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月存檔:六月 2011

[犇報‧第27期] 一個園丁的困惑

葉芸芸

我其實很快就發現了,在自家院子裡種菜這件事,並不如想像的那麼單純。首先是菜園要開在那裡?答案應該是簡單明白的, 當然是日照最好的地方,那是朝東南方向的前院,早上、下午,一整天陽光都充足。可是,那是前院。前院,是屬於綠草坪的。

在我們的小鎮上,只有一家人把菜園開在屋前的院子中間,從馬路上就能看見青椒、紫茄、紅蕃茄果實纍纍。樸素的房子漆成深咖啡色,屋頂上架設著太陽能發電板。後院車道的盡頭有一棟獨立的小屋,是個另類醫學的同類療法(Homeopathy)診所。

綠草坪與連鎖店

在美國的城市近郊的典型中產階級住宅區裡,你可以站在任何一棟屋前,左右環顧,都是連綿不絕的綠草坪。沒有圍牆的獨棟洋房,屋前屋後綠草覆蓋,特別是前院,幾乎千篇一律是綠色的草坪,只有一些半個世紀以上的老社區,才能見到老樹林立不同風貌的居家院落。

法國人喜歡正統幾何圖形的花園,英國人著迷於營造一個有季節性花卉的花園,沒有圍牆的綠草坪院子則純然是美國人的創造,完全脫離了歐洲文化的影響。有如綠色地毯的草坪雖然顯得單調無趣,但是如同那些各式各樣的連鎖商店一樣,使得美國更像個統一的國家。1980年代初,我們開車橫越美洲大陸,一家大小四口人的所有家當塞在一部旅行車上,從東北部的康乃狄克州一路開到西南角的聖地牙哥,三年之後又從南加州開回東岸的華盛頓。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內華達州沙漠中的死亡谷、大峽谷等自然景觀之外,似乎只有中西部各州那些看不到盡頭的玉米田、麥田,在夕陽下金光閃爍,沿途經過的大城小鎮景觀類同,盡是同名號的連鎖商號─速食餐飲、便利商店、超級市場、百貨公司、加油站,甚至於每夜都可以睡在不同城市的同一連鎖旅館。被稱為新英格蘭的文化城波士頓與西部牛仔城達拉斯,兩個城市風格雖然大不相同,但是兩地近郊的住宅區看起來卻頗為相似。

綠地圍繞的人際孤島

洋房前院這片沒有圍牆的綠草坪,象徵著美國平等開放的平民化生活,近乎於民主政治的化身。在我成長的那個曖昧灰暗的年代,台灣曾經有《吃中國菜、取日本老婆、住美國洋房》這樣的流行諺語,經過戰亂與白色恐怖之後,失去了理想主義,在自由時時受到限制之下,只能一味追求物質財富的社會,所被允許擁抱的嚮往,不僅僅台灣,還有眾多發展中國家窮困地區的人們,想像住在這樣綠地圍繞的郊區洋房,曾經是很多人共同擁有的美國之夢。

居住在這些綠草如茵環繞的美國洋房裡的,絕大部分是只有父母與小孩兩代的小家庭,這些所謂的核子家庭,沒有祖父母共同生活,更難得有叔叔阿姨或更遠的親戚。清晨和黃昏,電動控制的車房門,嘩啦啦地開了,又嘩啦啦地關了,大人掌舵小孩被安全帶繫在後座,車子靜悄悄地滑了出去,到了傍晚又靜悄悄地滑進車房來。早出晚歸的人們,彷彿科幻電影上來去無聲的太空船,昏暗中進入一個綠地圍繞的孤島,配備著各種自動化家庭用品設備,包括無線電話、大銀幕電視以及互聯網。不知道?會不會有一隻被取名為星期四的寵物貓,整日守著無人的空屋和寂寞。

人對自然的獨裁專政

到了天氣暖和的割草季節,平時難得一見彼此芳蹤的左鄰右舍,在綠草坪的邊緣展開社交活動。不熱衷於整理草坪的人家,也會有熱心的鄰居,慷慨提供各種技術指導,令人難以拒絕。如果你沒有按時割草把自家的草坪照顧好,你可能會在信箱裡發現沒有具名的信函,提醒你不要讓左鄰右舍難堪成為社區的污點,如果你想要仿傚亨利‧梭羅(Henry D. Thoreau) 在華爾騰 (Walden Pond) 湖畔那樣在屋前營造一個自生自滅的野花園區,你肯定會接到鄉鎮公所的掛號信函,要求你在期限之內把自家院落打理乾淨,否則,下次接到的就是罰款單了。

你可能必須選擇尊重你的鄰居,買一部割草機─輕巧手推的或是豪華可以座著操作的,到了週末也加入行列,如同承擔一個市民應盡的責任。從清晨到傍晚,住宅區裡處處聽到引擎的聲音,各種以汽油為燃料的割草機或以電力發動的園藝工具,家家戶戶把草坪修剪得整齊,就好像把每個人的頭髮都修理成短短的平頭,或是刮過鬍子的臉那麼乾淨光鮮,並且,一再重複地每週強制進行。這一片被賦予自由平等的民主生活想像的綠草坪,人們所回敬的是這樣不折不扣的獨裁專政,對待自己家園土地的這種軍國主義風格,展現的是人類對自然界野蠻控制的慾望。

賞心悅目的全盤皆輸

事實上,有關綠草坪的一切事務,早早就已經被規劃好了。春天要噴灑農藥,不僅預防病蟲害,還要除雜草,只讓一種綠草長得茂盛。夏天有自動系統定時澆水,到了秋天要施肥,草長得稀疏的地區還要添播種子,或是買來大片大片養植的草皮鋪上。根據統計,全美國有超過三十萬平方英里的綠草坪,美國人每年要消費三百億美元在各式各樣維護綠草坪的產品上,比得上高速公路昂貴的維修費用,這是一個龐大的消費行業。

為了經營一片賞心悅目的完美綠地,不惜花費,買來各種化學農藥噴灑在自家的院子裡,是令人難以理解的邏輯思考。 污染自己家園生活環境,污染地下水源,最終污染流入大洋,導致海洋生態失去平衡,過度繁殖的海藻覆蓋大片海岸地區,大批魚群因而缺氧窒息死亡,魚類也早已不再是人類的安全食物來源。這豈非全盤皆輸?獲得利益的只是生產化學肥料、殺蟲劑、除草劑等各種農藥的大企業。

資淺園丁的優柔寡斷

學習種菜以來,我常覺得「四十而不惑」 並不是真理,困惑也可能隨著年紀而增長的,我時常要問自己的是:「什麼是雜草?」,植物分類並沒有雜草這個科別,所謂「雜草」實在只是人們主觀設定的概念,說穿了,就是人類(我)所不要的植物。

而我這個資歷很淺的園丁,總是左思右想優柔寡斷,不知道如何果斷做抉擇? 院子裡我所不認識的植物怎麼也數不盡,即便是我所認識的少數幾種,我也常常不知道如何決定誰該被清除?誰又可以生存下來?我的決定常常是不理性的,比如那葉子有毒的奶油杯(Buttercups),每年都能逃過一劫,因為她總是在四月份搶先到來,寒冬之後初見鮮艷的小黃花,令我不忍。鄰居們想儘辦法要除去的蒲公英(Dandelion),卻是疏解季節性過敏的苦口良藥,長得如人蔘的根部中藥用於清肝,我以為可以把她圈在鄰居看不見的後院角落裡,但是她的種子帶著絨毛翅膀隨風飄逸,不久我就發現她已經現身在鄰居的院子裡了,到了第二年春天,左鄰右舍都是她的芳蹤,不免讓我對鄰居頗有愧疚之感。

看天田也要斬草除根

我的菜園實在只是個半開墾的看天田,即不施肥也不控制病蟲害,充其量我只翻土、播種、除草。只有乾旱的時候我才去灑水,用自己廚房剩餘的菜葉果皮堆肥,夏天的時候,嫩綠的菜葉子都被小昆蟲吃得精光,只剩下葉梗,但是等到天氣轉涼就不再有蟲害,耐心一點還是有收成的。

我其實並不喜歡除草,那是辛苦的勞動,只用鋤頭把草連根挖出是不夠的,還要清除根部的泥土,然後翻過來讓根部在陽光下暴曬個幾天,有時不小心留下一點水份,牠就起死回生了,最好是及早根除,雜草總是長得又快又壯。除草之後,十個手指甲沾著黑黑的泥土,要仔細刷洗一陣才能乾淨。但是如果我不及時把菜圃裡的雜草清除,剛剛發芽的碗豆、秋葵、芥藍、甜菜、莧菜…的幼苗都要窒息了,我必須助以一臂之力,讓他們能夠呼吸有機會長起來,然後自己去爭奪生長的空間。

========================

你喜歡這期犇報的內容嗎?
犇報是一份以提供兩岸就學、就業、民間交流,以及關注兩岸最新發展動向為主要內容的專業報,目前全省發行量達2萬2千份,期待你將這份用心與好讀的報紙推薦給你的朋友們,也歡迎富有兩岸交流經驗的朋友投稿。

兩岸犇報電子信箱:chaiwanbenpost@gmail.com
兩岸犇報部落格:chaiwanbenpost.blogspot.com/
FACEBOOK犇報粉絲團:facebook.com/chaiwanbenpost

[犇報‧第27期] 尋找風雷 紀念台大保釣運動40周年

張方遠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龔自珍,《己亥雜詩.一二五》

過去一段時間裡,從美洲、大陸到台灣,有數場大型活動紀念40年前以台、港等中國學生為主體,發生在北美大陸的保釣運動。事實上,40年前包括師大、政大、成大在內的台灣學生,以台大校園為領頭羊,同樣也發起了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當年的參與者,很多已經成為今天台灣的高官、學者,而當時討論的諸如主權、統獨、留學等議題,至今仍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忘記40年前在台灣島上所發起的那一場運動。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

1971年4月12日,香港德明校友會在台大校園內貼了第一張保釣海報,標誌著台大保釣運動的展開;隔日,大學論壇社在當時的農經館(今哲學系館)屋頂掛出五.四運動口號「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的大布聯。「運動」之所以成形,必須要有「組織」來領導,如同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組織了「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並且利用《科學月刊》的聯絡網互通有無,4月20日台大保釣委員會正式成立。同年「六.一七大遊行」是台大保釣運動的高潮,遊行隊伍至美、日大使館前抗議。

釣運轉為校園學生民主運動

當時學生對釣魚台問題的政治討論(通常是對於政府的批評),經常遭台大校方禁刊。基於此,台大學生的運動對象,由美國、日本轉為國民黨政府與台大校方。1971年11至12月,台大學生在校園內連續舉行了「言論自由在台大」與「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以及「中央民代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台大的保釣運動便延伸為校園民主運動。

台大保釣運動方向的轉變,初期是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或許可視為1980年代台灣「黨外運動」的根源。後來更有了國家認同的分歧,主要是由1972年12月兩次的「民族主義座談會」(大學論壇社主辦),並由此引發了延續至1973年的「民族主義論戰」。當時哲學系的教師陳鼓應與王曉波,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對中國的侵略,另一方則是攻擊陳、王為「中共的同路人」。雙方的交鋒形成光復後校園內第一次的統獨大論戰,最後逼得黨國與校方聯手,以「台大哲學系事件」鎮壓收場。

愛國必先愛民

面對國民黨當局對學生愛國的民族熱情,以及熱衷政治參與的鎮壓,學生體悟到「愛國必先愛民」,並身體力行。一方面因為對釣運的反省,一方面是左翼思想的蔓延,同時還有政治上的威脅,學生們開始走出校園,面對人民、關心基層。此後,各種服務性社團與活動紛紛成立。其中以1970年10月成立的「台大慈幼會」最為典型,其秉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代表此時台大學生的思想主軸。其他的服務性社團還有「光啟學社」、「幼幼社」等,台大學生也組織了「百萬小時奉獻」、「台大社會服務團」等的大型活動,走向農村、走向工廠、走向高山(原住民)、走向都市最陰暗的地方(雛妓)。

台灣反抗與左翼傳統的再現

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以及白色恐怖氣氛的彌漫,學生們事實上無法在政治上有更積極的行動突破。但是在「思想」上,卻已見到突破冷戰與內戰限制的曙光。與美國釣運相較,台灣釣運在「歷史接榫」的角色上更為明顯,自日據時期至光復初期,台灣人民的歷史即一部「反抗史」,面對現實的不正義,台灣人民的反抗精神相當昂揚。經國民黨的鎮壓後,1950-60年代,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漸為消沉。自保釣運動以降,台灣的反抗與左翼傳統再度體現,上接日據時期,下開1970-80年代的「黨外」時期。因此,台灣也可說是在歷史具有「承先啟後」的角色與意義。

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

我們除了去認識40年前台灣學生為中國尋找「風」與「雷」的艱辛過程之外,是否也能傳承他們的壯志豪情──「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

========================

你喜歡這期犇報的內容嗎?
犇報是一份以提供兩岸就學、就業、民間交流,以及關注兩岸最新發展動向為主要內容的專業報,目前全省發行量達2萬2千份,期待你將這份用心與好讀的報紙推薦給你的朋友們,也歡迎富有兩岸交流經驗的朋友投稿。

兩岸犇報電子信箱:chaiwanbenpost@gmail.com
兩岸犇報部落格:chaiwanbenpost.blogspot.com/
FACEBOOK犇報粉絲團:facebook.com/chaiwanbenpost

[犇報‧第27期] 關於 40年前海外的「保釣運動」的歷史意義(2)

吳國禎

一、「保釣」運動雖然源於保衛國土之愛國行動,然而其所涉及之範疇,則遠不止於單純的愛國情愫。「保釣」運動以及隨後的「中國統一運動」,觸發了港臺留學生一個思考:做為一個留美知識份子,在其所處的時代,面對自己的故土,留學地乃至世界應持抱何種立場。此種思考,以及引發的一種覺悟,覺悟到知識份子不應只是有知識之人,而應是對故土、世界的發展有諸多道德責任。此就個人而言是一個世界觀塑造的過程,而就當時一代留學生而言,則是一種人文思潮的覺醒。如果我們回顧當時的港臺社會的本質,以及這群學生從小所受的教育,以及世界觀言,「保釣」運動實則為一思想解放之運動。海外的「保釣」運動所借鑒於大陸「文革」的,更多的是一個知識份子所應具有的道德良知。這些道德良知為古今中外歷代進步力量所揭櫫、所繼承。因此,我們應充分肯定這種進步的道德觀,世界觀。經過這場運動、時代的人應珍惜當年的此種獲得。

二、「保釣」運動所宣示的道德觀、政治觀、社會觀不僅對華人社會有所衝擊。此種剖析、批判大大增廣了人們對臺灣社會問題本質的認識。臺灣自七十年代以降至今,整個政治格局有了巨大的變化,其所伴隨之群眾自我覺悟與「保釣」運動所宣示的進步思潮是緊密相通的。「保釣」運動亦充分肯定臺灣社會一脈相承的人民性、進步性的思潮傳統。當年周總理以其敏銳的歷史洞察力說,「保釣」運動是海外的「五四」運動。這是對「保釣」運動高度的概括。無疑地「保釣」運動雖然發生在海外,但確是臺灣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劃時代的歷史事件。

三、「保釣」運動學生首先架起兩岸已阻絕二十多年的聯繫管道。證諸當年臺灣社會的「戒嚴」統治、白色恐怖,此誠為破天荒之舉,此種膽識只有年青的一代,學生才有,亦只有他們才能推動歷史之前進。當我們看到今日每年有上百萬臺灣人前去大陸,對比當年留美臺灣學生得冒被吊銷護照,上黑名單以及連累在台家屬之危險,「偷偷摸模」去大陸,不禁感歎世事滄桑。人為的阻絕兩岸交流是違反歷史的,然而這在當時的條件下,卻彼扭曲成「合理的現實」——反共的必需。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固然兩岸交流有了很大進展,但我們不能說上述的扭曲心態已經不存在。相反地,此種心態陰影尚且有相當市場。

四、 「保釣」運動的留學生來大陸參觀遊覽,通過自己辦的小刊物,大量介紹了大陸自1949年以後社會變革新的各種情況,立場鮮明地歌頌大陸自1949年以後,社會變革的各種情況,立場鮮明地歌頌自49年以來在西方包圍下,自立更生建設家園的動人事蹟。雖然由於多種原因,這些報導多具有從善良願望出發,帶有強烈美化大陸的色彩,但這些對比於當時臺灣乃至西方在長期反共,反華宣傳下,普遍造成的對大陸強烈扭曲的印象的衝擊,自亦有其歷史作用。例如,在留學生中為大陸「侵略」朝鮮「平反」。我們應歷史地看這個問題。當時,「保釣」運動留學生對於生疏的大陸是抱著認真的態度去瞭解的。需要指出的一點是,當時海外臺灣人社區中要求臺灣進行政治改革的尚有其它團體,包括主張「臺灣獨立」的。「保釣」成員所與之不同的是,他們看到了臺灣問題的本質,將臺灣的前途與兩岸關係聯繫在一起,因此主張人為隔絕兩岸的藩籬應該拆除。這些40年後,均為歷史所證明。

========================

你喜歡這期犇報的內容嗎?
犇報是一份以提供兩岸就學、就業、民間交流,以及關注兩岸最新發展動向為主要內容的專業報,目前全省發行量達2萬2千份,期待你將這份用心與好讀的報紙推薦給你的朋友們,也歡迎富有兩岸交流經驗的朋友投稿。

兩岸犇報電子信箱:chaiwanbenpost@gmail.com
兩岸犇報部落格:chaiwanbenpost.blogspot.com/
FACEBOOK犇報粉絲團:facebook.com/chaiwanbenpost

[犇報‧第27期] 六0年代初台灣島嶼上的精神史一頁 讀陳映真〈悽慘的無言的嘴〉(上)

趙剛( 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1964年,陳映真在《現代文學》這個刊物上發表了〈悽慘的無言的嘴〉。小說描寫60年代初一個大學生精神病患,在結束長達一年半的住院治療之前,踩在一條介於「正常」與「不正常」、「真實」與「不真實」之間的細於髮絲的邊際線上的所見所聞,或,顛倒夢想。小說像是一組冰涼的大立鏡,安靜地折映出夢魘、理性與謀殺的片斷,以及主人公的孤獨、敏感、與妄想。

讀這篇小說讓我無端想起作者另一篇稍早的作品〈祖父和傘〉(1960)。揣摩緣由,大概是因為它們都在神經質地咀嚼一種存於大荒涼之中的孤獨況味。讀這篇小說也讓我無法不聯想到作者緊接著於同年發表的〈一綠色之候鳥〉(1964),而原因大概是它們都屬於那種在希望與絕望的無盡代續的煉獄中的寫作。這三篇都有一種荒誕感,一種不真實感,以及一種揮之不去的鬼氣。在陳映真的小說家族中,它們應算是比較接近一種愛倫‧坡式的「現代」感的。

從己出發:一通天下之氣,無視一己苦樂得失

陳映真1961年夏天大學畢業,62年入伍服役,63年退伍,是年秋,赴台北一所私中任英語教師,前後達兩年半。這篇小說就是在擦黑板改簿子刻鋼板之餘寫成的。與這篇同屬「現代文學時期」的作品共有六篇。撇開託古寓言小說〈獵人之死〉不論,其他四篇之中有兩篇可以瞥見此時教師生涯的一些殘跡掠影,分別是〈一綠色之候鳥〉與〈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而〈悽慘的無言的嘴〉則沒有。另外兩篇,〈文書〉與〈將軍族〉,則和作者教書之前的服役經驗有關。乍讀之下,它們之於本篇,似乎更是風馬之於牛。

陳映真似乎很少談論他的服役經驗。就算談到那一兩年,似乎也只是要指出期間他接觸到了底層外省官士兵,而他們的半生顛沛,讓陳映真「深入體會了內戰和民族分裂的歷史對於大陸農民出身的老士官們殘酷的撥弄」。〔註一〕至於他自己,陳映真則是沒有描述興趣。這個不欲審視一己苦樂得失的態度,並非偶然,因為同樣的,陳映真對他的獄中經驗 (1968- 1975) 也甚乏談興,經常是飄飄幾筆「遠行歸來」就算是風波遠颺。而在那些遠行年月中,真正能化作他的墨水的,是讓他為之五內震動的紅色政治犯的血與淚。他把寫出那被世人所遺忘的時代風雷與人道坎坷當作他的使命。

人們常有一個正確的體會:陳映真寫小說都是從他在一個特定時代中的真實感受與經驗出發。但我們又同時看到他毫無慾望書寫他的服役或是坐牢的經驗。這裡有矛盾嗎?並沒有。因為陳映真從己出發(任何人寫作都必然如此),但並不停留在一己,他要一通天下之氣,把自己和一個更大的人間世推聯起來。因此,所謂他從的真實感受與經驗出發,就有了一個更明確的意義:他不是從他的一朝之患而是從他的終身之憂,去定錨他所要書寫的感受與經驗。陳映真之所以不同於「現代主義」,就在這個「道德層面」上。這個小差別有大意義。我們不能只看到陳映真寫作中的現代主義文字與意象,就遽爾說陳映真有一「現代主義時期」,那就將是「以辭害意」了。因此,文章一開始所說的陳映真與愛倫‧坡之間的相近,不妨就停在那兒好了。

完全機構:部隊與精神病院的同形共振

把話牽回來。我這裡要說的是:我認為這一篇小說反而是和作者的服役經驗比較有關。另外兩篇(〈文書〉與〈將軍族〉)說的是從部隊裡出來的外省官士兵的故事,這一篇則是間接關於部隊這個「體制」。我這麼「比附」,並不僅僅是因為作者剛退伍不到一年,也不僅僅是因為同時還有兩篇小說來自部隊經驗,也不僅僅是因為這個將要出院的「我」算了算,「來到這個精神病院已有一年半了」(1:204)〔註二〕──這個「算」是所有算日子等退伍的人都能會心的,而更是因為精神病院與部隊這兩種貌似無關的機構,其中竟有某種內在結構上的同形共振。

根據美國社會學者高夫曼(Goffman, E.),現代性有一常被忽略的重要特徵是所謂「完全機構」(total institution) 的大量出現,它指的是一種統攝人生所有面向的社會機構──供應你一切、控制你一切,如監獄、精神病院、集中營、部隊……。〔註三〕陳映真未必讀過高夫曼,讀了,他也未必會喜歡,但高夫曼的這一個把眾多外貌迥異的社會機構「視其同然」的觀點,其實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不會陌生的社會總體的認識論,只不過後者會為那樣的觀點加上一口批判的牙:諸多貌似分立,風馬牛不相及的社會領域,其實是一個病態的社會整體的構成部分,楚越者,肝膽也。

因此,左翼現實主義書寫者如陳映真,不稀奇地也有著一種因社會總體觀而來的跨越性理解能力,把從某一個社會或文化領域中得來的經驗感受,作為創作的感受基底,並將之平行滑動到另外一個比較沒有親臨的經驗感受領域,而效果上反而更能讓作者揮灑其想像。在台灣,當過兵的男性都能體會到「部隊」,其實在很多地方酷肖「精神病院」,都是一個森嚴的權威體系,而參與者皆裝模作樣煞有介事地共構荒謬與錯亂,以至於光怪陸離,而不以為怪。從兵營到杜鵑窩,是寫作者透過他所浸潤其中的社會認識論,而形成的寫作上的借力使力。

這也許可以部分回應我的朋友陳光興頗好奇的一點:陳映真有什麼樣的際遇,讓他對精神病患的狀態與世界有那麼入木三分的理解?陳光興因此猜測陳映真「該有親朋好友深受精神病痛之苦」。此外,他也指出,陳映真的精神病書寫是延續魯迅所開啟的長達五十年的中國文學史的關於精神病的書寫。〔註四〕這兩點我都能同意。但這裡我想補充以另一個解釋路徑:透過對於某些「沒有病的」、「正常的」主流社會機構的觀察,其實竟也可以回過頭來幫助理解那「病」與「不正常」的世界。陳映真自己就曾指出過這個「正常」與「不正常」之間的弔詭關係。他說:「我想世界上有個通例,寫瘋子呢,往往是瘋子比正常的人更正常」。〔註五〕那麼,一般所謂的正常的世界,可能要比瘋子的世界還要瘋狂,也就不像乍聽之下那麼悖理了。因此,我有一個小小的論點:這篇小說的精神病院的場景源自部隊經驗。

沒有出路:現實世界與精神病院的兩相映照

但畢竟,部隊只是陳映真「能近取譬」用來描寫精神病院的資用之一而已──而且還是個小號的。陳映真理解、描述這個精神病院的更重要的取資,其實是他所存在的那個社會,即,60年代初的台灣。陳映真以社會一份子的經驗感受理解精神病院,更且反過來,以精神病院理解社會。這麼說,無異於驚悚地指出,從部隊到精神病院到整體社會這三者之間竟然存在著一種認識上的代換關係;三者都是「完全機構」,只是強度與表現方式並不完全一樣。當然,如果覺得「完全機構」這個概念硬梆梆、不生動,那麼換成魯迅的「鐵屋」,或陳映真在這篇小說所指出的「黑房」,也都是一樣的,因為三者都指出了同一駭人現象:沒有出路。

這篇小說藉由一個即將出院的青年精神病人「我」的經歷,書寫了60年代初台灣的精神史,或不妨說是精神病史,的一頁,紀錄了在全球冷戰、兩岸分斷體制、與國民黨統治之下,島嶼上的青年知識份子的無根、苦悶、虛無,乃至荒蕪;作者也同時批判了已蔚為時風的「留學熱」。陳映真讓我們看到那可憐的雛妓為了尋找生活出路而逃跑而死於非命,肉體上佈滿傷口。但陳映真更要讓我們看到,那些認真於尋找精神出路的人(好比,「我」這個左翼青年),的下場可能是進入精神病院,精神上佈滿傷口。女體的「悽慘的無言的嘴」,展現了壓迫體制以及底層人民,對底層人民所施加的雙重暴力──有冤更與何人說!而壓迫體制對理想尚存、良心尚存的知識份子,所造成的傷害則是想說話但說不出來,或說出來也被視為「瘋話」──這不更是一張張「悽慘的無言的嘴」!無論是凱撒身上的刀傷、雛妓屍身上的傷口,或是因失路而抑鬱而瘋狂的人的嘴巴,皆是古今「悽慘的無言的嘴」,無言地控訴著一個失道悖德殘仁賊義的時代。

這篇小說雖然所言者小,說的雖是一個病人的短短數日中的經歷以及意識流變,但卻指意深遠。小說與〈我的弟弟康雄〉都在面對青年左翼知識份子的希望與絕望這一母題,但相較於康雄的悲壯浪漫的殉教式自戕,這篇小說的「我」則是近乎以手術刀剝解並嘲弄自己的青澀、軟弱,與矛盾。因此,往前,這篇小說承繼了〈我的弟弟康雄〉、〈鄉村的教師〉、〈故鄉〉,與〈蘋果樹〉等篇的主題,往後,這篇小說又開啟了〈一綠色之候鳥〉、〈兀自照耀著的太陽〉、〈最後的夏日〉,以及〈唐倩的喜劇〉等篇對布爾喬亞知識份子群落的諷刺性批判。

一、 孤獨左翼青年欲出污泥而不染的代價是發病

可能有讀者會說,為何要費勁瞭解作者的當時狀態以及這篇小說在前後創作中的相關位置?單純地把這篇小說以「一個青年精神病人的一日」來閱讀不就得了。這樣我們也一樣可以欣賞玩味作者是如何以高妙的藝術手法,展現一個青年精神病人時而好似低氣壓的沈悶、無聊、呆滯與回憶,以及時而好似瞬間強風的嫉妒、虛榮、恐懼與悲憫。如果這篇小說真是這麼「現代主義」,是讓讀者一窺某一個青年精神病患的內心世界與意識流轉,那麼把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單純地理解為一個多愁善感、有某種潔癖的「文藝青年」的確也就夠了。

這樣的「我」,在思想、品德,與品味上,皆自視不凡。我不但是菁英的大學生,而且「我」還愛好文藝──「我曾差一點兒就是個美術學生」(1:215)。〔註六〕品味之外,「我」的道德意識也與眾不同,我常有一種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潔淨意識,因此我常常敏感於他人外物的不潔(不論是外在的還是內裡的)。小說一開頭就是「我」換好了「一套乾淨的睡衣」躺在床上蕪雜尋思(1:200)。之後,潔淨的「我」想到精神科醫生「從有一點髒了的白外套摸出一根菸」(1:203)。更之後,當「我」蹭到那個神學院學生郭君住的地方,我也無法不注意到開門的他「僅僅穿著不甚乾淨的內衣褲」(1:208)。但實際上,「我」也很矛盾,我所看不起的一般人的慾望與虛榮我也都不免。這個以當世為「不潔」,力圖潔己自好,但又憎悔自身的軟弱矛盾妥協虛假的我,大約在大四的時候就發了精神上的病,進了這間精神病院……。

以上的關於「我」的描述都成立,但它們少了一根脊椎把散落一地的它們支撐起來。而這根「脊椎」就是:「我」是一個左翼青年。不掌握這一點,也就無法理解這篇小說。

禁忌年代:虛構的小說更能紀錄真實

由於某些我們並不清楚的原因,「我」有了一種左翼的、禁忌的世界觀、價值觀與思考方式,因為禁忌,「我」對我的精神與思想狀態必須「其留如詛盟」。「我」活在一個不論是道德、真理或是美感上我都無法認同的世界,當然世界也必將不認同我──如果我表現為我。曾有一位君平,彼既棄世,世亦棄彼。但「我」無法如君平那般混跡河海,因為「我」常會發一種會令我自己為之心驚的大頭病,好比紅旗版的「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但這個志願或是理想本身又是完全無路可行、無人可說,真要偶而說溜了嘴,那就要被「棄市」了。在「我」的輕時傲世的形骸下,其實是魏晉風骨的內底。日暮,「我」有途窮之哭。「我」要到哪裡?「我」要如何離開?離開,又到哪裡?這令「我」發瘋。

所以,這篇小說在一個最根本的意義上,不是「虛構」。流行的「虛構」與「非虛構」的文學分類,在此碰壁了,因為作者並不是以一個承平世界專業「小說家」的身份、餘裕,以及無關利害的美學想像,「創作」了這篇「小說」,描寫一個現代文學裡的一個氾濫的母題:精神失所的現代人。這篇文字,確切說來,只是以「小說」這個虛構的從而較安全的形式,來自我治療並抒憤、抗議、存心。在那個白色恐怖年代,由於不難理解的原因,自傳與日記似乎更難於作為一個極其稀有的左翼青年如陳映真的真實的書寫自我的方式,「小說」反而成為了最真實的自傳與日記了。虛構的小說反而是最記實的。

那麼,「我」是一個左翼青年,或至少,一個具有左翼人格與精神狀態的青年的證據在哪兒呢?小說對這個身份特質的交代雖說是間接而零散,但若合而觀之也是清楚明白的。下面是我的考證工作。

首先,這個青年有一個敏感於平等與正義的心靈,而且能夠看到有權者的表裡不一,以及恃權而驕、而偽的「髒」。當醫生當著他面前「從有一點髒的白外套摸出一根菸,叼在嘴角上」時,「我」

便覺得有些不高興起來。一進了醫院,便叫他們禁了菸,我忽然地以為:在被禁了菸的病人面前抽菸的醫生,簡直是個不道德的人……(1:203-204)

這難道不是對統治者、管理者的縱恣虛偽,以及對法律與道德的階級性的批判嗎?豈止醫生「不道德」,護士也是一樣。護士高小姐白日見到我,擺出一副專業管理者的做派,會皺著眉冷冷地對我打官腔,但「我」分明知道她是一個表裡不一公私不分的人,有一回她趁我發病,以為我意識不清,狠狠地吃我豆腐,以「綿綿的手,在我的臉頰輕輕地摩挲著」(1:206)。她曾在黑天暗地裡那樣摸過我的臉,卻又在朗朗白日若無其事,這不是「一種可恥的虛偽」嗎?難道這就是那世故的、充滿欲情通姦的成人世界的必然嗎?難道這叫做「正常人」嗎?到底白天算數,還是黑夜算數?都算數,或都不算數?到底哪一個才是「高小姐」,都是,或都不是?「我」,為此深感困擾。

其次,這個青年對人的問題或苦難(例如,精神病)的理解,不是從個人的罪愆、遺傳、修養,或人格等去理解,而是從整體社會的環境脈絡耙梳掌握;對「我」來說,瘋狂是社會的產物,兼是對時代的無言抗議。「我」和神學院學生郭君,於是有了立場上的左右對立。郭君在表述他對這個問題的立場時,順道指出了「我」的立場:

就像你說的,大半的精神病者是人為的社會矛盾的犧牲者。然而基督教還不能不在這矛盾中看到人的罪。(1:210-211)

第三,「我」有主流審美所沒有的或所排斥的美感經驗與判斷。一般的新派知識份子與文化人喜歡的是「美新處」所推廣的現代主義藝術或美國民謠(重點在「美國」而不在民謠),但「我」獨喜那有社會意識、有現實感、能表現人民大眾勞動與生活的美感對象。「我」在結束了與郭君的散漫對話後,本要沿著糖廠小火車軌道到倉庫那邊去看一些工人,但因道聽他處有命案才折返。在倉庫那邊,讓「我」常常駐足觀看的,是這麼一幅可以作為「極好的浮雕素材」的勞動者群像:

他們總共才只十來個人,腳上都穿著由輪胎橡皮做成的彷彿草鞋那樣的東西。我最愛的便是這個。它們配著一雙雙因勞力而很均勻地長了肌肉的腿,最使我想起羅馬人的兵丁。我曾經差一點兒就是個美術學生。因此對於他們那種很富於造型之美的腿,和為汗水所拓出來的身體,嚮往得很。當陽光燦爛,十來個人用肩膀抵著滿載的貨車箱,慢慢地向前進行的時候,簡直令人感動。(1:214-215)

這幅合作勞動中的勞動者群像,也許是這個島嶼所剩下的少數人文美景了罷,但可惜的是,就算是「我」的好朋友,例如即將要去美國留學的朋友俞紀忠,對這個我為之異常感動的美的標的,「總是冷漠得很」(1:215)。還需要指出的是,「我」對勞動者的情感應該還不止於純粹美感層次,而是貫穿及於道德與政治空間。白日駐足於此處的所感所思,到了夜裡就變成了「所夢」──他夢到了一個如羅馬人勇士般的解放者,「一劍劃破了黑暗」……(1:220)。

恃氣較勁:左翼青年的虛浮躁鬱

以上述三角點為基準,就可以把「我」定位在「左翼青年」位置了,因為無論是在價值觀人格底氣(道德)、認識並解釋世界的方式(知識),以及美感經驗與判斷(品味),任何一點上,「我」都稱得上是在左這一翼,至少相對於那個統治者醫生、那個失去一切信念卻依然死守「原罪論」的神學生郭君,以及那嚮往美利堅新大陸的俞紀忠同學。但是,話說回來,仔細審視這個「左翼狀態」似乎又是缺乏根底源流,常常只是展現為一種虛浮躁鬱的「氣」,或是一股僅僅是拒絕被同化吸納的「勁」。似乎,拉出個距離、現出個差異,本身就是目的了,就是個值得暗喜的成就了。要不然呢?要不然你這個匹夫「究竟意欲何為」呢?──我想起康雄姊姊的自憐之遁詞:「而我這個簡單的女孩子,究竟意欲何為呢?」(1:15)

再往深處琢磨,這個「恃氣較勁」之所以出現,不正是因為主流(或是「右翼」)的道德、知識與品味,不言不語地竊據了大半壁的我嗎?因此,這個「我」,一方面看不起眾知識份子同儕的無根,特別表現在對強勢外語的著迷,但同時他自己不也是難掩驕傲地自覺又懂日語也會德語嗎(1:214)?這個「我」,一方面願意行有餘力,隔著一個安全觀看距離,「親近」勞動民眾,品味並感動於其美學,並頗以他人之無感為不然,但就正是這個「我」,同時又以難掩虛榮之興奮,把調門飆高到以德語發音的“Johann Wolfgang Goethe”之大名而行的陽春白雪(1:220)。這個「我」,對時男喜歡炫耀自己對異性的吸引力頗不以為然,並批之為「男性主義」(1:213),但這個「我」,同時卻又對這一碼子事無比焦慮,以至於還應郭君之挑釁當場扯謊,說一個女的「臨死還說恨著我咧」(1:212)。在與女性的關係上,「我」顯露了深刻的矛盾。他有道德潔癖,要求別人白玉無瑕,要求別人表裡一致,但他自己呢?不錯,他是個幻想的、苦悶的處男,他有著青春期男性的通病,這委實難以苛責,但這樣一個青澀稚嫩的狀態又如何能讓他孤獨地擔負起那麼沈重的世界觀呢?不是反而更加使他意識到他的矛盾、脆弱與無助嗎?早慧是他的幸運,但也是詛咒。難怪他發病。他就是無法像俞紀忠同學那般童騃地像隻大白鵝,屁巔屁巔地搖到美國橋。

在這篇小說,這個「我」難以說沒有作者的影子,但卻又刻意地「省籍」不明。「我」可能是外省人,因為他聽不懂那些糖廠工人的話(1:215)。但「我」也不無可能是福佬人,聽不懂一群客家工人的話。作家不凸顯「省籍」,恰恰是要凸顯這個60年代初的精神虛無與創傷,跨越省籍地顯現於布爾喬亞小知識份子群落。

〔註一〕 陳映真,〈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收於《陳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範,2004,第57-58頁。

〔註二〕 本文所使用的版本是《陳映真小說集》1- 6,台北:洪範,2001。本文標記引述來源於引文之後;(1:204)代表第1集第204頁。

〔註三〕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1.

〔註四〕 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8期,2010年6月,第228-229頁註13。

〔註五〕 陳映真,〈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收於薛毅編《陳映真文選》,北京:三聯,2009,第51頁。

〔註六〕 這個關於「我」的訊息,回指了作者本身。根據陳映真,他曾經在讀外文系的時候,陪至友吳耀忠考「師大藝術先修班」。吳耀忠考上了榜首,陪考者敬陪榜末。見〈鳶山──哭至友吳耀忠〉,《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2004,台北:洪範,第41頁。

========================

你喜歡這期犇報的內容嗎?
犇報是一份以提供兩岸就學、就業、民間交流,以及關注兩岸最新發展動向為主要內容的專業報,目前全省發行量達2萬2千份,期待你將這份用心與好讀的報紙推薦給你的朋友們,也歡迎富有兩岸交流經驗的朋友投稿。

兩岸犇報電子信箱:chaiwanbenpost@gmail.com
兩岸犇報部落格:chaiwanbenpost.blogspot.com/
FACEBOOK犇報粉絲團:facebook.com/chaiwanbenpost

[犇報‧第27期] 人間出版社新書訊息

書名:《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作者:陳明忠
出版:人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6
定價:350元(暫定)

內容簡介:
臺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一生經歷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變、五○年代白色恐怖,在戒嚴時期兩度被補入獄,總共坐了22年黑牢的知名社會運動家、社會主義理論家陳明忠先生,用他一生的實踐、反省和思辯,探索著民族和平統一的未來和人類全面解放的道路。即將在6月份由人間出版社發行的《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書,是陳老用他一生的實踐活動,用他近十年來辛勤的勞動,為過去一百年來誕生在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包含前蘇聯和中國的革命經驗)所做出的總結;同時,他更進一步的從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由於IT革命產生知識客體化為生產手段,從而出現了「網絡共同作業」(Internetworking Collaboration )這種新型式的社會分工和生產關係的萌芽,窺見了人類社會走向「自由人聯合體」的可能性。

———————————————————————-

外國文學珍品系列之一
書名:《安魂曲》
作者:【俄】安娜‧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1889─1966)
譯者:烏蘭汗
出版:人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6
定價:220元

外國文學珍品系列之二
書名:《盲音樂家》
作者:【俄】科羅連科(Keluolianke) (1853─1921)
譯者:臧傳真
出版:人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6
定價:200元

外國文學珍品系列之三
書名:《沒有舌頭》
作者:【俄】科羅連科(Keluolianke) (1853─1921)
譯者:臧傳真
出版:人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6
定價:200元

———————————————————————-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系列11
書名:《台灣現代派小說研究》
作者:朱立立
出版:人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5
定價:350元

內容簡介:
本書運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有關分裂意識與苦惱意識的論述;以及查爾斯‧泰勒、愛理克森等人的認同理論,把五、六十年代臺灣現代主義的風行作為裏挾在中國歷史進程的巨大跌宕之中的臺灣知識者的精神私史來探尋。透過現代派小說文本的解讀,將反映戰後西方社會危機的現代主義與哲學(特別是存在主義)和臺灣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知識者的憂患與焦慮相銜接。本書是一本思路獨特、具有理論穿透力的學術專著。

作者簡介:
朱立立,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協會」理事。已出版專著《知識人的精神私史:臺灣現代派小說的一種解讀》、《身分認同與華文文學研究》、《寬容話語與承認的政治:中國現當代文論中的寬容論述及其相關問題(與劉小新合著)。發表論文七十餘篇。

台灣新文學史論叢刊系列12
書名:《台灣文學創作思潮簡史》
作者:朱雙一
出版:人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5
定價:380元

內容簡介:
本書是目前兩岸綜述臺灣文學的諸多著作中,最具水準的一部。朱雙一教授依據長期授課累積的教案,不斷勤苦蒐集資料,所寫就的力作,即融合了各家觀點,卻又別具慧眼的自成一家之言。《臺灣文學創作思潮簡史》可以媲美本間久維的《歐洲文藝思潮概論》‧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在臺灣文學研究的領域,發揮歷久彌新的功能,是教授、學習臺灣文學的教師、學生們極佳的教科書,也是研究、喜愛臺灣文學者不可或缺的參考讀物。

作者簡介:
朱雙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台灣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為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会副會長。著有《彼岸的謬斯——台灣詩歌論》(與劉登翰合作)、《近二十年台灣文學流脈》(台灣版改題《戰後台灣新世代文學論》)、《閩台文學的文化親緣》、《台灣文學思潮與淵源》、《海峽兩岸新文學思潮的淵源和比較》(與張羽合作)、《台灣文學與中華地域文化》、《百年台灣文學散點透視》,參與編撰《台灣文學史》、《台灣新文學概觀》、《台港澳文學教程》、《揚子江和阿里山的對話》、《中國文化中的台灣文學》、《文化親緣與兩岸關係》、《台灣百部小說大展》等書,並在海内外報刊發表學術論文或文學評論文章二百多篇。

人間出版社
地址:108台北市萬華區長泰街59巷7號
電話:02-2337-0566
傳真:02-2337-7447
E-mail:renjianpublic@yahoo.com.tw
郵撥帳號:11746473‧人間出版社
人間出版社網路書店:http://store.pchome.com.tw/renjian

========================

你喜歡這期犇報的內容嗎?
犇報是一份以提供兩岸就學、就業、民間交流,以及關注兩岸最新發展動向為主要內容的專業報,目前全省發行量達2萬2千份,期待你將這份用心與好讀的報紙推薦給你的朋友們,也歡迎富有兩岸交流經驗的朋友投稿。

兩岸犇報電子信箱:chaiwanbenpost@gmail.com
兩岸犇報部落格:chaiwanbenpost.blogspot.com/
FACEBOOK犇報粉絲團:facebook.com/chaiwanbenpost

[犇報‧第27期] 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整理後記(上)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明忠先生1987年第二次出獄以後,開始透過日文(輔以中文資料)大量閱讀中國革命史的書籍,想要解決在獄中讓他困惑不已的問題。他第二次被捕是1976年,不久文革結束。在獄中,經由台灣的報導,他逐漸知道了一些文革時代的事情,受到很大的震撼。他無法了解,他一輩子所獻身的革命為什麼會變成那個樣子。因此,出獄以後,他迫不及待的閱讀書籍,想要尋求答案。

陳先生作了很多讀書筆記,當他覺得自己認識逐漸清晰以後,他又根據這些筆記,以問題為導向,整理出一些文章,先後都發表在一些左派朋友所辦的民間刊物《左翼》上。這些稿子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常有人跟他討論。後來,他在陳福裕的幫助下,把這些稿子加以充實,加以潤飾,再經過我的最後整理,就成為現在這本書。

在台灣知識界,認識陳先生的人大概還不算少。一般都認為他是一個勇於行動、信仰堅定、人格卓絕的人,即使政治理念和他不同,也都尊敬他。但大概很少知道,他其實還是一個智力超群、永遠具有旺盛的求知慾的人。因此,我首先想就此稍微談一下。

1942年,陳先生12歲時從高雄岡山鎮五甲尾(現在的嘉興村)考上高雄中學。當時的高雄中學是南部最好的高中,絕大部分的名額保留給日本人,本省人只有最優秀的學生才能考得上,他所就讀的那一所學校,他是第一個考上的。他在高雄中學第一次看到跳箱時,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跳上去就坐了下來,體育老師認為,這樣的土包子怎麼能考上高雄中學。在高雄中學四年,他的學業成績從來不落後於人,只有加上體育、武道和軍訓(各科滿分200分,學科每科才100分)以後,日本學生才能贏過他。

按日本學制,中學要讀五年,由於戰爭缺員,提前一年畢業,所以16歲時,他就考中台中農林專門學校(中興大學前身)農業化學系。他先去服兵役,不久,日本投降,國民黨來接收,他到農林學校報到。教務長看到他的年齡,完全不能相信,要他從預備班讀起。他找到校長,校長是留日的,一聽就懂,他就成了最年輕的大學生。

1947年二二八事變,陳先生參加謝雪紅的二七部隊。1950年白色恐怖時被捕,判刑十年,1960年出獄。出獄後,他被介紹到一個製藥廠當藥品檢驗員。在一次全省的藥品品管檢驗競賽中,他獲得第一名,開始得到重視。他有化學知識,懂日文,可以查字典看英文。他能夠把外國藥品加以層層解析,據此製造出效果更好的藥品,最後他被提升為製藥廠的廠長。

他跟我說,在1970年代,他已看出,像後來所發展的那種打火機和生力麵是可以賺錢的。他跟老闆建議(他後來調到另一家食品工廠),可以生產後來我們稱之為生力麵的這種東西,但老闆完全看不出時代的變化,反而嘲笑他。他覺得打火機資金不需要太多,正想跟他朋友合作發展,但就在這個時候,他第二次被補了(1976年)。如果不是第二次被捕,他是有機會成為不大不小的「資本家」的。

陳先生說,他最喜歡讀歷史,但因為他已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讀文史沒前途,所以當年沒報考台北帝國大學;之所以讀農林專門學校,因為想在將來畢業後經營自己家的牧場(他出身大地主家庭)。
1987年以後,他開始大量讀中國革命史書籍時,其實正投合他一向的嗜好。我自己也喜歡讀歷史,不論哪一類的歷史都想讀一點,當然,我也讀過一些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布爾什維克的史書。我很意外的發現,談起這一方面的歷史,我最佳的談論對象就是陳先生。我相信在我的同輩朋友裡面,大概沒有人可以跟陳先生相比。

我所以要說這些,是要大家知道,陳先生絕對不只是一個行動者,他是一個行動者兼求知者,他也絕對不是一個只會讀讀書,抄抄筆記的人,他有自己的判斷。他最大的缺憾是語言,他的知識語言是日語,他的中文是在獄中逐步學來的,他無法純熟的使用中文,因此他無法把中文應用到更精細、更辨證的程度,然而,這並不證明他的思想就不辨證。

關於陳先生所談的問題,因為牽涉甚廣,我想選擇三個重點,談一談我的看法:一、落後國家如何發展生產力,二、中國是否仍算社會主義國家,三、歐美和日本等先進資本主義國的未來。

一.
二戰以後,美國大力宣傳現代化理論,認為只有按照美國模式,即政治上實行美式民主、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才是落後國家現代化的正途。這種理論在台灣流行了五十年以上(一九六O、七O年代是其黃金期),而且,由於台灣在一九七O、八O年代經濟發展順暢,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領軍,到現在仍然為台灣大部分知識分子所深信不疑。

後來,從拉丁美洲開始出現依賴理論,認為落後國家如果一直跟著先進國家走,經濟上只會成為先進國家的附庸,只能永遠依附著先進國家,不可能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這種理論也在一九八O年代以後也傳進台灣,但影響力不大,台灣知識分子仍然比較相信現代化理論。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產黨革命時,兩國的革命領導早就看到了。他們意識到,革命政權的首要生存之道就在於:以最快速度在全國範圍內發展生產力,這樣,才足以在先進資本主義的圍堵之下存活下來。如果沒有足夠的物質力量(包括先進科學知識和武器),絕對不足以圖存。蘇聯能夠打贏希特勒、中國在美國長期的圍堵和孤立政策下始終屹立不搖,主要就在於兩國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快速現代化。有了強大的國力作基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先進國才對他們無可奈何。

蘇、中兩國的快速現代化之路,是集中全國人民的意志,以集體的力量,犧牲一切享受,全心全意的發展重工業和國防武器。因為不重視輕工業,民生物資不受重視,所以一般人民的生活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照顧。因為資金不足,所以不得不實行農業集體化,以便最大量的剝削農業剩餘,以換取重工業所需的資金。這樣,就不得不實施物品管制,讓人民生活在最基本的需求上,所以必須有配給制。在配給制下,幾乎人人平等(當然,不可否認,幹部總會有特權),如果不發生意外,就是人人有飯吃,但是誰也不要想過奢侈生活,這樣,也可以稱之為「社會主義」。蘇聯體制崩潰前,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前,兩國的經濟體制大致就是如此。

陳先生所要論辯的是:一、這種體制有其必要性,但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只能稱之為「朝向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是社會主義的預備階段,絕對不等於「社會主義」。二、史達林和毛澤東的錯誤就在於,他們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這樣,一方面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一方面讓人民長期生活在僅足以溫飽的情況下,這並不是正確的道路。三、正確的道路應該像列寧和劉少奇那樣,有時候必須參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加以調和,讓這種「以集體力量發展生產力」的道路走得更順暢。如果能這樣,蘇聯和中國的發展還可以更快。

從邏輯上來講,我完全讚同陳先生的看法。但問題是,人在歷史之中,誰也很難一眼看出正確的道路。史達林和毛澤東所以犯那種錯誤,所以走了曲折的道路,恐怕很難避免。當然,他們犯的錯誤太大,以致於蘇聯最終崩潰,中國不得不用最大的力氣走攺革開放的道路,他們是難辭其咎的。不過,從陳先生的論證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之路雖然漫長而曲折,最終卻能夠走上坦途,證明中國共產黨比蘇聯共產黨要更為靈活。

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之所以有今天,就在於鄧小平採取攺革開放的路線,這實在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如果沒有一九四九年重新統一中國,沒有一九五、六O年代的土地攺革、全力搞重工業和國防科技,沒有前幾個五年計劃奠定中國經濟發展規模,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不可能那麼順利推行。新中國六十年的歷史,雖然有毛、劉路線的反覆鬥爭,但有些基礎確是共同認定的。我們不能說,當歷史不是直線發展時,前面的一半就全錯,就像我們不能因為看到歷史是曲線發展的,就認為只有後面一部分才是對的一樣。這樣,就是完全不了解辨證法了。個人的發展尚不免有對有錯,何況是關係幾億人、十幾億人的大歷史。陳先生也是這樣看的,不管他多麼批評毛澤東,他還是認為新中國是一路發展下來的。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中國這類「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批評是:不自由、不民主、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按此標準而言,絕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都是如此,不論它是依美國模式發展,還是依蘇聯模式發展。應該說,只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才能享受「自由、民主、高水平的生活」(其實這也只是就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而言,下層階級未必如此)。落後國家,特別是人口眾多的落後國家,是無法「一步登天」,進入資本主義國家俱樂部的。

以中國來講,由於國力低落,生產力差,它或者陷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之中,或者被親美的蔣介石封建官僚階級所統治,大部分人民的生活連溫飽都成問題。在共產黨的革命政權之下,至少大家都可以活得下去,而且,在集體刻苦奮鬥三十年後,經過一次經濟大轉型,全國經濟日漸好轉,又過了三十年,說得上豐衣足食。這樣的三十年、六十年並沒有白受苦,很難想像中國還有第二條道路可以選擇。

蘇聯也是如此。由於蘇聯政權最終垮台,蘇聯經濟一下子解體,人們變得很難為它辯護。但當三○年代西方經濟大恐慌時,蘇聯卻絲毫不受影響,當納粹侵入蘇聯時,蘇聯曾獨力抵抗希特勒的侵略。英國的工黨領導人、著名的政治理論家拉斯基就曾說,他看不出蘇聯除了集體化的道路之外,還能走哪一條路?

再放大眼光,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當英、法、美、德、日這些資本主義大國,憑藉其超強國力,肆意侵略落後國家,蠻橫地奴隸其人民時,除了蘇聯、中國、以及類似的以全民意志為核心的人民政權(北韓、北越、古巴、阿爾及利亞等),誰還能挫敗這些現代的帝國主義者。正是這些帝國主義以其武力肆意掠奪,他們的人民才有餘裕享受「自由、民主、以及高水平的生活」,他們的快樂正是建立在眾多落後國家的痛苦上。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看出「既存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上的意義,即使它們功過相抵時(如蘇聯)也是如此。二戰以後,如果沒有蘇聯、中國、以及其他人民政權的存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恐怕還會對落後地區進行更惡劣的侵略和掠奪。正是因為它們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先天上的大敵,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才會無時無刻不以它們為攻擊對象。如果它們對這些帝國主義者不具潛在的威脅,以帝國主義的強大勢力,又何必理會這些「不自由、不民主、生活水平低下」、不堪一擊的「跳樑小醜」呢?(待續)

========================

你喜歡這期犇報的內容嗎?
犇報是一份以提供兩岸就學、就業、民間交流,以及關注兩岸最新發展動向為主要內容的專業報,目前全省發行量達2萬2千份,期待你將這份用心與好讀的報紙推薦給你的朋友們,也歡迎富有兩岸交流經驗的朋友投稿。

兩岸犇報電子信箱:chaiwanbenpost@gmail.com
兩岸犇報部落格:chaiwanbenpost.blogspot.com/
FACEBOOK犇報粉絲團:facebook.com/chaiwanben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