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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35期】革命者的鐵屋──回首1980

鍾喬

1960年師大畢業畫展(陳映真與吳耀忠合影)

        2011年,在堪稱心力俱疲下,我再次和「差事劇團」的伙伴們,於寶藏巖新搭設起來的「山城戶外劇場」做了<台北歌手>一劇。在一慣地不甚明朗化的劇場語境中,我又一回地運用了援引自拉美「魔幻寫實」文學中的方法,為這齣戲的表現穿針引線。
        我這樣想時。腦海中同時閃過兩位青壯輩朋友的評語。前一位帶著同路人對長者如我者,不忍刁難的話語,以「革命,我沒有死」為標題,於文中寫下了一段如後的文字:「我們已經準備提起那沈重的歷史的旅行箱。無論那箱子是皮的、木頭的,還是帆布,朝著溢滿淚水的山路去吧。」這席話,給我帶來的是某種難以言說的鼓舞和欣慰!與此同時,後一位的話語,卻是簡潔而犀利得讓人無法遁逃。因為,就是直砍入胸臆中的一句。說是:「…這是走回頭路…。」話語自然不平靜。帶來的,於我而言,莫非是鞭策。雖說,難免有身為長者而未盡提燈之責的愧疚與尴尬。

        無論如何,這兩位畏友會有如此的評語和反應,主要是在於:<台北歌手>一劇,處理的恰是令當代不免感到稀薄或遙遠的「革命」這個語境,其中的有一個環節,也是最為棘手的,是相關於革命記憶的部份。「革命何等迢遥而無從觸及,特別是與記憶相互扣連時…。」其實,說到底,還是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

        1980年初期,懷著文藝青年的浪漫和一點點摸不著頭蓄的蒼白,從台中學風保守的中興大學外文系北上,前往台北唸研究所。迎面而來的,是一整個胎動中的台灣社會。面對解嚴前現實社會的重重轉折,卻也只能以從閱讀陳映真小說,諸如「將軍族」、「我的弟弟康雄」、「祖父與傘」、「第一件差事」…那兒得來的、以文字的句式串接起來的悸動。

        「好像說,對的。我有一時說不明白的反抗,而這就是反抗本身。」

        於是,便將從作者文章中得來的,一知半解的動人筆觸,例如,最記得的便是「慘綠」這字眼,放進自己的生活裝扮中,聊表與週遭竟日為謀求生計而對現實噤聲的人,一種不願逐流而去的切割。

        從這個切割點出發。我同時有機會一方面在當年解嚴前的黨外雜誌工作,又因尋得文學心靈導師陳映真的關係,進到由蘇慶黎主編的「夏潮」雜誌,担任執行編輯的職務。表面上看來,這個跨越似乎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特別是當年反威權的年代中,因著對戒嚴體制的反彈,更因著對反彈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根本沒有釐清與認識的機會。從而,便統統以反對運動的一員來自我看待。

        想想,那是何其改革之聲震天價響,卻又在思想道途上,何其荒蕪的一個年代啊!

        而我又是如何終而與當時的「黨外雜誌」漸行漸遠,而走上另一條漫漫山路的呢?現在回想,我會從陳映真的小說「鄉村的教師」找到了某種思想源頭,而後,一路以這個源頭,去理解「山路」、「鈴鐺花」及「趙南棟」一系列小說作品。當然,那已經是1980年代中期,有機會進入「人間雜誌」工作後,才逐漸開始展開的思想功課,至今,也未曾稍稍認為已有深入的定論。當然,定見,是一定有的。

        而這樣的理解,又從近日閱讀陳光興的文論:「陳映真的第三世界:50年代左翼份子的昨日今生」,獲至了更深的確認。用陳光興的話語,無論是創作於1960年代的「鄉村的教師」,又或產出於1980年代的「山路」系列小說,都是陳映真從日據殖民到戰後美帝國新殖民策略,對於第三世界的強行介入下,所形成民族分斷與民眾仇懟。

        這裡,冒出來的是回到民眾生活的現場,去重新看待民族被帝國霸權強行撕裂的歷史。恰因如此,有了期待民族融合的左翼。從此出發,便也不僅僅是國族主義論,而是第三世界民眾的、民族的與民主的觀點了!

        誠實地說,我是這樣子經由在<人間雜誌>工作,認識陳映真,閱讀他的作品,才很晚地、多少不甚其解地步入了這條「左翼」的道路上來的…。當然,這和我耽於詩、酒、浪漫,不甘於寂寞地上下求索,有著密切的關聯。卻也因為這樣,在歷經了一整個八十年代後,重又回首時,才幡然轉醒自己走在一條前人走過的、卻被酷烈的肅清所壓殺的革命之路上。

        在這革命之路,我尋著陳映真的腳蹤摸索前行,搭設起零零落落的、思考與創作的圖像。而我也因而尋找到某種得以重新去面對另一個人的契機。他是吳耀忠。

        1980年代,當我北上求學之際,做為陳映真摯友的他,以一個和陳同案的、從政治牢中歸來的畫家之身,出現在我們幾個文藝青年面前。那時的他,做為我們循著理想主義的標竿追隨而前行的長者,有著某種和陳映真神似的風采。總是,又或微笑著、仰著頭,望向不知何處的遙遠的天空;又或眼神深邃地,微微低著深思的額頭,透露著某種不盡為人知的憂鬱…。

        然則,比較大的差野倒在於:陳映真滴酒不沾,而吳耀忠卻開始在革命的挫敗道途中,說什麼也不願回頭地酗起酒來。就誠如陳映真在懷念摯友的文字中所言:「原來革命者與頹廢者,天神與魔障,聖徒與敗德者,原是這麼酷似的欒生兒呀。」說得真好,這欒生兒,既是一體又是兩面,就那麼一線之隔。

        這一線之隔,訴說的,依我的理解,應該不是光明與黑暗的區隔。而是,誰願讓光明現身,而將黑暗隱敝在身形的角落;而先又選擇了黑暗,不悔地一心讓光明沈落到深渊的底層。

        回想起來。這當真一點也不含糊地便是歷經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壓殺後,台灣左翼知識人、文學藝術創作者,在雖臨政治解嚴前夕,而反共親美氛圍持續環繞不休的1980年代,所遭遇的酷烈的挑戰。其理由僅僅在於:左翼無從在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條理中,為了一個服膺於美式霸權的資產階級改革運動,而見風轉舵,成了新、舊帝國主義扶植下的民族分裂派。然而,社會主義祖國內部,又已興起了一股凖備要揚棄革命的市場化風潮。

        處在這樣困頓的局面底下,陳映真從第三世界的民眾論中,披荊斬棘寫下系列的小說作品,像似在一整個世代的孤寂中,從一處封閉的牢房中找到一扇得以望向天光的窗子。而吳耀忠不願了!他寧可沈沒在這囚禁之室的暗黑裡!至於,那窗子外的天光,就用耗盡生命最後油彩的暗影,去映照這世界的墮落吧!

        我是這樣想著:一個革命者吳耀忠的虛無、酗酒以至於病歿的。

        當我這樣想時,又不免再次地想起了魯迅在為小說集「吶喊」做序時,提及的那座<鐵屋>。他大抵是說:人人都被封在一處鐵屋而沈睡去了,不幸著了火,那麼做為醒了的一個人,你是要去揺醒沈睡的人,讓他多一次知道即將死亡的痛苦,又或隨其著火而睡死去呢?這是一則吊詭的寓言。因為,又有哪個革命者,不願去揺醒沈睡的人,和他們一起逃出去的呢?然則,最殘酷的莫若於:偏偏封鎖在人人面前的是沒有出口的一座──<鐵屋>。

        而吳耀忠的虛無,應該是他太早就抵達與火掙扎的盡頭了!他選擇在1987年,島嶼解嚴聲響起的<鐵屋>裡,用酒精結束了革命者自身。焚燒殆盡;而陳映真和他小說中的人物,恰如趙剛在「從仰望聖城到復歸民眾」的文論中所言的,也不曾是真正逃得出這<鐵屋>的人…。但他選擇了浴火重生,直到現在。

        然則,重要的是:無論「虛無」或「重生」。他們都沒有走回頭路。而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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