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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7期】《安息歌》的故事

黃埔江頭的昆明記憶,新店溪畔的中國革命

邱士杰

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場慘案   
 

《安息歌》的原作詞者成幼殊,在就讀
聖約翰大學時為紀念「一二一慘案」
而寫下了《安息吧,死難的同學》。

1945年,抗戰勝利,理應是全中國人民歡欣鼓舞迎向和平建國時代的開端。然而普遍民眾對於國共兩黨和平建國的盼望,卻很快在此後將近五年的漫天硝煙中,成為次次熄滅而終究未果的悲願。

抗戰勝利之際的昆明,在當時的全國政治中有著特別的作用。不僅是因為昆明鄰近重慶,更是因為當地在許多民主人士的努力下開始成為民主運動中心。據聞一多回憶,抗戰勝利前夕,1944年的昆明便率全國之先而發表了雙十節「國是宣言」,並先後發動了同年的護國紀念大遊行和1945年的五四大遊行。「這些活動,和其他後方各大城市的沉默,恰好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在這沉默中,誰知道他們對昆明,尤其昆明的學生,懷抱著多少欣羨,寄託著多少期望。」

聞一多所說的「欣羨」與「期望」,很快就在1945年墨跡未乾的重慶「雙十協定」之後,成為以鮮血寄託的導火線。

同年11月25日晚,作為戰時全國最高學府的昆明「西南聯大」出現了反內戰集會,一時間,竟出現五千多人參與。地方警特為恐嚇參與者,使出機關槍等武器進行恐嚇。翌日,昆明爆發大規模示威,並再次招致警特的各種攻擊。雙方你來我往的衝突在12月1日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警特不但進入各大校園展開暴力攻擊,西南聯大更出現警特以手榴彈攻擊學生,真可謂前所未見的鎮壓!首先是校門口一顆,然後師院再三顆!整起事件,死亡四人,重傷十一人,輕傷十四人,史稱「一二、一慘案」。

慘案爆發後,郭沫若悲憤地在《進步讚》中寫道:

誰能說咱們中國沒有進步呢?
誰能說咱們中國進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經進步成爲「一二、一」了,
不信,你請看,請鼓起眼睛看看。
水龍已經進步成爲了機關槍,
板刀已經進步成爲了手榴彈,
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劊子手們
已經進步成爲了機械化的好漢。

一二一慘案是抗戰後全國反內戰運動的開端。為了悼念一二一死難烈士,全國各地都發起了大規模悼念示威。數十年後,知名劇作家與演員黃宗英在其創作的〈大火:《聞一多》電影劇本草圖之二〉中,藝術性地再現出昆明本地的示威場景──


「剪著黑紗、分著黑紗,從堆房裡搬出黑紗。」

「人流從大街小巷、從各家各戶,走出來。傾城出動。」

「在櫃檯前擠著領購黑紗的人群中,有一位翠衣女郎。當她轉身套上黑袖箍,右隨即扯下紅寶石的長耳環,用手卷蘸著腮旁的眼淚,擦去口紅。她左手抱著琴,一移步,琴弦碰到門框上,一聲弦斷如烈帛。當她走入送喪行列時,天地間的一切顏色都消失去。只有黑和白,黑和白。只有無伴奏的哀歌和千萬人的腳走在石板路上的聲音。」

「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你們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往前走/你們真值得驕傲/更令人惋惜悲傷/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安息吧死難的戰友/別再為祖國擔憂/現在是我們的責任/去爭取民主自由」……

──對於熟知台灣戰後史的朋友來說,黃宗英最後所引出的歌詞,恐怕是既熟悉,又陌生罷!雖然歌詞略有出入,但這首歌其實正是台灣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獄中的政治受難人為即將死別之同志所唱的告別歌,也就是台灣五零年代政治受難人所稱的──《安息歌》。

黃浦江畔寫就的輓歌

其實彼時的昆明並不可能馬上唱起這首歌。這首歌是在慘案發生後,才由黃浦江畔的上海學生譜寫下來的。當時,為了聲援慘案犧牲者,聖約翰大學學生、中共地下黨員、同時也是著名女詩人的成幼殊寫下這樣一首歌詞,但原詞其實與黃宗英引用的版本稍有出入:「往前走」應改回「前走」,「戰友」則應改回「同學」。

成幼殊回憶,「在寒風凜冽的冬夜,臨窗伏案,為即將舉行的上海各界公祭大會寫一首歌詞的任務,自然是我願意接受的。遙望遠在昆明的不相識的四位殉難者,我以第二人稱『你們』來直接抒發我們仍活著的人的哀思和繼續努力的決心。記得我是在得到通知的第二天清早就交卷了。」「『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表明他們是愛國愛民而獻身,不是什麼『匪』。這是他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與他們的基本共鳴。」

為這首歌配樂的,則是同校的錢大衛(校名錢春海)。「曲調在沈痛悠遠中轉而高昂堅定,並使人感到有弦樂器的動人色彩,發揚更增強了歌詞的內涵。錢大衛習以為伴的樂器是小提琴。」「在大會上散發的這首歌曲鉛印單頁,詞作者署名金沙,曲作者署名魏淇。」
 
在反內戰運動中傳唱全國
 

這首歌完成之後,伴隨著全國性的反內戰運動的迅猛發展而傳唱全國。其間,浙江大學學生會主席于子三遭慘殺事件(1947年10月)是這首歌得到大規模傳唱的又一次轉折點。在北平,燕京大學學生唱著這首歌走上街頭;在天津,這首歌被改為《安息吧!民主的鬥士》而被北洋大學學生們傳唱。在浙江,這首歌被改成《子三烈士追悼歌》,直到1949年之後,每逢清明,浙大師生還會在鳳凰山的烈士墓前唱起這首歌。而在廈門,這首歌也成為廈門大學學生悼念于子三的曲子。

也許是于子三慘案的影響,這首輓歌甚至在浙江成為了解放軍追悼死難烈士的歌曲之一。在目前的史料中,溫州田塘頭戰鬥與這首歌的關係最密切。這首歌被改稱《同志,安息吧》或《安息吧同志》。除了歌詞中的「同學」改成「同志」,而若干字或增或減之外──這也是各地流傳這首歌的時候普遍出現的狀況──整首歌詞大致可說與成幼殊原詞相同。在台灣被稱為《安息歌》的這首曲子,也是把「同學」改成「同志」。這說明了這首歌在台灣不僅僅是學運歌曲,還更是層次更高的、地下黨「同志」之間的革命歌曲。

《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如何流傳至台灣並成為《安息歌》,已不可考。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台灣版在全國各種版本中修改最大。除了前述改動,「你們真值得驕傲/更令人惋惜悲傷」這兩句則被修改為「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愛國而犧牲」。放在甫回歸祖國不久的前殖民地台灣,這樣的改動,顯得更加悲壯!正是在這首歌的歌聲中,無數為了兩岸的光明而奮鬥的無數兩岸青年,義無反顧地走向新店溪畔的馬場町刑場;在全中國最後的國民黨屠殺之地──台灣──從容赴死!
 
餘話

雖然這首歌的詞曲作者是確定的,但歌曲的流傳過程卻出現了許多傳說。在北方,這首歌曾被以為是著名十四行詩詩人馮至所作;在台灣,這首歌則長期被誤以為是郭沫若所寫。關於郭沫若的傳說也許起於四十年代,但也可能是七十年代末所造成的誤會。北大歷史系於1979年編撰的《北京大學學生運動史:1919-1949》曾把郭沫若的《進步讚》(該書誤植為進步頌)與成幼殊的詞擺在同一頁,把這兩個分屬不同小節的段落連著引用,這可能就是誤會的來源。

對於台灣多數人來說,這首歌的詞曲作者一定是陌生的。但除了在文革中因心臟病而病逝的作曲者錢大衛與台灣較無淵源,作詞的成幼殊其實應該值得台灣人民記憶。因為,她就是知名報人成舍我的女兒之一。成舍我的子女們都非常優秀:其子成思危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女兒成嘉玲接手父親的世新大學而辦學有成,另一位女兒成之凡數次在法國參選總統,成露茜則是享譽國際的知名左翼社會學家。至於成幼殊,除了不懈地進行詩歌創作,她更在四九年之後成為新中國的外交官,在外交事業上作出了巨大貢獻。

正如大陸知名木刻家荒煙受到台灣「二二八」的鼓舞,而以聞一多在昆明遭刺為題材創作出《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站起來》這樣的傳世名作。因為昆明的一二一慘案而誕生於上海的《安息吧,死難的同學》,也因為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而得以傳唱至今。在黃浦江頭、在新店溪畔、在遙遠的昆明、在腳下的台北,曾經有這樣一個時代,使江水同流,讓大地同悲!今天我們回首那個時代,現在也應懷抱著不該忘懷的記憶走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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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7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三)

從光復到二二八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光復


陳明忠先生在2012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舉辦「二二八事件與青年學生特展」開幕記者會上,與自己的資料檔案前留影。陳明忠在二二八事件當年還是台中農學院學生,並兼二七部隊突襲隊長。(圖片∕陳明忠)



光復前,我已考上台中高等農林學校(光復後改為「省立台中農業專科學校」,是中興大學前身),1945年9月,我收到入學通知,到學校報到。教務主任是大陸來的,看我才16歲,怎麼可能考上大學,要我降一級念「預科班」。我跟教務主任說,日本的學制是中學五年,因為戰爭又改成四年畢業,我才能這麼早考上大學。我的國語還講不好,他又不會說日本話,兩人溝通不良。我們只好去找院長周進三,他在日本留過學,知道日本的學制,一看我的材料就說,沒錯。我就開始了大學生活,因此我對院長的印象非常好。

農學院有農化、農藝、森林、農業經濟、植物病蟲害共五系,每系只有一班,我讀的是農化系。
 

日本投降了,國民黨軍隊還沒來,這段時間比較混沌。我被分在第二宿舍,宿舍裡的日本學生因為戰敗苦悶,在一起喝酒,喝醉了,就揮著刀,叫我們台灣學生起來,嚷著「喝酒,喝酒!」那哪裡是酒,是酒精泡水,很難喝。但是沒辦法,還得應付他們。有個晚上我回來,發現棉被沒有了,原來有個日本學生把我的棉被拿去當掉了。我很惱火,一氣就搬出宿舍。管理員說,你創記錄啊,住九天就走。十月十七號國軍來了,我把日本學生全部趕到第一宿舍,我成了第二宿舍的龍頭。
 

光復了,好多在日本留學的台灣學生回來,轉校進來,慢慢每班人多了,有二三十個人。在班裡,我被指定做班長。第一學期考試的時候,有消息傳出來說,考第一名的姓陳。班上有個同學叫陳保德,嘉義農校畢業,成績很好,都以為是他,沒人想到成績一公佈卻是我。我才16歲,考第一名,平常看起來也不用功的樣子。他們不服氣,有次特意出題考我,看我怎麼算。我一下就算出來,而且比老師想的解題方式還簡便,這樣他們才服氣。
 

光復了,台灣人揚眉吐氣,曾經被欺負得很慘,這時就有了報復的心理。有些地方,如台北,開始出現打日本人的情形。也有學生自發組織來維持秩序。我們十幾個學生也組織起來,自覺是民間的員警。
 

日本人挨了打,也要報復。報紙上登出來,有日本人組織了一個「幻組」的暴力組織。有天我在宿舍,一個日本同學打門口過,唱「幻組之歌」,故意反復唱,MABOLOSI 。我從床上跳下來,拿起一把木刀衝過去,他卻不敢打,跑了。
 

有次路上遇到一個商業學校的日本學生,走到比較黑暗的地方,我就突襲,在他印堂上打了一拳。有時候突襲時碰到體格很好的人,反而會給對方打得半死。我小孩子時候就頑劣不好管,經歷了高雄中學和當兵的經歷,十六、七歲,少年氣盛,一想起從前被欺負,現在能夠報復,特別有種旺盛好鬥的勁頭。
 

讀書
 

光復後,有些日本人為了生活,把傢俱、衣服、書籍拿到街上賣。當時最令我覺得意外的是,有不少的日本人還有如《資本論》等左翼書籍。我買了不少,但看不太懂。當時我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論的理解大都來自日本的反共書籍──因為要反駁,不得不闡述共產主義理論。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反倒是來自大陸的《觀察》和《展望》雜誌。
 

光復後幾年,台灣的文化很活躍,有許多從大陸來的知識份子,大陸的書籍和雜誌也跟著進來。台灣人中有頭腦有理想的,也都很活躍,辦了很多雜誌和報紙。因為看到國民黨接收的狀況非常差,年輕人都想在思想上找出路,自由主義的《觀察》和共產黨的《展望》等雜誌在台灣銷路都很不錯。不過,據我的感覺,《觀察》被接受的程度還是高於《展望》。社會主義或共產黨成為年青人的思想選擇,是二二八事件以後的事。
 

從高雄到台中讀書以後,最讓我吃驚的是,街上十字路口旁常有20-30個年輕人,圍著一圈彈風琴一起學「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到處也都有自動教人國語的小型團體,可見台中地區日據時代的文化氣氛一直很好,而且反日情緒很強,光復後才有這種自發的熱情。這讓我感到十分震撼,也深深感覺在思想上我比那些人落後太多了。
    

兩年後二二八事件發生,我在「二二八最後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當年教唱國歌,教學國語的那些人圍在謝雪紅旁邊,聽謝雪紅指揮的情形。再經過三年,白色恐怖肅清全面展開,我又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裡,看到了那些人被槍決前的最後一幕。這就是說,由於國民黨接收的失敗和二二八事件,他們拋棄了國民黨的「白色祖國」,走向了共產黨的「紅色祖國」,然後,從容就義。這就是那批愛祖國、愛人民的熱血青年的下場,我一直沒有忘記他們。日據時代反日,光復後反國民黨,這樣的年輕人都是時代的先覺者。那時代,懷抱理想就是要掉腦袋的事情。
 

光復後的農學院教授,部分留用原來的日本人,部分從大陸過來。台灣本地的老師很少,有位林秀棟,羅東人,五十年代因「羅東案」被判十年。院長周進三和教務主任,都是從大陸來的。大陸來的老師的風格和日本老師不同,對學生態度很好,是經過新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吧。但我們和大陸老師語言不通,雖然覺得他們帶來民主、進步的氣氛,但很難有更多的交流。不過,我們對他們的印象都很好,二二八事件時,我特別把他們帶到宿舍,請同學把他們保護起來。
 

風雨欲來
 

台中火車站前面有一條大路,我們宿舍就在火車站後面,電影院在前面。鐵軌兩邊有天橋可通。我和同學去看電影,嫌麻煩不走大路,常常通過天橋到前站,然後跳欄杆過去,這可以說是受到光復後社會失序的影響。
 

火車站附近有憲兵巡邏,有次被他們抓到了,叫我們跪下。說:讓你們台灣學生瞧不起我們中國兵,媽的跪下。我們是三個人,他們也三個人。我看他們拿著手槍,安全栓還沒開,偷偷跟那兩個同學說:我們打,一個對一個。他們兩個不敢,跪下來了。我不跪,我說:我們是學生,你們管不著,報告到我們學校去吧,他們就動手打我。這時很多人圍過來看,看得憤怒了,就喊起來。他們也有點害怕,就放我們走了。跪下來的兩個同學一直覺得對不起我,1960年代我出獄回家後,他們還來我家向我一面恭喜回家,一面道歉說,當年讓我挨一頓打。
 

 那個時候,民怨已經累積到一定程度了。光復初期的激動,興奮,揚眉吐氣,都成了深深的失望。物資短缺,通貨膨脹。官員多用大陸來的,看到的儘是貪污腐敗。國軍是橫行霸道,又騙又搶,根本亂來。
當時在學生宿舍,每個學生繳三十台斤米,應該夠吃的,但都被管事的人貪污掉了。我們吃不飽,只好自己去買米燒飯。買米的時候,到第一家問,二十塊一斤,太貴了,換一家,二十五;再換,三十塊!趕緊回到第一家,二十塊變三十五塊了。就是這樣,一天之中,漲價幾次。
 

有次在市場上,看到部隊的兵也來買米,他們買了一大包,大概六十公斤,要兩百塊。那個兵就拿出一張大陸的紙幣,面額1000塊。老闆不收,說沒看過。他說:你不是中國人嗎?老闆說:是啊。他說:中國人怎麼不用中國的錢?老闆只好收了,而且還要找他800塊。當然這張紙幣就是廢紙,不知道大陸哪一時期哪個軍閥發行的,根本一文不值。
這種事情看得太多了,大家火大了。後來我才明白,國民黨不代表祖國,對國民黨不滿和對中國不滿是兩回事,但那時弄不清楚,就變成很討厭大陸來的人。接著又發生了穿越鐵軌遇到憲兵的事,我非常憤怒,對祖國的熱望變成了絕望。也就因為這種不滿的情緒,我才沒有認真學習國語。
 

所以「二二八」發生的情感因素是很大的,是民怨,盼望祖國,祖國來了,怎麼來了對我們這樣?我那時還不了解,這是整個中國近代動亂、帝國主義侵略、國共內戰的一個後果,是內憂外患的一部分。經過二二八事件的洗禮,看到一些先輩的行動(譬如街上自動教唱國歌的那一批人),我的思想逐漸清楚了。必需以革命行動來根除老中國的一切舊習氣(以國民黨為代表),把新中國建立起來,中國才會有希望,台灣才會有希望。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我就加入了地下組織。(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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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7期】局外人札記 2013.02

   
鯊魚、魚翅、魚翅湯             

葉芸芸

 鯊魚

魚翅本身並沒有任何味道,魚翅最受珍寵的是那凝膠狀、
濃稠、滑潤又有嚼勁的質地感,的確沒有任何其他食物
有這樣特殊的口感。(網路圖片)


美國加州通過一個禁止買賣魚翅的新法案,已經在2013年1月1日生效。

這意味著此後華埠的餐館不再供應魚翅湯,亞洲以外一個最大的魚翅市場將會停止運轉,而美國的最主要魚翅經銷途徑也將關閉。

根據總部在舊金山的海洋認識研究和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Oceanic Awareness, Research and Education)的估計,每年有高達7300萬隻的鯊魚被捕殺,顯然這是極為有利可圖的行業,因為魚翅昂貴的價格。1990年代以來,許多非政府組織如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等就一再地呼籲保護鯊魚,終止人類捕鯊割翅的殘忍行為,但是成效不彰。特別在大陸改革開放後,市場經濟年年成長的一片好光景中,過去窮怕了的中國人,現在大快開口腹之慾,魚翅的市場需求節節上升更為擴大了,另一方面是工業化的先進捕漁裝備與技術,捕殺鯊魚的行動發生在各大洲的沿海上,也發生在公海上,特別在那些沒有資源嚴格執行法令的貧窮國家的海域,長期的過度捕撈已經使得近三分之一種類的鯊魚瀕臨滅絕。   

加州不是唯一採取法律行動來拯救鯊魚的地方,夏威夷、華盛頓州、和奧勒岡州都已經禁止魚翅貿易了。這是全球關心人士努力拯救海洋高階掠食性動物的新一輪行動。一些國家,如洪都拉斯和巴哈馬,已經完全禁止捕鯊。其他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巴西、南非、納米比亞、歐盟,也明令禁止「割鰭棄鯊」,只切下鯊魚的魚鰭,然後將仍然活著卻殘缺不全的鯊魚扔回海裡,任其死亡的殘酷做法。南太平洋的法屬波利尼西亞和庫克群島則聯合規劃了一個兩萬五千平方公里的鯊魚保護區。   

鯊魚是一種非常古老的魚,屬於軟骨魚的一支,生活在比較溫暖的水域,嚴寒的南北極海域沒有牠們的蹤影。鯊魚的繁殖率很緩慢,億萬年下來,演化成了400多種,不同種類的鯊魚有不同的食物,有的肉食,可以吞噬海豹、海龜,有的卻只濾食浮游生物,1975年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 的好萊塢電影「大白鯊」(Jaws) 繪影繪聲驚駭人心,事實上只有極少數的鯊魚會攻擊人類。鯊魚在海洋水域食物鏈中是高階掠食性動物,牠們是海洋的清道夫,讓整個海域的生態系統維持平衡。鯊魚全身上下有6至8片鰭,都各有各的功用。胸鰭控制方向,背鰭保持平衡,尾鰭提供前進的力量。而這6~8片鰭也就是中國傳統的美食佳餚:魚翅湯的材料。
   
魚翅       

魚翅的最主要消費者是華人,全球的魚翅貿易也都集中在亞洲,其中超過一半的交易都是經由香港這個銷售途徑的,交易量十分驚人,2011年高達 11,345噸,頂級的20英吋長的長尾鰭價格可以高達每公斤550美元。魚翅最主要的貨源來自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印尼和台灣。魚翅的最大消費地則是中國大陸,其次是香港、馬來西亞、美國和加拿大。

中國古代稱鯊魚為「鮫」,認為是僅次於龍的充滿生命能量的水生生物。中國人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吃魚翅湯的? 傳說中是明朝,或是18  世紀末、19世紀初。 雖然,鯊魚遭遇人類捕殺已經有很長久的歷史,但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人類開始工業化的過度捕撈牠們之前,鯊魚卻沒有什麼好擔心的,鯊魚可以慢慢地長大,等待牠們成熟到繁殖的年齡,生養幾隻小鯊魚,然後生命就這麼延續下去。

小時候聽父親說起沒落的故鄉鹿港的種種,漁民撐著竹筏自泥沙淤積的港口出海,冬至前後隨著黑潮到來的烏魚群,往往需要先用竹竿大力打散魚群,才能收網拉上魚獲。遇到鯊魚群的時候,可以想像竹筏子所能控制的數量也不會太多,以前的漁民不會「割鰭棄鯊」,對於勤儉的鹿港人來說那實在是暴殄天物的。鹿港人吃魚翅也吃鯊魚肉,切成不大不小的方塊,大火炒熟加上葱薑,再以日本味噌和酒調味。

不知道最初人們怎麼會把魚翅拿來做為食材的? 因為魚翅本身並沒有任何味道,魚翅最受珍寵的是那凝膠狀、濃稠、滑潤又有嚼勁的質地感,的確沒有任何其他食物有這樣特殊的口感。 魚翅湯的鮮美來自高湯,必須和雞肉、豬肉、火腿、干貝等其他動物蛋白質一起慢火煲熬。這是一道慢工出細活、考驗廚師功夫的菜餚。

兒時的記憶裡,有一個自故鄉鹿港來的人,他有古銅色的皮膚,是常年在陽光下工作的印記。我不知道他的姓氏,只記得大人都叫他古董仔,每隔一兩週,他就會用一隻扁擔挑著兩個籃子在近午的時候到來,猜想我們家是他的最後一站,母親總是買下他籃子裡剩下的所有海產。無論是扁魚、沙蝦、西施舌或是海蟹。外婆會炒一碗飯給他充飢,父親給他泡一杯熱騰騰的凍頂烏龍茶。每年他也會帶來魚翅,這些魚翅都是他從鹿港的漁民收購,自己手工慢慢清洗乾淨然後曬乾的。古董仔的魚翅都存放在家中一個陳舊的錫質大圓桶裡,大約有兩尺多高,直徑有一尺來寬。梅雨季節之後,父親在前院曬著一桶又一桶的茶葉時,外婆也會把庫存的魚翅拿出來清理乾淨,晾曬在暖烘的晨陽下,以防蟲害。
    
魚翅湯 ─ 紅燒與清燉       

紅燒魚翅湯絕對不是平常時日的菜餚,一年只可能在餐桌上出現少少幾次,那是除夕夜和中秋祭祖的壓軸主菜,此外只有大人的生日,比如父親或是外婆,或是特別的喜慶,要不就是家裡來了非常特別的客人。因而,吃魚翅湯的味覺記憶總是伴隨著節慶歡喜的氣氛。

據說,我的外婆是鹿港昆圃施家媳婦中紅燒魚翅做得最好的,一鍋紅燒魚翅通常會讓她忙個三天的光景。第一天,外婆先要把曬乾的魚翅洗淨泡在水裡,直到稍微軟化有點彈性。第二天,魚翅置於大鍋內加水和大塊老薑,大火煮到魚翅軟化,此時魚翅只剩下原來乾燥時候的一半甚至更小,熄火等魚翅和水都涼下來,仔細清洗魚翅,必要時再煮第二次,務必要把沾粘的魚肉清除,否則會有很重的魚腥味,往下的功夫也都白費了。接下來最關鍵的是,用一隻老雞,或是大塊里肌肉,外加少量的干貝,老薑和酒也不可缺,但此一關鍵絕對不可加鹽,然後在碳火上慢慢地煲上半天,直到魚翅變軟成凝膠狀,而湯也越來越濃稠。

第三天,老雞和里肌肉捨棄不要,魚翅和干貝撈出來與蔥、香菇、火腿 (傳統的金華火腿先切下一長條,洗淨後用冰糖蒸熟備用) 切絲一起炒,加少許的酒、醬油與鎮江醋調味調色。另外,準備一顆大白菜用油和薑炒熟殿在鍋底,加上炒好的魚翅和湯再一起慢火煲上片刻,最後上桌之前再加上一點鎮江醋和香菜。以我的管見,這一道費時費神的紅燒魚翅湯,最好吃的就是殿在鍋底的白菜和湯。

清燉魚翅的作法,多選用尾鰭那兩片較長的魚翅,先要用棉線紮在一起以免散開,用老雞或里肌肉煲軟之後,免去用蔥薑香菇爆炒的步驟,拿掉老雞干貝和里肌肉後,加入火腿繼續再慢火煲,上桌前剪去棉線,燙少許青江菜搭配,再加上一點鎮江醋提味,魚翅湯會帶一點火腿的煙燻風味和適當的鹹度。
       
鮑魚、魚翅和海參是傳統宴席上最珍重的幾道海味,如今這三樣海產都已經瀕臨滅絕,有關的料理廚藝也會消失,後來人將不知道牠們的滋味。人類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者,無論是在地面上或是海裡。

近年來,經濟不景氣和環保意識的抬頭,似乎終於給了鯊魚族類一線生機。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在2012年的夏天,北京宣佈所有官方宴席不得包括魚翅湯,香港的魚翅交易立即大幅下跌了將近百分之五十,香港賣魚翅的店家關了三分之一,甚至於曬魚翅的場地也轉移到避人耳目的廠房屋頂上。接著,香港最具代表性、歷史最悠久的半島酒店和香格里拉大酒店也停止供應魚翅湯。新加坡最大的三家連鎖超級市場不再出售魚翅,連台北市專賣南北乾貨的迪化街上,魚翅的生意也越來越清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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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6期】社評 2013.01

中國因素?不要再召喚冷戰幽靈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藍嶺號巡行
太平洋海域。(圖 /新華社)

自從中國人的老祖宗在11世紀末,開始用人工輕微感染的方式來防治天花,免疫醫學雖然在經驗上得到廣泛的傳播,但在認識上卻也經歷了長達八個世紀的停滯。
直到19世紀末得力於微生物學的發展,人們對免疫學的理解和應用才有了質上的躍升,但要談到真正科學的認識,還是要等到上個世紀的六○年代,由於對體內淋巴細胞的研究,才糾正了將免疫機體應答過程視為是單純化學反應的看法,人們才真正理解免疫應答其實是機體對「自身」 和「異己」的識別與反應的生物學現象。

有一種免疫系統失調的疾病,跟這種「自我辨識異常」有關,因為好發在年輕群體的身上,所以有個浪漫的名字,叫做「美人病」。它會產生各種對抗自體細胞、組織的抗體,到處攻擊健康的器官。這種病只能緩解無法根治,發病時一般要靠服用「美國仙丹」(類固醇)才能保命,必要時可加上細胞毒性藥物合併治療。因為它就像一個惡魔,能夠移形換影,化身做什麼就侵犯哪個器官,所以有了另外一個名字,叫做「偉大的模仿者」。它還有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見不得光」,一經太陽曝曬就要發作。發作起來千變萬化、多采多姿,可以是單一症狀,也可以是多症併發,因此經常被誤診,所以又被稱為「大說謊家」。
 

這種病,發作在人身上,叫做「全身性紅斑狼瘡」,要是發作在一個社會身上,就叫做「恐共症」(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到19世紀末才有的新發明)。約瑟夫‧麥卡錫就是一個「大說謊家」。上個世紀五○年代,他在任職參議員期間大肆渲染共產黨侵入美國的政府和輿論界,促使成立「非美調查委員會」,羅織黑名單,建議不要相信他們是「忠誠的美國人」。右翼報刊也配合演出,大肆鼓噪「赤色入侵」,出於恐懼和怯懦,做忠誠宣誓之風盛行一時,甚至影響到了大學校園。許多著名人士如演員卓別林和「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等都受到迫害,被指控為向蘇聯透露機密和為蘇聯充當間諜。成千上萬的華裔和亞裔人士被非法傳訊,不准寄錢給中國的親人,甚至被禁止公開談論自己的家鄉,還有不少人因被指責「同情共產黨」而受監禁、被驅逐甚至遭暗殺。
 

「美人病」當然不一定要是「美(國)人」才會罹患,只要你在肉體上繼承了苦難的中國母親,在精神上卻繼承了鷹揚跋扈的美國爸爸,都可歸編在「美人」之列,都是好發病的高危險群。最近在媒體上發表公開信,指控「中共通過台商收購媒體,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動,已經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的余英時,就是這種在冷戰時期被刻意被培養起來,以在自己的母國複製美國形象和價值觀為終身職志的「美人」,他可以隨形幻影為「國學大師」,但對西方資本主義體制和霸權意識形態非但毫無抵抗力,還不時用來攻擊自己的母體,隨時隨地向青年學子們召喚冷戰意識型態的反共幽靈。

「恐共症」在病程演變中,就跟紅斑狼瘡一樣,能以不同疾病的症狀表現其多形多樣,在上個世紀三○年代的歐洲,叫做「法西斯」;五○年代,在美國叫做「麥卡錫主義」,在台灣就是「白色恐怖」,最近幾個月還有個時髦的新名字,叫做「中國因素」。所謂「中國因素」,就是一種自我辨識異常的疾病,他們將中國視為「異己」,同時在台灣社會內部遍尋敵人。問題是,「中國因素」根本就是我們體內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不管在政治、經濟、歷史文化乃至於社會生活,台灣社會本就根植著「中國基因」。反對「中國因素」讓台灣罹患了紅斑狼瘡,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體內細胞和組織,雖然一時間可以靠服用美國仙丹(對美軍購)來暫時紓緩,但其代價不僅僅是打腫臉充胖子(月亮臉),時日久了,恐怕還是要導致多重器官衰竭,不僅妨礙台灣社會的健康發展,甚至還會誤了卿卿的一條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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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6期】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二) 下

高雄中學四年──覺醒與反抗 (下)

大正14年(1925)的高雄中學
「紅樓」東側。(網路圖片)

讀書與初步覺悟

我出生於1929年,日本1920年代末就在國內肅清左翼和共產黨,臺灣的左派、台共都抓得差不多了,到我出生後幾年,我家鄉已經沒什麼人參加共產黨或者農民組合。

我讀中學時,左派的書也被禁光了,但我叔叔有。他是台南高等工業學校第一屆學生,1931年入校,畢業的時候,卻因為經濟危機,日本大蕭條,影響到臺灣,加上日本殖民政策是「工業日本,農業臺灣」,學機械的叔叔找不到工作。他很不滿,偷買了很多日本的左翼書籍。我在高雄中學,對學校越來越沒興趣,課外運動也常常溜掉,回到家裡找書看。

在家裡閣樓的倉庫裡,找到那些有關政治、思想的書。其中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被刪除的部分很多,重要的段落和術語都以XXX代替,以我當時的思想程度完全無法把前後文連貫起來,所以雖然對社會主義思想感到好奇,但並不瞭解。

有次看到周佛海的小冊子《三民主義》,他早年是共產黨,後來加入國民黨,又是汪精衛手下的大將。但他的小冊子講了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我那時十四、五歲,對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都看不大懂,但有關民族主義的部分看懂了,很感動,我才知道,原來我是中國人。在學校為什麼受欺侮,我終於開始懂了,就繼續找來更多左派的書籍,拼命看。其中階級壓迫的概念衝擊了我,讓我重新去看待人和人的關係。

那時我瞧不起皇民化的臺灣人,覺得他們一點骨氣都沒有。當時我們私下罵日本人是四隻腳的狗,皇民化台灣人既不是狗,也不是人,所以叫他們是「三腳仔」,像奴才一樣,很討厭。後來我發現,我家佃農對我的態度,也是這麼恭順。我放學回家,佃農看到我都會連忙說:「阿忠啊,你回來了!」……我是小孩子,他是大人啊,對我卻得用這樣巴結的口氣。我突然體會,我家佃農對我的態度,和「三腳仔」對日本人的態度有什麼不同?換個立場來看,在佃農的眼裡,父親和我不就等同日本人嗎!搞了半天,我所憎恨的壓迫和歧視關係,卻不自覺的幹了十多年,原來我從小就扮演了壓迫者和歧視者的角色,無論是來自民族或階級,被壓迫者、被歧視者的苦楚都是相同的。

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家的佃農看到我都是畢恭畢敬的,很卑下的樣子,我從來不以為怪,因為農業社會,佃農耕種的土地一旦被地主收回,就沒辦法生活,所以對地主絕對的服從,對地主的子女也才會這樣巴結。

此時我開始意識到,在學校,我受日本人欺侮,當一個臺灣人,一點尊嚴都沒有,動不動被打,政治上給人欺負,這是民族壓迫。但作為一個地主的兒子,經濟上我欺負別人,這是階級壓迫。我知道被欺負的痛苦,討厭給人欺負,所以也開始覺悟到自己也不應該欺負人,甚至,世界上根本不應該有壓迫存在,我的社會主義意識,就這樣很素樸地產生。

當時我還看了日本的《三代實錄》,書中收錄日本明治、大正及昭和時代的許多政治歷史事件,沒有特別立場,只是報導。書中被捕的日本共產黨在法庭的陳述讓我很震撼。其中有個醫生加入共產黨,被問到為什麼?他說,他家是大地主,她媽媽患了嚴重的氣喘病,他從小立志做醫生救病人。一天來了一個年輕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肺結核。他告訴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營養的食物,就會好。兩年後,女工又來看病,卻惡化為末期,沒救了。醫生罵她為什麼不聽話。女工哭著說,她爸爸早就過世,媽媽長期生病,家裡還有兩個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讓弟弟長大,哪有時間休息!這位醫生說以他的經濟條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無法救全國同樣需要幫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產黨。他講這些話時,整個法庭寂靜無聲。法官說,他能理解這樣的心情,但為什麼要參加共產黨呢?醫生反問,現在有哪一個政黨提出解決這種樣社會問題的綱領呢?因此他認為,參加共產黨是唯一的選擇。

學校、家庭中的經驗,和書裡的思想慢慢結合了,我因此也覺得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走上共產主義之路是應該的。

我還看過,有一些日本地主階級的共產黨員,把土地分給農民。看了之後很激動。其中一位日本共產黨,把自己1000多甲的土地分給佃農。日本投降後,他選舉每次都當選。(臺灣曾經放映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裡面有個老左派,一輩子搞土地問題,為此坐牢,腳都被人打斷,但土地問題仍沒解決。結果美國佔領日本,強迫土地改革。他很挫折的是:一輩子搞革命沒解決的農地問題,佔領者一下子就解決了。我也有此感想,台灣是國民黨來了以後才強迫大地主把土地分給佃農的。)

除了這些左派書籍,我那時也看了很多文學。我們十四保(日據時代的鄰)姓孫的,在村裡捐了一個圖書館,裡面很多文學書。在那裡我看到日本白樺派,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有島武郎的作品,但那時左派的文章在雜誌上已經看不到了。後來我讀到托爾斯泰的《復活》,覺得和白樺派不一樣,裡面有「思想」。(我第一次出獄後看到陳映真的小說,也有同樣的感覺。我之前也看過白先勇的《臺北人》,文字很漂亮,陳映真的文字沒有白先勇那麼漂亮,但他有「思想」。)

我讀到的日本文學裡,也有反戰的作品。記得有個場景,主角引用與野謝晶子的詩。大意是:「你爸爸媽媽把你養大,不是讓你去殺人,你新婚的太太在哭啊,為了他們,不要去死。」那是日俄戰爭時的反戰詩歌,我看了很感動。
 
感謝高雄中學

很多年以後,我看到高雄中學高我4屆(第16屆)的校友宇敷民夫的文章,《消失在黑暗中的時代史》,他說:「高雄中學是充滿愛國主義和皇道主義思想的學校,所以內地人學生以能夠考上陸海軍軍官學校為榮。駐校軍事教官,武道、體育的老師給予學生的是極為野蠻的教育──高班生不需任何理由隨時可以毆打低班生,內地人更可隨時隨意毆打本島人…」。他又說,「在這種人種差別中我看到了現在日本人的驕傲的原點。總之,高雄中學的生活是野蠻、不愉快、恐怖的生活」。

我就是在這一所充滿野蠻、歧視臺灣人的高雄中學念書時,才意識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才進一步讀了左派的書,有了初步的社會主義的意識。所以儘管四年的高雄中學給我的是非常不愉快的記憶,但也感謝它沒讓我變成「三腳仔」。如果說,二二八事件改變了我的一生,那只是表面的。應該說,是高雄中學的生活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思想,這才是改變了我一生的根本原因。(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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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6期】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二) 上

高雄中學四年──覺醒與反抗 (上)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明忠先生近照,
2011年攝於貴州。
(李文吉攝)

陳明忠先生經歷過日本的殖民統治,從自以為是日本人到發現自己是「支那人」,開始對日本人的反抗。光復後,接觸到國民黨的腐敗,二.二八事變發生時,參加了謝雪紅的二七部隊,擔任敢死隊隊長。
戒嚴時期,因「匪嫌」兩度被捕,共關押了二十一年。第二次被捕時原判死刑,由於海外人權團體營救,改判十五年徒刑,是台灣最後一個死刑政治犯。解嚴後,參與組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和夏潮聯合會等統派團體。他的一生見證了台灣近七十年的歷史,他的經歷、他對這些經歷的回顧與評論絕對值得關心台灣歷史與台灣前途的人參考。我們花了許多時間,請陳先生口述,並將口述整理成文字。以後我們將逐期登載其中的精采片段,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教。

從鄉下考進優等中學

1941年,太平洋戰爭發生那一年,我進入高雄中學讀書。

高雄中學建於1922年,本來是給日本人子弟讀的,當時頒佈的「臺灣教育令」說要「日台共學」,所以也有很少的臺灣學生。當時臺灣人能讀中學的,一般家境比較好,因為讀中學,將來就要考大學。將來不能考大學的,會去讀職業學校,比如農業學校,商業學校。有五年制的,叫甲種職業學校,三年制的叫乙種職業學校。讀職業學校學費較低,因此,沒有錢的不會讀中學。

當時南部有台南二中(光復後改名一中;當時叫「一中」的,是給日本人子弟讀的,光復後改名二中),一般南部臺灣學生都去考台南二中。高雄中學主要給日本人子弟讀的,很難考,岡山公學校每年也只考上一個兩個,從五甲尾考進雄中的我是頭一個。我是因為除了高雄中學,根本不知道還有別的中學可以考。

高雄中學是高雄縣最好的中學,設備非常好,教學樓是歐式的紅磚建築,有個雨天體育場,有遮蓋,還有武德殿和音樂教室。後面有宿舍,有些屏東和外地的學生就住校。

我進了中學才知道,中學入學考試,依據的是日本人的「小學校」的教材,不是我們「公學校」的教材;也才知道很多人都要補習,才能考進中學,大的公學校也是要補習的。我們在鄉下什麼都不知道。

我在小學成績一直是第一名,家裡是地主,年齡又最小,別人都順著我,天之驕子一樣,到這邊就完全不一樣了。

記得,有次讀一個詞ドロボウ(小偷),我發音總發不好,老是說成ロロボウ。老師說,高雄中學,日語最差的是陳明忠了,這對我刺激很大。我小學喜歡讀課外書,常常買日語的《少年俱樂部》,閱讀是沒問題,發音就不行。

還有城鄉差別,從鄉下考進高雄中學的很少啊。入學考試考體育的時候,有個項目是跳箱,我是頭一次看到,根本不知道怎麼跳,別人砰地一聲跳過去,我是跑過去坐在上面,大家都笑壞了。單槓,我直到畢業也沒學會。音樂我也很頭痛,音樂課有鋼琴,多數同學會讀五線譜,我不會。
 
突然發現我是「清國奴」

我小學時候,雖然對天皇都活100多歲這件事懷疑過,整個說起來,接受的是皇民化教育,以為自己是日本人。但是上了高雄中學,我的腦子開始亂了。這裡對我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高雄中學每個年級四個班,每個班50個學生,大約40個是日本學生,10個臺灣學生。高一年級學生可以打下一年級,理由隨便找,比如「態度不好」,沒有禮貌,就可以打。日本學生隨便欺侮臺灣學生,我個性烈,常和他們抬槓、打架,他們罵我「清國奴」。 這對我衝擊很大,不解以前老師不是說,臺灣人也是日本人啊!不是「一視同仁」嗎?進高雄中學怎麼變成「清國奴」?為什麼我常常挨打?被打了,我不服氣,他們就再打。所以被打得很厲害。

小學生對老師的話都是信的,以為自己是臺灣人,也是日本人,中國就是外國。父親更是完全聽日本的順民(我後來對爸爸說,「你政治上是白癡,日本時代覺得日本人對,光復後覺得國民黨對」。)媽媽沒有念過書,對我也沒什麼影響。所以高雄一年級時候,我的世界顛倒了,腦子混亂,也沒人教我,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我曾經跟我爸爸說,可不可以轉校去台南二中?但爸爸不相信我會被日本學生欺負。他讀書時在嘉義農校,大多是臺灣學生,日本學生很少,成績又都是壞的,而他都是第一名,當然不會被欺負。所以高雄中學的糟糕情況反而讓我醒過來,如果我去台南二中,可能就不一樣了。

關鍵事件是和一個日本學生的打架,我們在休息時間打,我打贏了。結果第三節下課時,老師一離開,前面的人把前門關起來,後面的人把後門關起來,十幾個日本學生打我一個,打得我眼睛都張不開。打完了,一個日本學生說:你可以和內地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贏。我終於明白了:「原來我不是日本人。同樣是人,但台灣人和日本人是不一樣的」。「清國奴」這個詞,光復後,在民間很長時間還是罵人的話。現在台獨派罵外省人,也「清國奴」,真是諷刺。

鍾浩東與岸本

從6歲到16歲,我的青少年期一直生活在鄉下和戰時體制下,台灣反日的思想和行動完全被封鎖,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臺灣曾經有過包括民族派和左派在內的反日活動。只有一次,早上升旗後教務主任(當時的稱呼是教頭)大罵本島人(臺灣人)說:「高雄中學的內地人(日本人)畢業生,很多人在內地當高官,但有兩個本島人卻去支那做共產黨,從事反日活動…」

我很好奇,打聽之下才知道教頭罵的是鐘和鳴(光復後改名為鐘浩東,他和幾個朋友到大陸參加抗戰,1950年被國民黨判死刑)和蕭道應兩位學長。這是我頭一次聽到共產黨的稱呼。

在同學裡,第一個刺激我的是岸本,他的臺灣名叫宋朝明。

高雄中學的樓是兩棟日式的歐洲紅樓,第一棟的一樓是行政辦公室,校長室、老師辦公室在一樓;二樓是五年級和一部分四年級教室。第二棟樓,是三、四年級教室。兩棟樓之間,有鋪著木板的地方,可以坐下來休息。不住校的臺灣學生,每天在這裡等火車,有時中午大家也在這裡休息。日本同學不會進來,這是被臺灣同學佔領的,成了一個聊天的地方。我在這兒認識了宋朝明。他是高雄人,不需要等車,但他常來。他會一直罵日本人,講日本人多壞。我很吃驚,很多話我從來沒有聽過。他這麼年輕,怎麼會有這麼激烈的反日思想?直到第一次坐牢之後才知道,他是受兩個舅舅蔡瑞金、蔡瑞洋影響,他舅舅日據時代抗日,後來兩個人都加入共產黨,我坐牢時,曾經有十幾天和他被判死刑的大舅舅蔡瑞金同一間牢房。

總之,那個等車的地方,對我意義很大。臺灣人裡「三腳的狗仔(指皇民化的人)」不會來這裡。其實多數臺灣同學對日本人不滿,只是不敢講而已。

有個臺灣學生和日本學生爭執,日本學生拿刀威脅要殺他,他跑掉了,打電話給學校,處理結果是台灣學生被開除了。他爸爸是律師,就去告學校,報紙登出來,那時臺灣人能做律師的很少,學校因為這個事情鬧大了,就介紹他到小學校當代課教員。高雄中學就是這樣的學校。

當時的學制中學不分初、高中,是五年一貫制。中學考大學,要先進高等學校或大學預科,高等學校和大學預科畢業就可以上大學本科。讀高等學校的,是甚麼大學都可以考。預科和高等學校,我記得要念三年,我們快畢業時,因為戰爭的緣故,改成兩年。中學畢業後,我考上的是「台中農業專門學校」,而不是大學預科或高等學校,光復後這些專科學校升級為「學院」,於是我就成為了「大學生」。
那時,高雄中學好多學生考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後來改名為「台南工業專門學校」,光復後再改名為「台南工學院」,也就是現在的成功大學)。考上的差不多都是日本人,臺灣人很少。有一年,換了個校長,他剛從日本來,對臺灣的政策搞不清楚,他按照成績發表考試情況,報紙登出名單來,問題大了:考上的大都是臺灣人,日本人很少。因為之前日本人根本是優待進去的。結果呢,這個錄取名單被取消了,發表了也不算,重新發表,這次日本人就多了。

報紙已經登出來,入學了,還能取消!那時中學的校長,比州知事的地位還高。誰敢抗議?抗議也沒用。日本時代的差別待遇就是如此。李登輝他們講日本時代多好多好,沒那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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