但願你把一切愛你的朋友們心中的黑暗與頹廢,全都攬了去 …」(注三)。陳映真的思想因此不只是思辨性的,更也是情感性的、道德性的,乃至「宗教性」的。我們體會陳映真的思想狀態,不應以一種對思想家的習見冷冰理智的設想去體會。或許,我們甚至也不應該將陳映真的思想抽象地、形上地結論式地標定在一種「二元性」上。那樣也可能會誤導。「陳映真思想」不是一種純粹的狀態,也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過程──一個人如何和自己的虛無、犬儒,與絕望鬥爭的過程。陳映真的文學所展現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思想過程。

我們閱讀陳映真,當然是想要向他學習,好讓我們自己成長。在學習中,這樣的一種「過程性的陳映真」的體會尤其重要。尤其當我們知道,在中國的知識傳統中,知識分子的學習不是以經典、著作,甚或言教,為單一對象,而更是向一個作為整體的人與身的學習。緣是之故,陳映真文學的另一個深刻意義恰恰在於提示了一個重要的知識的與倫理的問題:「如今,我們如何向一個人學習?」昔日,我的讀書習慣是把人和作品切割,把人和時代切割,把作品和時代切割,抽象地理解「思想」或「理論」,習得其中的抽象思辨方法與概念,今日,我知道那是錯的。閱讀陳映真,也讓我理解了如何回答上面那個問題。我們要從一個人(當然,一個值得我們學習的豐富的人)的整體去理解他,他的方向與迷失、他的力量與脆弱、他的信念與虛無,他如何在這個矛盾中惕勵、學習,克服脆弱與虛無……。

因此,陳映真文學的另一個重要特質就是「誠」(authenticity)。他用他的誠克服那處處瀰漫的犬儒、虛無與絕望。他的文學袒露了他的真實,他從不虛張聲勢掩飾脆弱與懷疑。文學,於是只是一個與你與我一般的尋常人真誠面對自己的寫作,而寫作其實又只是自救與求索的足跡。陶淵明在他的〈閑情賦〉裡所說的「坦萬慮以存誠」,似乎正好為陳映真文學中的一個重要思想特質做了一個簡潔的勾勒。

注釋 :                

注一:姚一葦(1987)〈姚序〉。收於《我的弟弟康雄:陳映真小說集1》(台北:   洪範,2001)。序文頁12。
注二:陳映真(1985)〈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收於《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範,2004)。頁35。
注三:陳映真(1987)〈鳶山──哭摯友吳耀忠〉。收於《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範,2004)。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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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50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六)

我的1960年代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編按:
最近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正在舉辦一系列「重返1960年代座談會」,第一次座談會曾請陳明忠先生發言,因為限於時間,陳先生講的不多。現在根據陳先生的口述回憶草稿,將相關部份先行擇要整理發表,以供參考。


出獄
 

1960年我出獄了。到新店監獄辦理戶口,要在旅館住一晚上。當晚睡在榻榻米上,手腳可以隨意張開了,不像在監獄中要縮著身體睡覺,但很奇怪,竟然睡不著,只覺得身體怪怪的,不能適應。
爸爸和大姑媽領我回去,到岡山時候,看到一個女孩子迎面對我笑。我心想,這個女孩怎麼三八兮兮,不認識對我笑什麼。原來是我小妹麗玉,被捕的時候她剛考進台南女中,坐牢十年,現在都不認得了。
那時我們家已經從五甲尾搬到岡山了。1950年代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地主家每戶雖然可以保留兩甲土地,但我家沒人會耕作,只好把土地賤賣掉,媽媽帶著弟弟和兩個妹妹搬到岡山鎮上住。(爸爸早就搬出去和小老婆住)
    出獄時我31歲,因為常期肺病,在監獄中完全沒有受到照顧,從原來的65公斤變成43公斤,連老朋友都認不出來了。有一次在聚會上,一個很熟的朋友拉著我問:陳明忠在哪兒?我說,就是我啊,他好半天都不相信。
 

在旗山農校
 

政治犯出獄,找工作很難,社會上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岡山是空軍訓練司令部所在地,蔣介石常去視察,每次他要來的前一天晚上,就會有情治人員半夜來我家敲門,搜查我房間。我想我恐怕得離開岡山了。
這時林淵源來了。他那時已經在高雄的旗山農校當校長,知道我出獄的消息,就跑來找我,知道我找事難,就讓我去他學校教書。按說坐牢出來的人是不允許教書的。他跟情報機關的人說,我有這麼一個朋友,想請他來,可以嗎?情報機關的人知道林淵源是蔣經國要栽培的人,將來準備讓他當高雄縣長,就回答說,你就假裝不知道陳明忠坐過牢。這樣,我就到了旗山農校,在農產加工科教書。
當年在台中農學院讀書時,林淵源是我的學弟,我們都是高雄縣人,來往密切。有一次他生病開刀,我和另外一個朋友約好照顧他。那個朋友選擇白天看他,我就晚上看他,晚上當然比白天辛苦,我沒有講話。後來那個朋友連白天也不來,我白天、晚上都看他。林淵源覺得我很夠朋友,一直對我很好。所以這一次出獄,他完全不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讓我到他的學校教書。後來我第二次被捕,出獄後,他還是來看我,一點也不避諱。我們到現在一直有來往。(林淵源是高雄白派的領袖,王金平是他提拔的。後來他擁護宋楚瑜,始終不變心,是個極講義氣的人。)
我在旗山農校上課時候,情報機關的人會來聽。林淵源跟他們做保證,他們才來得少了些。(李娜按,我訪問了林淵源,林淵源說:情治機關的人常來找陳明忠,我就跟他們說:陳明忠是政治犯,那是過去的事。他也要生活啊,他在我這裡教書,保證與政治無涉,我負這個責任。)
學校的同事原來並不知道我坐過牢,那時候每週一要開週會,老師要輪流講話。林淵源私下交待教務主任,不用讓我講話了。教務主任覺得奇怪,就悄悄問我。我就告訴他,我坐過牢,是政治犯。這樣同宿舍的幾個老師也知道了,恍然大悟說,怪不得,我們早就覺得你很奇怪。
雖然有林淵源保證,情治機關也沒放鬆監視。我教書受學生歡迎,常有學生課餘來宿舍,找我聊天。有天,有個特務來,故意說:學生們跟你很要好啊。我一聽,這個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煽動學生,傳播反動思想,那是大罪名,搞不好要連累很多人,我不能害了林淵源。
正在這個時候,有個坐牢的朋友來找我。他的親戚在台北開了一家藥廠,讓我當化驗員,當時對藥廠按規定要實施品管,需要搞化學的人。我讀的是農業化學,我就決定走了。在旗山農校不到一年,不得不離開。
 

在中國新藥廠
 

這個藥廠的來歷是這樣的:董事長原來是做進口藥生意的,公司叫吉原行,生意很好。我記得當時治拉肚子的氯黴素針劑,一瓶二三十塊,但後來兩、三塊也可以賣,可見利潤很厚。董事長賺了錢,就在日本開東菱製藥廠,在台灣也投資了很多企業。中國新藥廠就是其中之一,打算在台灣本地生產藥品,這樣成本更低。他把這個草創的藥廠交給他的弟弟來做總經理,他是張克輝的同學。廠長是總經理的表弟,也是我農學院的學弟,是他叫我來的。但我是一個坐牢的同學王子奎推薦給他的。
當時台灣賣進口抗生素很貴,如果在本地做,成本很低,所以許多本地藥廠興起了。美國就要管控,要台灣政府衛生署執行品質管制,上面有個美援會的工礦小組負責這件事。因此,藥廠需要專業的化驗員,我就是這樣被請來的。
這個廠是家族企業,總經理和廠長找的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那些人雖然是農學院畢業的,但學的是畜牧、森林等科系,其實是外行。他需要學化學的,王子奎推薦了我,他就去查農學院的檔案,一查我是農化系,光復後第二期第一名畢業——但思想有問題。他就說,我們對國民黨也不滿意啊,但我們是做生意的,以後不要過問政治,只要你保證不再搞政治,我們就請你,我當然答應。
總經理跟我講話的時候,副總經理在旁邊看。他會看相,之後對我朋友王子奎說,他個性很強啊,會不會發生問題?王子奎說,不會啦,工作嘛,他會認真的。於是我就開始到藥廠做化驗員了。藥廠草創,很簡陋,在一個破舊的小三合院。我就睡在走廊上,擺張行軍床。
我進去才發現,如今化學已經大大進步了。以前化驗用化學天平,重量法,容量法,都是用滴管,由手工來做,現在都是用機器分析了。工廠從美國買了機器,一台Spectrophotometer機器十幾萬,是我一百個月的薪水。我不知道怎樣用,怕弄壞了。雖然有說明書,但我看不懂。何況,我不知道原料用得對不對?實驗方法是怎樣的呢?也都不知道。沒辦法,重新開始學,從原理開始。
進到藥廠不久,就派我去培訓,這是實行藥品管制的規定,廠裡的化驗員不培訓,就不能開藥廠。培訓地點是在台大醫學院。傷腦筋的是,好多英語都聽不懂。比如膠囊capsule,我讀的是「カプセル」。我在農學院學的英語,都是用日本方法讀的,講課的老師是留美的,發音全不一樣了。那時參加培訓的人很多是光復後才進大學的,而我是日據時代學的英文,幾乎完全聽不懂,不得不努力追趕,拼命地學。這樣受訓三個月,結訓考試,我是第二名。前三名要派到美國去繼續受訓,但我不能去,有政治犯履歷。廠裡派的其他受訓的人,根本沒考上名次。
我們廠的目標是成為甲級藥廠,但我們的設備是丙級的。總之,對我和工廠來說,都是從零開始。頭兩三年,我早上六點就起來,常常看書看到十二點才睡。連體力活我也幹,如搬藥瓶、送藥等等。
那幾年,真是非常用功,很累。放鬆的方式,就是每隔兩三個月,去台北看電影。從樹林坐火車去台北,進戲院前,我買了麵包進去,連著看三場。當時日本的電影還可以進來了。我喜歡看打仗的,談戀愛的就沒有興趣,覺得囉哩八嗦。打仗的速度就很快,反正是給腦子休息一下。那一陣子我其實過得很苦,但要吃飯,就要做事。如果在藥廠不能站穩,就麻煩了。
有一次,我們賣抗生素軟膏給軍隊,衛生署試驗所檢驗不合格。這是我自己化驗的,我知道沒有錯,就到衛生試驗所去溝通。我了解化驗的方法大家都一樣,問題在於,金黴素要抽出來化驗,是要用乙醚抽出來的。乙醚用的是小瓶還是大桶?結果就不一樣了。如果是用大桶,氧化之後,會影響分析結果。我問他們,他們是用大桶,那一定會有問題。我要衛生署試驗所那個化驗員重做,他不肯。他做這個工作也好幾年了,有自信,但我也有自信啊,兩人就吵了起來。科長出來了,息事寧人,讓他按照我說的試一次。結果出來後,果然我說得對。試驗員沒有話講了,以後對我的事他就不大敢找麻煩。
大概是我進廠的第三年,美援會工礦小組到各廠臨時抽查,隨便拿一份我們的藥品,要查品管資料,我都做得很好,每一種藥品我都可以提供相關資料。抽查結果我們做得最好,新聞對中國新藥廠做了特別報導。
衛生署試驗所是台灣最高的藥品檢查機關,美援會工礦小組是外國權威,兩邊都肯定我,幾年的辛苦終於有了成效,我在藥廠的信譽也就建立起來了。我在旗山農校教書時,月薪是900元;進工廠時當化驗員,月薪1200;1965年升品質管制科長,2800元。到了這個時候,我才敢結婚。
結婚後,生活比較穩定,我還不斷向外學習,又有了新的想法:做品質管制,是要用錢的,不是賺錢的。對公司來講品質管理成熟了,內外都肯定了,就要做研製開發新藥。新藥品質不好,會被退回。我因此就先研究為什麼會品質不好,把原因找出來,加以改良。這樣就更往上升遷,先調製造科長,再調副廠長,監管品質管理和製造。
 

當了中國新藥廠的廠長
 

因為我的工作成績,總經理要我當廠長,我不想接。這是個家族企業啊,我和他們的人沒有關係,人事上沒法管。老闆的哥哥也來工作,什麼都不懂,只好讓他管倉庫。有次我們做的口服液,成品有1000個,後來只剩下900多個,因為老闆的哥哥管倉庫,他覺得是營養品,就偷吃了,別人跟著偷吃。這個我怎麼管!我跟總經理講:你給他錢就好了,不要讓他來上班,我不好管啊。
董事長是大老闆,有很多企業,包括建築材料、摩托車工廠,最重要的還有東菱電子,中國新藥廠只是其中之一,而總經理就是他弟弟。這種家族經營潛在弊端很多,慢慢會拖垮企業。(後來東菱電子倒閉,負債二十多億。)
我有時候跟總經理抗議,日本人看了很奇怪,因為日本的企業下級是不敢向上級抗議的。總經理有一次對我說,我用過的人有兩三千個,沒有一個像你爬得這麼快!我回答說,也沒有人像我這麼認真做!總之這種家族企業,一個外人當廠長是很難的。我又坐過牢,是政治犯,一定會被人攻擊。那時就有嫉妒的人偷偷打報告,說我在廠裡散播反動思想。
總經理一定要我做廠長,我就講條件。第一,不能因為女工結婚,就把她裁掉。當時的女工,是按日計酬,剛進廠時一天八塊,結婚就被解雇。所以許多人為了工作,不敢結婚。我說這個沒有道理,要改。總經理說,她們到結婚時,一天工資已經漲到二、三十塊,是剛進來的兩、三倍,成本太高了。我說,她們是有經驗的工人,可以教導別人,發揮作用,不能因為結婚就裁掉。
第二,如果女工做久了,成績不錯,有能力,就把她升做助理員(等於是士官長),也變成月薪勞動者,這樣請假也有工資。這兩個條件,總經理答應了。我就接了廠長。
我替女工爭取權利,工廠營運很好,賺了不少錢,但我這個廠長還是做得很痛苦。當時台灣所謂經濟起飛,靠的是嚴重剝削工人,勞動沒有保障。法律是有的,民國初期定的勞動法是很先進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制定的,但台灣處於戒嚴時期,不執行,有什麼用!我是廠長,不是老闆,不是資本家。我不能幫助工人。我覺得待不下去了,打算辭職,總經理不同意,我就兩三個月不上班,他呢?還是每個月親自送薪水到我家。
為什麼呢?我當廠長是有功效的。女工支持我,因為幫她們爭取了權益,股長和科員也擁護我,因為我教他們技術,工廠運營良好。只有總務科長對我不滿意,他也是老闆家族的,家族公司嘛。
後來有人密告,說我宣傳共產主義。正好這時,藥廠有個推銷員,日據時代中學畢業的,業績很好,董事長要他出去另建東大藥廠,做總經理,後來也做食品,就是有名的「乖乖」。東大藥廠的廠長拉我過去,做技術部主任,不用做廠長,不用管人事,那就輕鬆了。而且以前的資歷都算在內,工資還再增加一點。中國新藥的總經理當然不高興,但我不管了,就走了。很久以後,我講這段經歷給別人聽,別人說,你怎麼一點都不想自己發展企業,這樣可以賺大錢。老實講,我一點也沒想過。我一直想的,還是想搞政治,只要我生活穩定下來,我不會放棄年輕時代的理想。
 

小牢與大牢
 

1965年我和也是政治犯的馮守娥結婚(編按,有關結婚的事以後再整理)。結婚後,在南京東路租房子住。警備總部對政治犯是要監視的,在住的地方的派出所都有檔案。有一天負責這個地區的員警來找我,要我每月付錢給他。事情是這樣的:附近有個賭場,是一群流氓搞的,這個員警有投資。沒想到賭場的老闆跑了,員警為了彌補損失,要他管下的八個政治犯,每個人每個月攤1000塊給他。我拒絕了,我那時工資是2800塊,給他1000塊我怎麼生活。但他就每天晚上12點來敲門,一直打擾我。怎麼辦呢?我就對他說:你很可能是共產黨喔,你老是找老百姓麻煩,讓他們反對政府,所以你可能是共產黨。他就不敢來了。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
我們坐牢出來,找工作困難,生活也困難,還要被監視,被敲詐,不想點辦法不行。我太太說,她剛出來,只要找到工作,特務就去找老闆,讓老闆知道她是政治犯。老闆害怕,馬上請她走路。幾次以後,她很生氣,跑到派出所大罵,還說要住在派出所,讓他們養。以後他們才不敢這樣做。
所以對政治犯來說,在綠島是坐小牢,回到社會是坐大牢。
 

重新開始
 

出獄頭幾年,要在藥廠站穩腳跟,不敢參與政治。1965年結婚後,生活也開始穩定了。我開始找資料,找書讀。以前曾偷偷聽大陸廣播和BBC的中文廣播,以便瞭解大陸的情況。坐牢出來的人,不敢公開活動,但我慢慢的開始偷偷活動,想辦法找地下管道買書。我發現了一家日文小書店,常常去買書,跟那老闆聊天,慢慢給他灌輸社會主義和對祖國的認識。這樣講了一兩年,他終於被我說服了,敢幫我買書。台灣老一輩都讀日文,所以情治單位對日文書店看得很緊,他幫我買書,是冒風險的。當然,書也賣得很貴。我讓他幫我買一些日本左派的書,還有日本《朝日新聞》、《世界月刊》之類的新聞、雜誌。這些,即使是在台灣的日本人,照規定也不能買,只有日本大使館可以買。書店老闆透過地下管道買進來《朝日新聞》,很貴。那時《聯合報》一個月75塊,《朝日新聞》一個月要1000塊。我為了找資料,花了很多錢,根本沒有想到應該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更好。
在東大藥廠的時候,我的月薪已經達到幾萬塊,大部分都用來買書了。幾個老同學又合買了影印機,偷印這些資料,通過秘密讀書會和私人交往散發出去。這台影印機立功不小──當時影印興起,大大便利了資料、資訊的傳播。那時,很多人,學界、政界的名人、政要都從不同管道間接的看過我們這些影印的資料。後來有一次開會,台大教授鄭欽仁跟我打招呼,他是有名的「台獨」,大家覺得奇怪。其實是因為,他以前也看過我印的書。(他是新竹鄭家的,很有聲望,是中過進士的家族。)
那時候很多人開始關心政治,關心台灣的前途,因為尼克森訪問大陸,接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中華民國被迫退出,然後,日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很多人感覺到了形勢的變化,不得不到處尋找資料,以便了解真相。雖然國民黨一直在喊「處變不驚,莊敬自強」,而且加強社會控制,但很多人還是在偷偷設法瞭解大陸的情況。也在這個時候,我和黨外的人,包括黃順興、康寧祥、郭雨新等人開始交往。
從這裡就進入了七O年代,台灣開始有了政治熱情,黨外勢力聲勢越來越大。整個七O年代,國民黨都想控制局面,但沒有辦法。他們製造了幾個案件,包括余登發案。我的案(第二次被捕)是因為我們不斷散播資料而引起的,案情以後再說。不過,當我被審判時,雖然我什麼都沒講,但警總還是透其他管道,知道了太多人看過日文的大陸資料,其中還包括內政部長林金生(曾經擔任過雲林縣和嘉義縣的縣長,是林懷民的爸爸)。由於牽涉太多人,我的案子拖了很久,海外才有時間搶救,我才能從死刑逃脫出來,也真是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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