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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28期] 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整理後記(下)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二、

改革開放以後,很多人認為,中國已經放棄社會主義,改走資本主義道路了,這也同時證明以前走社會主義道路是錯了。這是站在資本主義立場來批評的,完全不了解中國在1949年以後所進行的社會重建的意義。

1949年中國重新統一以後,共產黨所面對的是一個幾近破產的國家。自從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一方面軍閥之間的內戰從來沒有中斷過,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也在加緊進行,特別是日本,在袁世凱當總統不久以後,就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國、共聯合北伐的時候日本又出兵干涉,企圖阻撓中國統一。從1931年侵占東北開始,想要征服全中國的野心完全暴露出來,1937年終於全面侵犯中國。從1937年到1945年,中國打了八年抗戰,從1946年到1949年,國、共又打了四年內戰。可以說,中華民國建立以後的四十九年,中國從來就沒有太平過,不要說中國農民無法過日子,到了抗戰後期和內戰時代,連一般市民和公務員、教師生活都極其艱難。

只有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才能了解,國民黨在內戰中為什麼會失敗,因為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都不想再打內戰而蔣介石卻執意要打,因此大失民心;並且也才能了解,「社會主義」為什麼能吸引人,因為「社會主義」按其精神來說,至少保證人人有飯吃。共產黨統治中國不久,就讓每個農民都有地種,讓城市居民每個人(不分男女)都分配到一份工作。除了三年大飢荒那段特別艱難的時期,很難找到證據說明,一般人民的生活是很艱難的。

我的最簡單的論證是這樣,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人口從四億多一下子增長到十億多,足足增長了1.5倍。如果生活不安定,糧食不充足,一個國家怎麼能養活十億多人,而且年年經濟都在成長。中國前一個太平盛世是清朝的康、雍、乾時代(共135年),那個時候,中國人口暴長到四億。嘉慶以後,內亂、外患不斷,中國人再怎麼多生,人口始終維持在四億多,因為很多人死於飢荒和戰亂。共產黨才統治不到三十年(不到康、雍、乾時代的四分之一),人口就增長了1.5倍,這只能證明,一般工、農,生活是得到基本保障的。由此可見,這個政權確實是努力照顧工、農大眾的。

很多人認為,共產黨靠農民起家,建國後雖然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但不久實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又等於把土地收回去;而且,又透過人民公社,把大量農業剩餘收走,不讓農民改善生活,這是嚴重對不起農民。我以前也有這種思想傾向。現在我覺得,雖然新中國的前二十七年農民的生活沒有達到富足狀態,但基本上可以做到安定而溫飽(因為連土匪都沒有了),比起1912年到1949年這一階段,是可以不用擔心戰亂、飢荒、繳不起地租等等。對於農民來說,這已經很不錯了。蘇聯共產黨做得最差的是農村改革,但中國農民對中共的農村政策一直沒有很大的不滿,原因就在於,中國農民以前的生活條件實在太差了。而且,我現在也稍微了解,即使在前二十七年,中共也在隨時改善農村條件,讓農村的生活不致於和城市相差太遠。從陳先生談鄉鎮企業興起的那一節(第五章第一節)就可以看到,如果農村經濟條件很差,改革開放以後,鄉鎮企業也不可能發展得那麼快。

因為反右和文革,大陸知識分子吃了太多的苦頭,因此,現在大陸許多知識分子不能平心靜氣的看待中共前二十七年的作為。客觀的看,我們很難否認,中共確實是「朝向社會主義」在進行改革和建設計劃的。

現在談到改革開放。

一直到1990年代的末期,很多左派朋友(當然也包括我自己)都在擔心,改革開放是否過了頭,最後變成資本主義了。現在,我覺得,中國不可能走向西方那種資本主義了。讓我比較安心的表面現象有兩個:第一,快速度發展的城市,並沒有出現貧民窟。去年我從網路上看過一些大陸知識分子寫的文章,大聲呼籲,不要讓中國出現發展中國家常見的都市貧民窟現象,這也就證明,目前中國還沒有這種現象。以最近三十年中國經濟和城市的發展速度來看,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個表面現象是,現在國家很有錢,以致於大陸流行「國富民貧」這種說法。國家很有錢,這就說明,經濟發展所得的最大利益掌握在國家手中,而不是像西方一樣,國家最大量的錢掌握在大資本家手中。國家有錢,國家就可以做很多事,譬如農民的土地不用繳稅、農民種田給予補助等等。如果國家的錢掌握在私人手中,國家再怎麼想做這些事,也只能有心無力。而且,現在國家大力調高公務員的薪資,並給予優厚的退休保障,以此要求公務員不可貪污,不然抓到就重懲。現在大陸公務員成為大家最羨慕的職業,這同時也可以把最好的人才吸收到行政機構中,讓行政機構更有活力和能力。以前實行國家企業改革的時候,很多人擔心,中國會出現許多大資本家,現在看起來,事實並不如此。可見,以前很多人對國企改革的具體執行並不了解。

當然,最重要的是,中國決不會走西方式的民主的路,這已經很明顯了。不管西方再怎麼批判,譏笑共產黨「不民主」,中共還是按自己的想法在試著走基層民主的道路,而不走大型選舉的路。前一陣子,英國時報前駐北京記者Richard Mcgregor在美國的《外交政策》雙月刊發表文章,其中就說:中國的成功,讓很多人知道,不要把自由市場和(西方)民主強加於人,這種「北京共識」的思維方式肯定會盛行起來。他還說,關於中國有一天會成為民主國家,這只是西方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共產黨說得很清楚,它不想讓中國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國家。中國現在對外發言,屢次信心十足的說「我們堅持走自己的路」。以前西方談起這種發言,都要訕笑一番,但是,現在卻有越來越多人相信了。這同時也是因為,比起中國領導的施政能力來說,不管是美國、日本,還是台灣的選舉式民主真是讓人越來越失望了。

三、
陳先生始終關心社會主義實現的可能性,所以他在〈已開發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之路〉這一篇長文裡,參考了日本學者的著作,對此作了一些嘗試性的探索。這篇長文主要由陳福裕修改,因我自己這方面的知識不足,不敢輕易改動。這篇文章寫得很清楚,修改後的中文也不難閱讀。我很佩服陳先生認真閱讀別人著作、再加以綜合整理的工夫,從這一篇文章就可以充分認識陳先生的知性能力。

我已經說過,在這方面我沒有判斷能力,但我想借這個機會談一談我個人較獨特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中國崛起和西方、日本資本主義的沒落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這代表一個新的世界史面目即將在二十一世紀出現。其實,華勒斯坦早就表達了這種看法。美國學者里亞.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在他的著作《民族主義:走向現代化的五條道路》的中譯本序言開頭就說:「我們正面臨一巨變……這一巨變就是偉大的亞洲文明崛起,成為世界主導,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華文明崛起,從而結束了歷史上的『歐洲時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經濟霸權」(上海人民書店,2010)他的意思已經表達得再明白不過了。

但是,中國的崛起將如何逐步改變世界經濟格局,似乎較少人談到,我想談的就是我在這方面的看法。

一般人在談論中國的對外關係時,都會比較注意中美、中日、中國與歐體的問題,而較少注意到中國和開發中國家的關係。中國政府本身在對外政策上一向重視「做」,而不重視「宣揚」,行事一向低調,所以也比較不引人注目。其實,中國的對外政策一直循一個固定方向進行了六十年,從來沒有變過,那就是,在世界範圍內實施「鄉村」包圍「城市」的大戰略,長期經營和開發中國家的緊密連繫。

中國和非洲國家的關係,一直到中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在聯合國取得中國代表權時(1971),美國才醒悟過來,但己經來不及了。當美國和蘇聯在非洲一些國大搞代理戰爭時,中國默默的、長期的為非洲國家改善農業技術,進行各種基本建設,借錢、送錢給非洲國家,而且,還把中國許許多多的勞動送到非洲,幫助它們建設。中國對非洲國家的幫助是極為具體而實惠的,決不是拿錢去買政要,像台灣一樣。中國的協助具體落實到一般百姓,所以它跟非洲國家的關係只會越來越穩固。現在西方已經毫無辦法,只能散佈謠言說,中國現代已經取代西方,成為非洲最大的「剝削者」,但這種話動搖不了非洲國家對中國的信賴。

中國對外關係的第二個大成就是全力搞好和東協國家的關係。這件事情美國、日本、韓國都沒有充分意識到,等到東協十加一的互免關稅協議即將談妥時,他們只能大驚失色。

按照常理,東協應該最提防的是中國,中國就在他們旁邊,是個超級大國,而東協國內又都有許多華人,他們對中國有一種奇特的向心力,讓東協感到威脅。但是,最終東協竟然選擇和中國合作,這只能說太奇怪了。這也只能做這種解釋,東協真心相信,和中國合作對他們很明顯有利,因為中國可以幫助它們發展經濟。改革開放以後不到三十年,中國就讓東協信賴,這當然是極大的成就。

東協和中國合作,日、韓怎麼辦?中國和東協可以互免關稅,日、韓不能,長此下去還得了,所以它們必須加入,但加入要東協同意,它們如何讓東協同意?像日本,從來就只會從東協各國賺回大筆大筆的錢,什麼時候照顧過東協?就像他們也只會從台灣賺去許多錢一樣,而台灣一直只能是它的加工區和產品傾銷區。所以,東協和中國合作,就會逼迫日、韓只好跟中國合作,不然它們找不到出路。這就是日本前首相在競選時喊出「我們要回到亞洲」(不再脫亞入歐)的真正原因。如果日、韓最終明顯倒向中國了,那美國也只能撤出東亞,它的軍隊恐怕不得不從冲繩撤回夏威夷。這樣,兩岸自然統一,南、北韓也才能統一,亞洲才能永遠和平。美國插在亞洲,不時讓日本、台灣搞些小動作,美國才是亞洲的麻煩製造者。中國選擇東盟來突破美國的亞洲布局,美國恐怕連作夢都沒想到。

現在美國只能在南海主權問題挑起中國和越南、菲律賓等國的矛盾,但中國在這方面始終應付得很得體,除了越南比較麻煩外,根本惹不出什麼風波。

再過去就是印度。中、印關係除尼赫魯末期有一點小麻煩外,一直很穩固。印度也是大國,崛起有望,外交政策一向獨立,不受西方影響,中、印兩國可以說「相敬如賓」,兩國都不會想製造糾紛。中國和巴基斯坦關係一向友好,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巴基斯坦親近中國、印、巴矛盾深,但印度卻不會為了中、巴的友好關係而敵視中國。中國怎麼能做到呢?從這裡思考,不能不佩服中國對外政策之靈活。

現在,中國已經規劃好要跟西亞國家合作了,方法是,從寮國建鐵路,穿過緬甸、伊朗,到達土耳其,各國之間的協議已經簽好了。這樣,中國可以透過陸路和西亞各國進行各種經濟合作,即使美國還控制蘇伊士運行到麻六甲海峽這條水路,也只能徒喚奈何。只要時機成熟,美國只好被迫全面從亞洲退出。

中國目前不去挑釁美國跟中東石油國家的關係,但是,土耳其和伊朗都是西亞大國,都是伊斯蘭國家,這兩國靠向中國,等於在美國的臥榻旁邊插了兩根刺,美國如何安睡?美國利用以色列牽制中東石油國家,讓阿拉伯系統的伊斯蘭人民切齒痛恨,美國遲早要被迫放棄這塊「肥肉」的。

中國對外政策一向用軟招、不用硬招,而且,只給別人好處,不從別人家裡撈錢,跟美國動不動就威嚇、罵別人是「流氓國家」、甚至胡亂轟炸,簡直是天壤之別。用古話說,中國「以德服人」,美國只會大量印鈔票來濟燃眉之急,這種落差實在太大了。

以上只分析中國在非洲、東協和西亞的經營,中亞五國和蘇聯那邊就從略了。但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中國是如何一步步的向亞、非地區發展,美國只能步步後退,而日本只好被迫與美國脫鉤。中國一直強調「不稱霸」,它確實「不稱霸」,中共的國防繼承了舊中國的傳統,是守勢國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全世界有哪一種核武國家像中國公開宣稱,決不率先使用核武。西方和日本常常說中國「霸道」,到處推銷「中國威脅論」,它們似乎忘記了,當年它們是以怎樣的一種「霸道」方式來凌遲中國的。這真是應了一句俗話,叫做「做賊的喊捉賊」。中國的崛起讓它們再也做不成「賊」(像日本),或者只能淪為為人不齒的「小賊」(像美國)。

簡單一句話,中國終於發展出來了,然後以自己豐厚的經濟力量和五千年的歷史智慧,幫助亞、非的許多小國、窮國改善經濟條件,讓他們也逐漸「富」起來,其實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濟弱扶傾」,而孫中山的話也不過是沿襲舊中國的古訓,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這樣,中國不是就改變了西方列強進行了兩、三百年以上的那種資本主義式的掠奪經濟了嗎?中國根本不需要「統治」世界,中國只要讓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再在世界各地橫行,不就結束了「歷史上的歐洲時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經濟霸權」了嗎?

這樣,傳統的歐、美列強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呢?美國大概只能退回美洲,重新實行它的「門羅主義」,繼續欺壓中、南美國家。不過,這種「門羅主義」大概也不能永遠維下去。如果古巴可以向美國「搞獨立」,誰能保證其他國家就一定做不到呢?至於歐體,我無法想像他們的出路在哪裡?現在經濟學家普遍不看好歐、美,它們肯定會一直窮下去、弱下去。至於弱的速度就難以判斷了。如果窮到某一個地步,引發內部重大矛盾,最後引發內亂,誰也不敢保證就不會發生。

陳先生在談到古巴的改革時說,古巴改革的目標是「不破壞自然環境,抑制不必要的天然資源和物質的消費,公平且貧富差距小的有人性的社會主義」,如果全世界都能做到這一點,我覺得,應該就算很理想了。像現在的資本主義,利用武力或科技優勢,掠奪小國、窮國,讓它們更窮、更弱,又無節制的破壞自然環境,無節制的消費,窮奢極慾,如果再不改絃更張,地球的毀滅絕對不是誇張的預言。所以,世界史上的「西方時代」還是越快過去越好,看看二十二世紀人類能不能達到共享和平的時代。中國人應該把眼光放得這麼遠大,才不會斤斤計較一些國內的是非得失,心胸才能開闊,也才能在這個大時代生活得更有意義。

我是很喜歡歷史的人,但一直到三十歲以後,我才知道,我透過各種管道所累積的歷史知識,背後有一個史觀,那就是以五四運動自由派觀點為核心所組成的世界史觀,這種史觀強調西方文明的優越性,並且期望中國按照西方模式走向現代化。

一九九0年代,為了在台獨氣氛極為濃厚的台灣為自己的統派立場找「理論」根據,我終於得到一個結論:中國現代化只能走中國共產黨那種農民革命的道路,只有在農民的支持下,中國才能以全民的力量,集中全力搞現代國家建設,這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迎頭趕上」。我這種看法純粹是從歷史讀出來的,一點也沒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請參看〈我的接近中國之路〉一文,《思想》第六期,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8月)。

自陳明忠先生開始跟我討論他的思想歷程和他對列寧、史達林、劉少奇的看法以後,我才知道,我的思路也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考上加以論證。陳先生堅持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蘇聯、中國的革命實踐來思考這一問題,給我很大的啟發。

現在回想起來,陳先生對我最大的影響是在於:他所講的列寧理論和中國的革命理論,呈現了一種落後國家如何對抗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大趨勢。因此,世界近代史不只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史,而且,還是落後國家的人民解放鬥爭史。把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史講成西方強大影響下的世界現代文明史,實在是對世界史的重大歪曲。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終於得出我的看法:中國的崛起代表的是落後國家對西方國家的最終「獨立」,也就是人民解放鬥爭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勝利。為了讓大家能夠理解陳先生這本書,我把我的看法以最粗略的方式加以總結,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夠透過我淺白的、簡化的大綱,更細緻的理解陳先生的論證。

現在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大變化,而台灣似乎還生活在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許多知識份子的腦筋似乎已僵化到一點也不能感受這些變化。湯恩比說過,那麼聰明的希臘人,當他們開始沒落時,竟表現得那麼愚蠢。現在的西方人,就好像當年的希臘人,而最糟糕的是,還有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包括許許多多的台灣人)還那麼相信西方。陳先生已經83歲了,這本書一拖再拖,他自己也懷疑他的書是否有用。但我相信,歷史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現在出版他的書正是最佳時機,那麼,就讓它問世罷。
2011/6/20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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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28期] 陳明忠 書籍簡介

作者簡介:陳明忠,台灣最後一個死刑犯,一生經歷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變、五O年代白色恐怖,在戒嚴時期兩度被捕入獄,總共做了二十二年黑牢的知名社會運動家、社會主義理論家,用他一生的實踐、反省和思辯,探索著民族和平統一的未來和人類全面解放的道路。

書籍簡介:此書是陳明忠先生用他一生的實踐活動,為過去一百年來誕生在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包含前蘇聯和中國的革命經驗)所做出的總結;同時,他更進一步的從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由於資訊革命產生知識客體化為生產手段,從而出現了「網路共同作業」(Internetworking Collaboration)這種新式的社會分工和生產關係的萌芽,窺見了人類社會走向「自由人聯合體」的可能性。

頁數:293頁
訂價:300元
發行:人間出版社
ISBN:978-986-677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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