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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29期】六0年代初台灣島嶼上的精神史一頁──讀陳映真〈悽慘的無言的嘴〉(下)

A Missing Page of the Psychic History of Taiwan in the Early 1960s:Reading Chen Yingzhen’s “ Those Tragic and Speechless Mouths ”

趙剛( 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網路圖片)

三、從黑房到陽光:出路何在?

        小說最後,「我」對醫生描述了昨夜「噩夢」

        「夢見我在一個黑房裡,沒有一絲陽光。每樣東西都長了長長的霉。」

[……]

        「有一個女人躺在我的前面,伊的身上有許多的嘴……」


[……]

        「那些嘴說了話,說什麼呢?說:『打開窗子,讓陽光進來罷!』」

[……]

        「你知道歌德嗎?」

[……]

        「就是他臨死的時候說的:『打開窗子,讓陽光進來罷!』」

[……]
        「後來有一個羅馬人的勇士,一劍劃破了黑暗,陽光像一股金黃的箭射進來。所有的霉菌都枯死了;蛤蟆、水蛭、蝙蝠枯死了,我也枯死了。」(1:219-220)
        60年代的台灣,從青年陳映真的眼睛望過去,正是一間發霉、絕望、沒有出路的黑房。或許因為他有某種志向,因此一般年輕人為出走而出走的愚鄙之狀──如小說〈故鄉〉裡那發嗲扯皮喊著「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呀!」的小子,就不是青年陳映真的「出路」,雖然心志不免偶而也被那個遙遠的歌聲所搖盪。但問題是,有志向又如何?問你,你的志向之所憑依、同志之所聚合,與夫行動之所施及為何?答案盡皆飄旋於風中吧。不是嗎?說刻薄點,你只不過是你的傲慢讓你無法降下來漂泊一如眾人而已,但客觀上你又何辨於眾漂泊者?明此,那就無怪俞紀忠可以對你撂下那麼傷人而真實的話:「你不也在漂泊嗎?」。你曾因緣際會密受了一種禁忌的啟蒙,並掖藏了一種被詛咒的理想,但之後卻就一直孤單地被撂在時間的一個角落,沒有人給你帶個話捎個信來,沒有任何出路,只能等待。你是另一個康雄,後者曾在日記裡這麼寫:「……而我只能等待一如先知者。一個虛無的先知者是很有趣的」(1:16)。康雄沒法等下去,自殺了。你,沒法等下去,瘋了。
        再回到小說。當「我」從命案現場踅回醫院時,在門口看到新進病人的家屬還在那兒和醫生談話的同時,「我」瞥見了那已經玩乏而倒在計程車上睡著的男童,「這使我一下子難過起來了」(1:217)。為什麼難過起來?這讓我們不得不聯想起魯迅的「鐵屋」寓言。如果一個沒有出路的鐵屋裡滿是沈睡的人,而這個鐵屋竟然起了火,那這時與其把這些沈睡者叫醒,讓他們發現他們只有更絕望地等死別無他法,那麼這般的「啟蒙」或「警醒」,倒還不如讓他們繼續睡下去罷。因此,不只是人之昏睡讓「我」難過,「我」的無謂的獨醒,更是讓「我」難過。
        回到本文開始,我曾猜測這篇小說和作者的服役經驗有關。但小說不止從軍營聯想到精神病院,還進一步從精神病院聯想到台灣社會,更進而聯到美利堅新大陸,甚至進而聯到資本主義現代性──它們其實都是鐵屋、黑房,或「完全機構」。但即便如此絕望,陳映真還是留下了纏成一線的兩股希望,雖說表達得很是飄忽迤邐。第一股希望幽微地展現於當「我」說完了那個夢以後的醫生反應:
        我笑著,醫生卻沒有笑。他研究了一會,便把它小心地和卡片收集在一處。他抬頭看了看我,他的眼睛藏有一絲憐憫的光采。(1:220)
        醫生為何憐憫?因為,醫生發現眼前這個他以為幾乎康復的病人,其實並沒有真正「康復」,因為後者還做著一種不符合現代時宜、努力和自己過不去的「夢」(或「理想」)。什麼時代了!竟還想要廓清黑暗、謊言、不一致,與矛盾,想要伸張大義,想要朝聞夕死。這是陳映真隱藏在那個「噩夢」之後的樂觀,因為作為現代性核心支柱之一的精神醫療體制,並沒有遂其所願地達到「醫治」或「矯正」或「規訓」的目的;「我」的意志與信念並沒有被閹割掉。這或許是陳映真對自己的戒慎希望。
        第二股希望是對人民的希望;凡有壓迫的地方就必將有反抗。雛妓沒有白死,她的死身象徵著對這個殘暴不仁的世界的無聲控訴與對「陽光」的冀求。而最終,這個世界將會被那受侮辱與損害者所推翻──吾人對此希望當寶愛之。夜夢裡的「羅馬人的勇士」不必遠赴古羅馬尋找,其實近在眼前,也就是白日「我」所經常流連的倉庫那邊的工人,他們──不妨再引一次:
        他們總共才只十來個人,腳上都穿著由輪胎橡皮做成的彷彿草鞋那樣的東西。我最愛的便是這個。它們配著一雙雙因勞力而很均勻地長了肌肉的腿,最使我想起羅馬人的兵丁。(1:214-215)
        「我也枯死了」,因此可能隱藏著一個極其稀薄的樂觀的、反省的訊息:知識份子在以人民為主體的未來變革中,要有一種否棄自我的小布爾喬亞虛無與徬徨的思想準備,死而後生。但是,這樣的一種與60年代(乃至今日)台灣之現實完全無接的心念,現實上又何異於痴人說夢?因此,這到底是夜夢,還是晝思,連「我」這個痴人也分不清楚了。小說因此以「我一直記不清我確乎曾否做了那一場噩夢」這一無可無不可之詞告終(1:221)。這恐怕是繼微小的希望之後而起的更大的絕望罷。

四、結語

        寫在白色恐怖的60年代的這篇小說,把那個時代的孤獨的左翼理想者所經驗到的無言的痛苦,與那如果不說出來就要決胸的控訴與理想,以及那輾轉反側的自疑與自責,都藉由這篇小說給節制地但汨汨地淌流出來了。人們是可以批評這個流洩太詰屈晦澀,難以讓時人真正掌握住作者的訊息意念。這個批評很容易成立,但是想想,「時人」如果能立馬解讀,那環伺的情治文特就不能嗎?這是為何「我」必須穿上精神病服,裝瘋賣傻地唱著類似楚狂的小調卻曲前行──「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通過白色恐怖文化檢查哨的夜梟之眼。從他們百精一蠢的眼睛中,還以為讀到的是一篇「石室之死亡」之族的現代詩文呢!那麼,只要無害於政權,就讓這些小布爾喬亞自瀆於瘋狂、死亡與夢魘吧!這是青年陳映真時期凡「政治性」小說必須採取寓言形式的最重要原因;言在乎此,意在乎彼。多年後,讀者我們要看到的不應是精神病患或精神病院這個能指,而是要看到那個「所指之月」,即,60年代初(從一個左翼青年的眼睛所看到的)島嶼上的精神與道德危機,以及更進一層,進入「所指之月之月」,以一種「這個故事說的就是現在的你!」的態度與敏感,回頭直面當代這個「正常的、太正常的」人生與世界。竊以為,唯有以這種態度閱讀青年陳映真,方能無亂碼地打開他將近半世紀前所寄出的瓶中信。
        那麼,「讀陳映真的小說(其實也就是歷史),是要面對當下、思索未來」,不就是一句多餘的話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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