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苦人家的女兒

許月里的祖先從大陸遷到臺灣之後，一直住在新店赤皮湖偏僻的山上。

一九一二年，也就是民國一年，許月里在家裡的經濟正處於艱難貧困的情況下，在那片地瘠人稀的山上誕生人世。

許月里一直認為，自己的身上流著父親那股敢於反抗不義的血。在她的印象中，父親是一個漢民族意識強烈的人。他父親小時候就有很強烈的學習漢文的欲望，為了讀漢文，淩晨四點，天還沒亮時，他就會在穿好衣服，帶著書本，跋山涉水，走上三四個小時的路程，開開心心地趕到位於新店街上的私塾上課。婚後，他仍然留在赤皮湖山上，以耕地種茶維生；後來，因為手指受傷，不能再耕作，才搬到臺北上奎府町（今鄭州路、華陰街、太原路、承德路、重慶北路一段一帶），做販賣點心的小生意。

許月里聽母親說，他們剛搬來臺北時，因為生意做得不好，生活困難，就暫時先向姑媽借錢，可借的次數多了以後，姑媽也就不給他們好臉色看。這樣，他們一家幾口也只好挨餓過日子。就像一般窮苦的婦人家一樣，許月里出生之後，她母親既要操勞家務，又要幫忙做點心來賣，根本沒有時間休息調養。幸好，嬰兒許月里長得很討姑媽的喜歡，她母親就麻煩姑媽照顧她。也因為有姑媽疼，在重男輕女的封建環境裏，她才能夠免於像上頭的兩個姐姐那樣，在祖父母和伯父的逼迫下，送人當養女。

一九一四年，許月里三歲，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爭出乎帝國主義列強當初的預料，發展為使用現代武器的長期戰和總力戰。對日本來說，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這都是它擴張勢力的大好機會。在開戰之初，由於捲入世界經濟危機之中，日本經濟也一時陷於蕭條狀態。但是，從一九一五年中期起，以協約國俄英法等國開始向日本訂購武器、軍需品、食品等為開端，出口急遽增加，日本經濟開始了一段大戰景氣。殖民地臺灣的經濟也受到這波戰爭景氣的影響，有所好轉。因為這樣，許月里父親的小生意做得也還不錯，一家人的生活才稍微安定些。就在這個時候，她母親又生了一個妹妹。

許月里六歲的時候，母親再生下第五個女嬰。她記得，有天傍晚，她從姑媽家回家，正好遇到仍然住在赤皮湖山上老家的伯父，坐在家裏的客廳椅子上；她看到母親一邊陪他說話，一邊雙手還不停地幹活。

伯父一看到她，立刻就轉變話題問母親：「這是第三的嗎?」

「是，」母親說，同時責備害羞的許月里，「怎麼那麼沒有禮貌，也不會叫阿伯!」

她聽了立刻輕啟嘴巴要叫「阿伯」，可她話還含在嘴裏，就聽見伯父在唆使母親把她送給人家。

「新店馮家很喜歡這個女孩子，」伯父說，「希望你們能夠把她送給他們……」她聽到他向母親強調：「這樣的話，不但有一筆錢可拿，而且還可以還掉山上老家所欠的債。」他還說，「馮家有四五個男孩，將來也可以“送作堆”。」

「從前，在山上，受你的控制是身不由己；」許月里的母親停下手邊的工作，生氣地指責伯父。「如今，我們已經分家獨立了，你怎麼還有臉來強迫我們再把女兒送掉來還你山上的債呢?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呢?……」

因為這樣，許月里以後就對伯父沒有一絲好感；也因為這樣，她特別感謝父母親再窮也不把她送人的堅持。可在窮苦人家，生了這麼多個女嬰，的確是累贅；所以，她這個營養不良、長得又瘦又小的姐姐，便要負起照顧小妹的責任了。儘管對還沒有滿六歲的她來說，這個工作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負擔，可在現實生活的壓力下，她還是沒有怨言地背負起來。

窮苦人家的孩子早當家。

許月里就這樣辛苦地帶著小妹，一天天地長大。到了規定公學校就學年齡的八歲那年，住家所屬的里長就來催她入學；但是，因為母親實在忙得不可開交，兩歲的小妹還需要她照顧，她只好繼續待在家裏帶小孩。一直要等到十歲那年，未曾生育的堂叔把五妹抱去以後，她才得以進入蓬萊公學校就讀。那應該是一九二一年的事了。

民族意識的啟蒙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臺灣以後，臺灣總督府首先于一八九八年八月公佈公學校規則，規定就學年齡為八歲以上、十四歲以下，期限六年。為了大量吸收學生，後來也曾在一九0七年把就學年齡放寬為七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到了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二年，臺灣教育令和新臺灣教育令公佈以後，就學年齡又再提前到六歲。所以，在當時的年代，像許月里這樣，十歲才入學，是很普遍的事。到了學校，她也注意到，班上有些同學甚至已經是十二、十三歲大了。

自從新臺灣教育令公佈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臺灣教育當局在公學校增加了日本歷史及手工實業等科目，同時也把漢文改為隨意科，也就是選修科。因為這樣，許月里只能在四年級以前，學到一點簡單的漢文；到了五六年級以後，就完全沒有機會學習了。不過，她父親經常會在晚上講《三國演義》、國父孫中山先生與秋瑾女士的事蹟，以及《三民主義》等等給她聽。起先，她覺得很奇怪的是，父親進私塾讀書的時間很短，怎麼會懂那麼多呢?後來，她才知道，父親一直都很用功，雖然沒有上什麼學，可他一直不斷地自修上進。

通過父親的敍述，在民族歧視的教育體制下，許月里作為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被啟蒙了。有一天，她正在打掃教室時，突然聽到別班一個日本員警的小孩罵她和其他臺灣同學是「清國奴」；她按捺不住心裏的氣憤，絲毫也沒有顧慮到後果，走上前，就是一個耳光，打在那名日本學生的臉上……

許月里認為，她後來會走上抗日的這條路，最主要還是受到父親的影響!

文協的讀報社與講演會

歷史地看來，從許月里出生以後，一直到她上公學校這段期間，經歷了一個短暫的低潮時期的武裝抗日鬥爭，在祖國大陸的辛亥革命影響下，臺灣人民又不斷地舉行愛國武裝起義，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著名的有一九一二年南投林圮埔起義，一九一三年羅福星領導的苗栗起義，一九一五年台南的西來庵起義等。其中，苗栗起義事敗後，近千人被捕，二十餘人慘遭殺害；西來庵起義則在血戰七晝夜後失敗，九百多人被處死刑，被日寇濫殺的群眾竟達數萬人，引起世界的震驚。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俄國十月革命和祖國大陸「五四」以後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巨大潮流影響下，臺灣人民進一步掀起了有組織的民族解放運動高潮。

一九二0年一月，受了「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一部分留日的臺灣青年學生首先在東京創立「新民會」，並仿照北京的《新青年》，出版《臺灣青年》雜誌，展開民族主義思想的啟蒙運動。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進步的知識份子和開明紳士更進一步在臺北成立全島規模的抗日運動組織——臺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有計劃地推行啟蒙運動。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臺灣民報》創刊，以「啟發民智、為民喉舌」，「對抗日本官方壓迫，並攻擊其不善措施」為目的。十月十七日，文協第三次總會決定以《臺灣民報》代為機關報。同年八月，臺北也像其他中南部地方一樣，設立了作為民眾啟蒙工作設施之一的新聞雜誌閱覽所，也就是讀報社，陳列島內及日本內地的新聞雜誌及特別準備的十幾種中國的新聞雜誌，供一般民眾閱覽。凡是與殖民地解放運動有關的記事，還特別以紅筆圈點起來，以喚起民眾的注意。

讀報社一開始就吸引了臺灣民眾的注意，幾乎每天都聚集了相當的閱覽者。許月里的父親，也是其中之一。

有一天，父親笑眯眯地告訴放學回家的許月里說，他因為看《臺灣民報》的緣故，被員警認為思想有問題，就把他的鄰長資格給取消掉了。停了一會兒，父親又高興地連聲說：「求之不得、求之不得！」聽父親這樣說，她這才知道，原來父親敘述的關於孫中山先生與秋瑾女士的革命事蹟，以及《三民主義》的道理，全都是從《臺灣民報》讀來的。從此以後，她就經常跟著父親到文協的讀報社看報。

除了讀報社的設置，臺北文協也經常舉辦包括臺灣通史、通俗法律、通俗衛生、通俗學術等內容的各種文化講習會，作為貫徹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手段。每次，只要有文化講習會，她父親不管再忙，也一定會設法去聽；回家之後再轉述給她聽。她並不知道，像父親這樣的小生意人怎麼會得知這種文化講習會的訊息。雖然好奇，她也不敢多問。到後來，她乾脆就跟著去聽。

由於當時臺灣一般民眾的知識程度較低，文協的啟蒙運動如果採行文字宣傳的方式，難免缺乏大眾性，所以特別重視演講會。除了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在都市定期舉辦演講會之外，也常常舉辦地方巡迴演講會。據統計，從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年期間，文協光是在臺北州就一共舉行了兩百五十一場講演會，並且遭到二十八次的「解散處分」。每當講演會被日本當局中途解散的時候，文協的鬥士們往往發動群眾示威運動來抗議。這些群眾運動也就成為後來的農民運動和勞工運動的先鋒。

有一次，許月里聽說父親要去聽文協舉辦的演講，就要求父親帶她一起去；可父親卻說，今晚這場是政治演講，小孩子不能去。父親出門以後，她就穿了一雙鞋跟高高的基隆木屐，偷偷進入演講會場，擠在人群中聽演講。由於她從小就經常目睹做小生意的父親被日本員警欺侮，以及窮人被糟蹋的諸多可惡事情，所以，每當聽到臺上的演講者罵日本員警，或是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走狗御用紳士」等口號時，她也情不自禁地跟著其他大人一起熱烈地喊口號、鼓掌。那時候，她只覺得，平常累積的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憤怒，似乎都通過喊口號和鼓掌，發洩出來了。

參加工友協助會

如果許月里確切的入學時間是一九二一年的話，那麼她畢業的時間就應該是一九二七年。從時間來看，許月里就讀公學校的六年期間，恰恰是臺灣文化協會成立與第一次方向轉換的歷史階段。公學校畢業前，許月里在老師的推薦下，和另外七個同學一起去報考臺灣銀行儲蓄部，銀行總共只錄取四個人，結果，她僥倖地考上了。畢業後，她就到臺灣銀行上班，並且在實習三個月後升為雇員。就在那時候，她參加了改組後的新文化協會。

一九二六年八月以來，陳逢源、許乃昌和蔡孝乾等臺灣知識份子，就「中國改造論」所引起的「臺灣到底有沒有資本主義」的問題，在《臺灣民報》展開長達三個月左右的論辯。一方主張臺灣還沒有資本主義的存在，因此，必須先使臺灣人的資本家發達，使其能與日本的資本家抗衡；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就必須推進民族運動，以期獲得政治上的獨立，設立臺灣議會。另一方則持完全相反的主張，他們認為臺灣已有本土的資本家，只是還沒有達到能夠獨立發展的地位，那是因為在臺灣的日本資本主義已佔有鞏固的地盤之故；所以，被日本壟斷資本剝削、壓迫的臺灣人，不僅是少數的資本家及地主而已，還有廣大的勞動者及農民。因此，他們主張殖民地臺灣人的解放，只能以階級鬥爭來解放最大多數的臺灣無產階級為目的。結果，這兩種立場截然不同的思潮，在臺灣思想運動界澎湃相激，進而對峙，釀成臺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的契機。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以連溫卿為中心的「左派」，通過在台中市公會堂召開的臺灣文化協會臨時總會，取得了文協的領導權，將文協的運動方針由以往的民族主義啟蒙文化團體的形態，轉變為無產階級啟蒙文化團體的形態。新文協在修訂的會則中規劃了十項該會須實行的綱領，其中，第五條是「提倡女權思想運動」；同時也在各支部和分部內為這些婦女會員特設婦女部。另外，為了教育和訓練民眾成為具有無產階級意識的文化鬥士，新文協也通過茶點會、讀書會和討論會等方法，展開組訓和教育的工作；學習與討論的內容包括：方法論的唯物史觀、唯物哲學、臺灣歷史、經濟學、民族問題、資本主義和殖民地、勞動組合運動、政治學和社會發展史等等。

從小就受到父親的影響，也受到文協啟蒙運動一定影響的許月里，自然也跟著文協的方向轉變，通過讀書的學習，而有了素樸的階級意識。然後，她又通過參加新文化協會舉辦的讀書會，初步學習了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文化。

有一天，下班以後，許月里在一個同學的姐姐帶領下，前往設於永樂町二丁目的工友協助會事務所走走。通過引介，她見到了協助會的創始者薛玉龍和薛玉虎兄弟。從談話中，她瞭解到，薛氏兄弟原本自己開一家油漆工廠，並且兼做零售業務，算是生活不錯的「中產階級」。她覺得，薛氏兄弟不但一點也不畏懼日本政府的加害，毅然領導工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同時也不顧自己個人的利益得失，幫工友兄弟爭取合理的工資；相對地，那些更改姓名、盲目宣揚崇日媚帝的御用士紳，跟他們比起來就顯得非常可恥。因為這樣，她對薛氏兄弟便由衷地感到敬佩。回家以後，她就把在工友協助會的所見所聞與感想，向父親報告。父親聽了，不但支持她加入工友協助會，而且也經常陪著她去協助會幫忙。那年，她只有十六歲。

一九二五年以來，臺灣的工人運動開始以工會為中心，有組織地展開起來。為了實現保障工人權益、改善勞動條件、發展工人福利事業等主要宗旨，曾經先後發動許多次的罷工。一九二七年四月，高雄的臺灣鐵工所罷工以後，臺灣的勞動運動就「急激地如洪水一樣流溢著全島」。五月五日，工友協助會就在這股洪流中創立。

隨著文協的左右分裂，臺灣的工運團體也相應形成左右兩派。就組織系統上來說，工友協助會是分裂後的新文協的外圍團體，屬於左派。所以，許多文化協會或農民組合的反日志士，以及一些具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意識的鐵工、木材工、郵局工友或其他工友，都經常在總部出入。在那樣的環境下，少女許月里耳濡目染的皆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思想與言論。

除了總部以外，工友協助會的組織，還包括屬於產業支部的製材部與製材部基隆支部，以及松山、雙溪、羅東與大溪等地區性支部。總部的事情主要都是由薛玉龍先生主辦。許月里與另一位男士則幫忙處理抄寫等事務。當時，正值臺北爆竹會社發生爆炸火災，男女工人死傷很多；薛先生就要她去慰問死傷家族，並調查他們的困難與需要。事後，工友協助會就根據這次調查，決議幫死傷的家族向業主展開要求賠償的鬥爭。由於情況很複雜，所以，鬥爭的結果並不太理想。儘管如此，對她來講，那卻是令她難忘的第一次社會實踐的經驗。

工友協助會也很注重通過辦演講會來展開大眾文化啟蒙運動。那段期間，許月里也經常跟著協會的前輩（醫生或地方知名人士）到苗栗、新竹、桃園及大溪等地演講，每到一地都受到支持者的熱烈款待。那時候沒有擴音廣播器，他們只能用沿途敲鑼宣傳的方式，告知民眾當晚在哪里有文化演講。結果，每場來參加的群眾幾乎都是人山人海的。

無產階級婦女觀

除了一般工運的事務之外，許月里在工友協助會的主要工作是從事婦女運動。

當時的社會風氣很保守，職業婦女很少，參加工友協助會的女工更是寥寥無幾，只有十多個女孩子。起初還經常有幾位年紀比她大的女孩子出入，但是，到後來，她們有的因為家庭反對，有的因為搬家，就不見了。所以，她就被推為「婦女部長」（她一直覺得這名稱很難聽!），負責婦女事務。

在此之前，臺灣從事婦女運動的團體主要是一九二五年二月成立的彰化婦女共勵會和一九二六年七月成立的嘉義婦女協進會。前者以「改革陋習、振興文化」為宗旨；後者的宗旨則為「改革家庭、打破陋習、提倡教育、修養道德及圖婦女社會地位向上」等。顯然地，她們似乎把「陋習」和「教育」問題看作婦女受壓迫的「根本原因」，同時，在實踐上也停留在「興來便出去講演講演，不高興便閉門了事」的「有產階級」婦女的「浪漫的運動」。

但是，工友協助會所從事的婦女運動，在性質上卻屬於無產階級。它認識到，婦女受壓迫的根本原因是在經濟組織，也就是社會制度；除了與這個制度鬥爭以外，婦女絕不能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因此，在實踐方面，它就不能只是浪漫的講演講演而已；重要的是，它還要能夠喚醒婦女，意識到她們所受到的壓迫與不平等，並且激勵她們敢於起來反壓迫、打不平，形成大眾的實際運動。

許月里的無產階級婦女觀，跟她所認識的一個日本進步女性，也有很大的關係。一九二七年二月上旬，王詩琅等人因「黑色青年聯盟事件」被捕，經十個月後預審終結，並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在臺北第一訟庭刑事合議部，由判官崛田公判。當天，臺灣的各社會運動團體都前往聲援。她也跟隨工友協助會的聲援隊伍，前往法庭旁聽。因為這樣，她認識了後來一直令她十分感念的崛田小姐。崛田小姐的父親雖然是審判抗日分子、思想犯最厲害的日本法官，可她本人卻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當這個與她素昧平生的日本小姐知道她失學後，就自願免費幫她補習日文（當時稱為「國文」）；另外，她還教許月里讀無產階級經濟學。後來，她回到日本，就讀女子大學，因為參加左派活動而遭日警逮捕，自新之後才又被遣送回台；她父親也因此丟了官。

許月里一直相信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無產者的解放便沒有婦人的解放，沒有無產者的勝利也就沒有婦人的勝利。」她認為，只要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解決了，婦女的解放就自然可以獲得。因為這樣，當時她對婦女運動就比較不那麼熱中了。

初嫁黑色青年黃天海

十八、九歲那年，少女許月里與黃天海結婚。黃天海是宜蘭人，也是個反日分子，在上海讀書時，曾經因為從事反日運動而被關，釋放後回台。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他先在宜蘭街成立文化協會的外圍團體——宜蘭青年讀書會（會員四十二名）；十月十日，又在這樣的基礎上，以重要幹部的身份組成新文協宜蘭分部。然而，在思想系譜上，他卻是一個「早已認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黑色青年。

日據時期，臺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始于東京留學生因民族覺醒而結成臺灣青年會的一九二0年，同時在日本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的熱潮中，因為受到東京的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諸團體及其刊物的影響，逐漸顯出抬頭的機運；後來它又通過和東京及中國大陸的各無政府主義者或團體聯絡，發展起來。一九二四年左右，嘉義籍的北大哲學系旁聽生范本梁和曾經居住臺灣的燕京大學學生許地山等人，組成新臺灣安社，這可以說是臺灣人發起的最早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團體。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日本無政府主義青年小澤一，整合散佈全島的「文化協會系統的左翼青年」，組織了「臺灣黑色青年聯盟」，謀求無政府主義運動在島內的發展。然而，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該聯盟即遭到全面檢舉，小澤一與王詩琅等四十四名有關人員被捕，聯盟還沒有展開活動就遭到破壞。同年七月，在臺北經營稻江義塾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稻垣藤兵衛，糾合台籍的無政府主義青年周合源、林斐芳及張乞食（維賢）等，另組無政府主義團體「孤魂聯盟」。所謂孤魂意指「生前孤獨，死後無依無靠的可憐靈魂」。該聯盟認為，這些孤魂的「悲哀恰如現代無產階級與農民」，因此，這些孤魂應該參加孤魂聯盟，投入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但是，該聯盟也因成員在一九二八年七月遭到調查而瓦解。從此以後，臺灣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就被共產主義運動所壓倒而顯著地衰微，在沒有表面組織的狀態下，在北部只有張維賢、黃天海等人通過合法的演劇運動，繼續進行緩慢的無政府主義運動。

一九二五年十月左右，張維賢從南洋歸台，然後集合王萬得、潘欽信、王井泉等臺北無產青年，先後設立臺灣藝術研究會與星光演劇研究會，企圖通過演劇來擴大思想影響，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就因資金不足而自然消滅。黃天海受到張維賢的新劇運動刺激，於是在他的指導下，一邊進行思想研究，一邊計畫推動演劇運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日，他終於集合了十二名同志，在張維賢指導下，組織了宜蘭民烽劇團，並且編寫托爾斯泰的作品及《金色夜叉》、《行屍》等劇本，努力排練。儘管如此，民烽劇團最後還是因為缺乏熱心會員與資金，而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解散。儘管星光演劇研究會和宜蘭民烽劇團相繼失敗，張維賢對新劇運動仍不死心。一九三0年六月十五日，他又在臺北市日新町蓬萊閣餐廳舉行民烽演劇研究會的創會式。當天，黃天海與王詩琅等人都以會員的身份出席，而周合源也以來賓身份出席。此後，每天晚上七點半到十點，民烽演劇研究會的會員們即在日新町的會所研習，內容包括舞臺藝術、近代戲劇概論、美術概論、文學概論、白話文、舞蹈和音樂等。黃天海負責講述近代戲劇概論。十月十五日，研究會的整個課程結束。由於劇團的募股並不理想，在資金困難的情況下，民烽演劇研究會最終又再次中止活動，進而自然停擺。

與此同時，六十年後成為許月里老伴的黑色青年周合源，卻在這時表現了他的思想已經從黑逐漸轉紅的跡象。一九三0年六月中旬，具有臺灣共產黨黨員身份的文化協會臺北支部會員王萬得，為了開拓党在文化陣線的影響力，邀請周合源等四名非黨員，分別醵資，創辦合法的文藝雜誌，進行宣傳運動。由於雜誌的創辦是以王萬得與周合源等五人為主，六月廿一日，雜誌以《伍人報》為名創刊。由於《伍人報》是按照王萬得擴大統一戰線的意圖創辦的，所以，雜誌社的幹部未必全由共產主義者來充當。儘管如此，當《伍人報》創刊號出刊後，負責廣告業務的民族主義者黃白成枝，以及擔任外務員推銷雜誌的無政府主義者林斐芳等人，隨即察覺《伍人報》的意圖，因而先後宣告退出，另辦他報。

林斐芳退出《伍人報》後隨即找到黃天海，在這年七月，創辦了無政府主義的文藝雜誌《明日》。由於彰化籍無政府主義青年陳崁的投入，該雜誌的銷售工作大部分由臺灣勞動互助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在彰化天公廟成立）社員承辦。在陳崁的積極協助下，《明日》的投稿人包括張維賢、王詩琅、陳崁……等，積極宣傳無政府主義。

《明日》可以說已經具備了作為臺灣勞動互助社機關雜誌的形態。第四期出刊以後，因為內容問題，《明日》遭到查禁；不久，就因為經費困難而停刊。

黑旗與紅旗的混聲合唱

《明日》雜誌社恰好就在許月里家附近，因為這樣，她自然就認識了黃天海。因為家裏窮，當時，她只對強調階級鬥爭的組織有興趣。她總覺得，黃天海與那些無政府主義青年的搞法不怎麼實際，所以，她並沒有參與黃天海和張維賢搞的民烽劇團，只是偶爾去看他們排演，給他們打打氣而已。

在此之前，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日，彰化地區以陳崁為首的無政府主義青年，與楊逵等「共產主義系」青年之間，就已經針對無政府主義的「互助論」與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在天公廟進行公開辯論。兩派的思想無論如何難以融合，對立並沒有因此減消而持續內鬥著。一九三0年十二月一日發行的文化協會機關刊物《新臺灣大眾時報》創刊號，也針對《明日》雜誌的言論主張展開嚴厲的批判；它認為《明日》雜誌「撲滅鬥爭」的主張，結果是要替「××（帝國）主義」者解除被壓迫大眾的武裝，是「白色××（恐怖）主義的走狗」!

跟黃天海比較起來，許月里的思想傾向要來得相對地「左」!儘管馬克思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兩種本質上對立的思想體系，但是，愛情和為殖民地臺灣求解放的熱情，終究還是掩蓋了這兩個思潮的差異性，使得少女許月里接受了黃天海的求婚，嫁給這個無政府主義青年。

有一次，許月里和黃天海的一群朋友，在路上一邊走著，一邊就唱起《勞動進行曲》——

民眾的旗——黑（紅）旗，

包裹著戰士的屍體。

死屍逐漸冷卻，

血泊染滿黑（紅）旗。

高舉黑（紅）旗，

讓我們在旗下戰死!

懦怯者大可離去，

我們堅決擁護黑（紅）旗!

……

在黎明之光照耀間，

戰鬥早已開始了。

勇敢奮戰的

我們的同志犧牲了，

悲哀是何等深切!

壇上的死屍，

含恨永眠!

每當黃天海和其他人唱到「黑旗」的地方時，許月里就獨自高唱成「紅旗」。

黃天海是個窮書生，《明日》夭折以後，他也沒有錢可以再繼續辦雜誌。在此之前的一九二九年年底，陳煥圭等無政府主義者曾經在建成町製造鈣滋養乳販賣，營業成績相當不錯。因此，他和許月里都覺得他們也可以暫時以此謀生，於是就搬到基隆蚵殼港，製造鈣滋養乳來賣。然而，因為基隆潮濕多雨，原本就患有肺病的黃天海，病況因而更加惡化。就在這時候，她又聽到父母親在臺北被捕的消息，他們只待了大約一年多的時間就決定搬回臺北。(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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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分類：[楊逵百年誕辰紀念專輯][懷念許月里女士專輯]

一九三一年的大檢舉

一九三一年三月廿四日深夜，臺北市北警察署為偵查臺灣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而在市內進行全面搜查，其中兩名勤務巡查在上奎府町一丁目二十九番地某民宅，發現一名青年正在堆滿書籍的桌上，揮筆疾書，於是向前施以訊問。不料，那名青年突然咽下桌上的文件，頑強抵抗，試圖逃走；經過一番格鬥後，那名患有肺病的青年終因體力不支而被逮捕，並被收押了十餘種文件。這段期間，原本躺在床上睡覺的另外一名青年，就在格鬥時乘著暗夜逃走。日警當局調查以後，發現他們「無意中抓到了大魚」，原來那名被捕青年就是已經潛入地下許久的農民組合領導幹部之一的趙港，另外那名逃走者則是農民組合的另一領導幹部陳德興。

趙港誤判黨已經遭到全面破壞，自己才會被捕，於是在被帶往派出所去的路上，忍不住情緒激動地大喊：「臺灣共產黨萬歲」等口號，從而暴露了他的黨員身份，以及臺灣共產黨的線索。第二天，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長、高等法院檢察局、臺北州高等員警課等，就在臺北市北警察署舉行聯席會議，確定了破壞臺灣共產黨及一切反日團體的佈置。這之後，他們就使用所謂「芋蔓式」的辦法，展開狂暴而大規模的檢舉。臺灣進入第一次的白色恐怖時期。凡是被懷疑與臺灣共產黨有關係的人，幾乎都陸續被捕。

趙港和陳德興被捕的地方就在許月里父親家隔壁，也就是先前《明日》雜誌的社址。因此，許月里的父母親在趙港被捕後，隨即先後被抓去北署拘留、問話。他們首先拘留她母親，大約兩個月後才釋放；接著又把她父親抓去，留置兩個多月後才放回。可日本當局還是不甘心，又再把她母親抓去，扣留了一個多月後，才因為始終問不出所以然來，而讓她老人家無事釋回。

許月里和黃天海是在母親第一次被拘留的時候，從基隆搬回臺北老家的。當母親終於在第二次被捕後平安回家的時候，黃天海的肺病也因為當時的醫術限制及沒有錢的關係，病入膏肓。這段期間，許月里也因為操勞過度，突然全身臃腫，連喘氣都困難。醫生說，她罹患了急性腎臟病，有生命危險。因為這樣，她不得不住進醫院治療。同時也因為公公開漢藥店，她於是商請黃天海的大哥陪同他回宜蘭療養；但是，還不到一個星期，她就收到公公家催她回宜蘭的兩通電報。可醫生顧慮到她的病情而不允許她出院。她考慮到住院所需的龐大醫藥費，以及擔憂黃天海的病情，只好老實告訴院方：丈夫病危。這樣，她才被准許出院。

出院當天，許月里立刻趕去宜蘭，探望丈夫黃天海。九天後，廿七歲的黃天海就與二十歲的許月里永別了；除了一個三個月大的孩子，什麼也沒留下。一時之間，少婦許月里也不知道往後的日子該如何是好。

辦完黃天海的喪事，一個月後，許月里才從宜蘭回到臺北。有一天，王萬得的太太來看她，她才知道，王萬得已在七月十七日被捕了。王太太並且告訴她說，工友協助會的薛玉龍病危。她立刻就和王太太一齊去看他。她在薛家見到了躺在床上的薛玉龍，得知薛玉虎也在這波大檢舉中被逮捕了，因為這樣，薛家的經濟來路已經完全斷絕……。當時，王太太身上僅有的一點錢已在路上買了一隻大西瓜，她於是從身上摸出僅有的一塊錢，要薛玉龍一定得收下。然後，他們三個人就悲憤地，默默無言地流著淚。過沒幾天，一個在郵局上班的工友協助會會員來向許月里報信，說是薛玉龍逝世了。沒幾天，當時年約三十歲左右，身體頗硬朗的薛玉虎又死在獄中，屍體也由監獄抬回來了。由於薛玉龍未婚，薛玉虎又已離婚，兩兄弟只有一個吃素未婚的姐姐，因此，他們的喪事只能由工友協助會未被逮捕的會員來處理。在場面極為淒涼的告別式上，她想到，薛家兩兄弟向來憐惜窮人，獻身于殖民地的反帝運動，然而卻難免於家破人亡的下場，不由得深深感慨!

去愛愛寮幫忙

黃天海過世以後，許月里的生活曾經與周合源有過比較緊密的聯繫。那時候，為了養活自己和三歲大的幼兒，她什麼工作都得做，日子過得很艱苦。起先，通過一個社運前輩的太太介紹，她在一家學生宿舍找到照顧學生伙食和洗衣服的工作；但是，不到三個月，特務就來干涉騷擾了。他們對學生說，她是來煽動他們反對政府的，要他們快點趕她走，不然的話，有任何的後果都要學生自行負責。學生們受到威嚇以後，雖然對她仍然很好，可還是免不了恐懼。因為這樣，她就自己自動離開了。這之後，特務又來找她去問話，並且說，只要她乖乖合作，就會替她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她聽到特務這樣的說法，當場只覺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立即氣憤地回答他們說：「我的朋友都被你們抓光了，如今你們還要對我威逼利誘；我就算是餓死，也不會昧著良心做這些事!」

一段時間過後，許月里與一位蓬萊公學校時期的同學一起去愛愛寮幫忙。

一九二三年，淡水籍的無教會主義基督徒施乾（1899~1944），在臺北市綠町（大理街）設立乞丐收容所愛愛寮。一九二七年八月，施乾因為籌募捐款而與孤魂聯盟的黑色青年周合源、林斐芳等人相識，並參加了該聯盟，其後並實際領導該聯盟。

因為這樣的關係，許月里與施乾及在愛愛寮工作的周合源、林斐芳等人都算是舊識了。

周合源在一九三一年的文協第四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其後，也在大檢舉中被捕，最後，因為沒有參加台共，在關了半年多後，僥倖被無罪釋放。經過這次大檢舉之後，臺灣的抗日運動便被整個鎮壓下去了。因為在白色恐怖統治下，很難再有任何反日的政治活動，周合源又回到愛愛寮，從事社會改良運動。為了籌措經費，愛愛寮會向一些商店老闆勸募，要他們出面當維持會員或贊助會員，這樣的話，以後乞丐就不會再向他們收取月費了。周合源知道許月里在黃天海過世後，生活一定有困難，於是就請她和另一名同學一起來幫忙收會費。第一次，周合源親自帶領她們到維持會員的商店，挨家挨戶地收會費，並且把她們兩人介紹給那些會員認識。可收費卻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有些地方，儘管她跑了幾次，還是收不到錢。當時她深刻地感到，像這樣仰人鼻息還真難做事啊!

在愛愛寮，無論是誰，每天在寮裏吃的飯菜，一律一樣。也許是因為身體有病、氣血衰弱的原因吧，每當吃飯的時候，許月里看到那些全身髒兮兮，甚至身上長瘡的乞丐，再看到在桌上的飯菜上飛舞著的蒼蠅就想吐。雖然她一再勉強自己忍著，可有好幾次，還是忍不住，跑到外面去吐。她對自己這樣的表現感到羞愧。

除了乞丐以外，當時，愛愛寮還有一位人長得高大也比較乾淨，但患有精神病的婦女，被關在一個隔離的小房間。每次，她看到許月里就話說個不停，而且盡說些語無倫次的話。有一天，她拜託許月里讓她出來走走。許月里同情她，於是向負責外務的林斐芳轉達；他笑一笑，就把她放了出來。怎知，這一放卻慘了!她一出來就抓著許月里的手，拖著她往前跑；許月里告訴她不可以這樣；她就用更大的力氣拉著許月里，而且跑得更快；許月里愈喊，她愈跑。最後，林斐芳費了好大工夫，好不容易才把她抓回去，關起來。這一次，許月里真是被嚇到了!

儘管許月里的工作態度很認真、盡職，可她當時的身體還很衰弱，在那種工作環境下，總覺得自己不能勝任這個工作，於是，做不到一年，就辭掉愛愛寮的工作了。因為這樣，她一直對施乾和周合源等人能夠在那種環境中，長期任勞任怨地堅持下去的精神涵養，懷著崇高的感動與敬佩。

在戰爭陰影下

一九三六年，許月里的父親病逝，享年五十八歲。父親死後，她繼續為著一家老小的生活，奔波忙碌。第二年七月，七七事變爆發，窮兵黷武的日帝公然對中國發動殘暴無道的侵略。當時，她無論在報紙上或是廣播中，看到、聽到的都是中國被打、被炸得如何如何碎爛的報導。每當得知這種噩訊，她就深深為中國人所受的屈辱而咬牙切齒，痛恨不已。

酣戰中，臺灣總督府也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一九四0年二月十一日，也就是日本皇紀紀元二六00年那天，臺灣總督府修訂戶口規則，規定臺灣人改換日本姓名的規則。十一月廿五日，臺灣精神動員本部又公佈台籍民改日姓名促進要綱，以實際的物質利益誘導臺灣人改姓名，並以全家不用台語而講日語的「國語家庭」為榮耀；凡是國語家庭及改姓名的人，他們所配給的東西就比別人多一倍。許月里看到，有些臺灣人因為受到愚民教育的影響而甘心認同日帝；有些則是明知身為中國人卻投機取巧，寧願做一個阿諛諂媚的奴才。對前者，她覺得同情；可對後者，她只覺得可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狂妄的日本軍部不自量力地偷襲珍珠港後，惡貫滿盈的日帝招來聯軍的空襲，無辜的臺灣老百姓過著東逃西避躲空襲、日夜不得安寧的生活。

在太平洋戰爭的威脅下，帶著母親和幼兒共同生活的寡婦許月里，日子當然過得非常艱難。此外，她又因為以前從事社會運動的案底，經常被特務機關叫去問話。再加上當時有一個日本員警非常熱烈地在追求她，她怕如果拒絕他的追求，他會亂扣她思想有問題的帽子，所以就不得不趕快再嫁人。儘管說，好的日本人還是很多，可民族意識強烈的她是絕不可能嫁給日本人的，何況是日本員警。因此就嫁給一個也在追求她的臺灣人。可她沒想到，他竟是一個不務正業的紈袴子弟，喜歡在外頭搞女人。因為局勢嚴峻，她也懶得管他，心想各人走各人的路，互不干涉就好了，可她並不曉得，他將給她帶來更大的生活包袱。

再婚以後，許月里一家在臺北大橋町租屋。有一天上午，她看到遙遠的天空有幾架飛機慢慢地飛翔。起先，她以為那是日機在演習，可瞬息間，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卻把房子都震動了；這才知道是盟機來轟炸。她於是趕快回家，扶老攜幼，躲到樓下房東設置的草堆。空襲後，她聽人家說，臺北橋被炸了一個大洞。此後，空襲一天比一天厲害，臺北市民疏散到郊外的愈來愈多；她看到許多人甚至連粗重的傢俱也運往疏散地去，心裏就想：「這些人，命保得住保不住都還不知道，竟然還要把這些粗重的東西這樣運來運去，實在真傻!」

一九四三年，許月里終於也帶著家中老幼，疏散到父親以前做農的文山郡赤皮湖老家；後來，又再疏散到海山郡（今土城）。但是，不管她逃到哪里，飛機似乎也就追到哪里。她聽到總督府、廟宇、病院都已經被炸的消息，人心惶惶，她也不知道這場戰爭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光復初期的社會實態與思想轉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許月里恰好在疏散地回家的路上，走著走著，突然聽到街頭的放送喇叭播放著雜音很多的廣播；她停下腳步，仔細聆聽，這才知道那是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所謂「玉音放送」。因為興奮，她突然感到全身輕如羽毛般地飄飄然……。就在這時，她看到兩個背著包袱的日本婦女，聽了廣播後，默默無言，低著頭，離開現場。她望著她們離去的背影，難免就憐憫地想到：其實，日本老百姓也是不願意戰爭的啊!

幾天後，許月里就雇了工人，稍稍整修位於大橋町延平北路的房子，然後就帶著家人下山回家。回到臺北以後，她認為，重建家園，將會是從疏散地回來的人的首要工作，因此就與親戚合股做建材生意。平常，除了到菜市場買菜，她都在照顧建材行的店面，很少出門。雖然如此，通過與往來買材料的客戶、工人的閒話家常，她也聽到了許多外頭發生的事情。比如說，過去那些專門欺壓善良老百姓的台籍刑警與各種日本官僚，紛紛遭到報復的慘狀；國民黨軍隊的髒亂、無秩序；以及來台接收的官員，外行管內行且傲慢不可一世，以致反被本地人戲弄而鬧出許多笑話等等。

不只是耳聞而已!

許月里自己也曾經受到干擾。她因為生意做得頗順利，賺了一點錢，又因為所租的房子不夠住，就買了地，想蓋一棟自己的房子。按規定，蓋房子要有四個保人，同時每個保人要繳二十萬元（舊台幣）保證金；可是，因為物價波動得厲害，後來，這房子當然就蓋不成了；結果，當局就要抓這四個保人，同時也到她的住家兼建材行騷擾。他們一進門就哇哇叫個不停。她聽不懂國語，通過附近一位十七八歲的外省男孩翻譯，才知道他們的意思是說：為什麼你看到我們來卻那麼不高興?這男孩或許本身就對那些接收官僚不滿，不等她回答就說：「人家給她當保人賠了錢，你們還要來抓人，她怎麼高興得起來呢?」那些官僚聽了以後，也不再多說什麼，就東摸西拿、亂打電話來揩點小油，臨走前，還要她拿錢給他們。此外，她到菜市場買菜時，也經常看到一些不可理喻的軍人，為了一些小事而欺負賣菜的小販。她後來也聽到一般老百姓對國民黨軍與接收官僚的埋怨之聲，此起彼落。這樣那樣沒有情理的事情累積起來，就使得臺灣光復的歡樂氣氛冷去了一大半，臺灣民眾對國民黨軍隊的惡評也如潮水般湧起。

起初，思想上左傾的許月里認為，國民黨雖然和共產黨不同，可它終究也是中國的政府，是臺灣人民的祖國；但是，隨著國民黨軍人與接收官僚實在是令人十二萬分失望的所作所為，她對國民黨當然就很失望了。在日據時代，她就已經通過一些在大陸待過的社運前輩的敍述，知道大陸也有共產黨，以及有關周恩來、毛澤東的革命事蹟了，現在，因為對國民黨的失望，她很自然就把臺灣的未來寄託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同時，也因為對臺灣社會的失望與憂慮，她很想找回日本時代的那些老同志，重新投入改造社會的運動。可因為一九三一年大檢舉後，大家坐牢的坐牢、流亡的流亡，分散各處，也無從找起了。她只能無奈地為臺灣的前途擔心著。她想，再這樣下去，一定會出亂子的。

二、二八的經歷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晚上，動亂的烽火終於像許多有識之士所擔心的那樣，因為臺北延平路的緝煙事件而被點燃了。

廿八日早上，對昨晚發生的緝煙事件渾然不知的許月里，仍然像往常一樣，提著菜籃下樓，要去市場買菜。在樓下，一名鄰居把她攔住，勸她不要出門。鄰居說，昨晚，賣私煙的攤販被取締的員警開槍打死，現在，家家戶戶都關門閉戶，不敢出去了。聽到這樣的消息，當下，仿如晴天霹靂般，她被驚駭住了，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然而，想到家裏已經沒剩多少菜了，她決定不管怎麼樣還是得去買些菜回家，於是就拔起腿來，快速地越過馬路，往市場的方向跑去。就在這時，她聽見有人叫道：「太太，快來這裏藏起來!」當她本能地跑過去時，幾位站在樓梯頭的男男女女，立刻將她拉上去，警告說：「現在戒嚴了，不能在外頭隨便走動，不小心就會被打死的!」她頭一次聽到「戒嚴」這個名詞，聽得心驚肉跳。待了一會兒之後，其中有一個人說：「趁著現在路上沒有軍警，大家趕快走吧！」她於是跟著其他人跑離現場。可她剛跑過馬路幾十步，快到家裏樓下的亭子腳時，忽然出現一名手拿步槍的年輕軍人正向她走過來；她搞不清楚狀況，只好不顧一切地拼命奔跑，猛衝到家。因為這樣，她的身心所受的驚嚇卻久久難以平息。

到了三月八日，許月里聽說，從大陸抽調的國民黨軍隊已經在基隆登陸，並且展開一場瘋狂的鎮壓行動。當天晚上，她在家裏也聽到從圓山方向傳來的槍聲了。肅清的行動持續擴大著。她不敢隨便外出，只能躲在家裏，看著躺在家門外馬路上的肚破腸流的死屍，被卡車一車一車地運走。後來，她也聽到左鄰右舍接二連三有人失蹤的風聲。

光復當時，好不容易脫離異族統治的臺灣人民，興高采烈，家家戶戶張燈結綵，慶祝祖國抗戰勝利，熱誠歡迎祖國的「王師」來台的熱烈景象，如今卻換來殺害、惶恐與絕望的景象。曾經在日據時代投入反日社會運動的許月里因而感到非常痛心，此時，她不但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了，而且決心要尋找昔日的老同志，一起為臺灣民眾的未來奮鬥。

事變期間，許月里始終沒有到外頭參與任何活動，主要是因為她先生反對的緣故，更重要的是她跟以前的老同志仍然失聯，找不到參加鬥爭的門路。一直要到事件之後，她才又跟以前搞運動的那些老朋友，像是農民組合的簡吉，或是台共的廖瑞發（廖煙）等人聯繫上。那時候，她經常帶小孩去附近圓環邊一家診所看病，因而認識裏頭的一名黃姓護士；她時常向許月里借錢，也常到家裏給她及她公公打針。簡吉會找到許月里，就是她帶來的。雖然大家談論的時間不多，但因大夥兒腦袋裏想的東西都一樣，再加上她當時在做生意，生活過得比較好些，所以，她就借了些錢給他們用。儘管如此，也許是因為她已經有家累的原因吧!她一直等不到有人來找她參加什麼組織或做什麼!

在街頭聽到蔡孝乾的廣播

一九五0年五月十四日早上，一位姓楊的朋友來家裏找許月里。他看到她先生不在，就告訴她：「昨天，蔣經國召開記者會，宣佈破獲共產黨在台秘密組織的經過，並且透露蔡孝乾已經『坦白自首』了。」聽他這樣說，她一時之間驚訝得不知如何反應。蔡孝乾，她在日據時代搞社會運動時曾經見過他，可後來聽說他逃到大陸去了；光復以後，她也隱約聽到他從延安回來，正在發展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的事，可她因為一直沒再見過他，也就不瞭解具體的情況。儘管如此，她認為，如果簡吉和廖瑞發他們有什麼組織活動的話，一定跟蔡孝乾有關的!因為這樣，她擔心類如一九三一年大檢舉的歷史將會重演……。楊姓朋友看她沒有什麼反應便接著問她：「這事，你知道了嗎?」她說：「早上，忙這忙那的，還來不及看報……」停了一會兒，她有點擔心地問那楊姓朋友：「你來這裏，有沒有被人跟蹤?」他說：「沒有。」因為快近中午了，她於是留他在家吃飯。

許月里等到楊姓朋友吃完中飯離開後，趕緊找來當天的《中央日報》，仔細閱讀。首先，她在頭版頭條看到蔣經國大聲疾呼「準備應付戰爭颱風」的斗大黑字，另外，在第二版和第四版，也以極大的篇幅刊載了「破獲經過」、「匪諜有關文件」、「破獲四匪首簡歷」，以及蔡孝乾等「聯名告全省中共黨員書」等相關報導。她努力要從這些報導文字中找到有關簡吉和廖瑞發的訊息。自從見過一面後，她再也沒見過他們，而且也沒有他們的消息；她既替他們擔心，也替自己擔心。經歷過一九三一年大檢舉的她清楚地知道，只要他們兩人中有任何一人被捕，她就隨時有可能被捕!

卅一日晚上，八點過後，因為小孩身體有點不舒服，許月里就帶他去看醫生。當她帶著小孩走到圓環附近時，突然聽到掛在街頭電杆上的放送喇叭傳來播音員的聲音說：接下來的節目是，不久前被政府逮捕的「共匪台灣共委書記」蔡孝乾，向本省同胞播講「共匪罪惡」，並「向同胞懺悔」。她於是停下腳步，手拉著小孩，站在一處亭子腳下聆聽。她聽到蔡孝乾先是用國語說：「臺灣同胞們：我是蔡孝乾，本省台中彰化人，今天……」接著，他又用閩南語，把同樣的內容再說一遍；主要的內容就是要那些還沒有被捕的臺灣「共產黨員」出來自首……聽完蔡孝乾的投降廣播，她的心情非常沉痛；她清楚，老蔡已經背叛自己的理想與組織了；她擔心，在這場政治大風暴中，不知又將有多少人犧牲！

後來，許月里一直沒有再聽到有關簡吉和廖瑞發的任何風聲。她想，自己說不定也會被捲入這場白色恐怖的風暴當中。到了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她更加清楚地知道，歷史已經急遽地轉變了它原來運行發展的軌道了。幾天後，伴隨著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再度介入中國內戰的行動，國民黨當局也更加肆無忌憚地推動以反共之名進行的政治肅清，報紙上幾乎天天都有槍決「匪諜」的新聞報導，臺灣民眾人人處在惶恐不安的精神狀態中。不久以後，她發現住家附近也有特務在監視了。她雖然心知不妙，卻又不能怎麼樣！

被捕時牆上的掛鐘正好敲了十二下

十二月四日，深夜時分。

在睡夢中，許月里被突然響起的急暴的敲門聲吵醒。她心裏清楚，她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於是起身，下樓開門。當她看到那名黃姓護士、里長和三個陌生的男人站在門口時，她就清楚情況是怎麼一回事了。可她仍然裝迷糊，愣愣地問說：「三更半夜了，你們這麼多人來幹什麼?」三個陌生男人的其中一人冷冷地說：「我們奉上司的命令來搜查!」他同時遞給她一張搜索條子。她只好帶他們上樓。就在這時，她聽到牆上的掛鐘正好連續敲打了十二響。

許月里自動打開房裏的衣櫃、抽屜、書櫃等等，給他們察看。一切查畢後，他們寫了一張「未拿任何東西」的條子，給她簽名，然後說：「我們上司還有話要問你，你跟我們去一趟，很快就可以回來。」她心裏清楚，這一去，絕對不像他們所說的「很快就可以回來」，可不去也不行，只好乖乖地跟他們走。這時候，母親質問他們：「她已經懷有身孕了，你們怎麼可以就這樣把她帶走呢?」那幾名陌生人仍然應付地說：「去一下，很快就可以回來。」說著，就要把她帶下樓。里長伯於是好心地提醒她說：「外頭天冷，穿上大衣吧!別受涼了。」母親聽懂了里長的話，立刻進屋，拿件大衣和一床小棉被給她。穿上大衣之後，他們立刻押著年近四十歲的她下樓，坐上未曾熄火的吉普車，急匆匆地開往位於寧夏路的刑警大隊。

許月里一被送到刑警大隊，偵訊馬上透夜展開。一直到天亮，那名偵訊者才停止對她盤問，並且把寫好的筆錄遞給她看。她因為認識的中文還不太多，看得很慢。他於是把筆錄拿過去，說：「乾脆我念給你聽，比較省事。」因為刑警大隊的留置場已經人滿了，當那名偵訊者念完筆錄後，警方便把她送到一間保護室。保護室裏頭已經關了一個女人。她看到地板上到處都是塵埃，於是向看守要了一桶水與抹布，把地板好好擦乾淨，然後才坐了下來。

許月里在刑警大隊拘禁期間，一天只供應兩頓飯。也許是害喜吧!雖然經常感到餓，可她每次吃了飯都馬上吐了出來。對面牢房一位好心的青年看她這樣難過，就把家人送來的比較新鮮的飯菜及半條麵包，轉送給她。

有一天，臨近黃昏時，一名外役借著打掃的時候，偷偷告訴許月里說：「等一下好像有車子要來帶你回家。」「是嗎?」她不敢確信外役提供的情報。那名外役接著又問：「你為什麼會被抓來呢?」她說：「我也不清楚。」這時，巡房的警衛走了過來。他們的談話只好結束。過了好一會兒，那名外役又趁機過來，皺著眉頭跟她說：「車子要再等一下才會來。不過，它不是要送你回家，是要把你載到別處去!……」聽到外役這麼說，因為情緒的落差太大，一時之間，她呆住了，不知如何反應才好。天光剛好就要暗了下來的時候，刑警大隊果然派了兩名員警來帶她。她因為不知要被帶到哪里，心情顯得有點忐忑不安。

移監鐵工廠改建的臨時牢北所

走出刑警大隊後，許月里立刻被押上一輛吉普車。坐定以後，她才注意到，車上還有一位懷了身孕的婦人，挺個大肚子，手裏抱著一個大約周歲大的男嬰，坐在一邊。一路上，這個娃娃，一直阿媽、阿媽地哭叫不停。她於是隔著坐在中間的員警，向那名婦人說：「他也許是餓了吧！」同時從衣袋裏掏出一塊自己捨不得吃的麵包給他。這樣，嬰兒才終於安靜下來。

吉普車很快駛到台北大橋邊，停在原屬辜家的高砂鐵工廠門口。許月里感到納悶：「為什麼要把我押來鐵工廠呢?」一進鐵工廠大門，一股陰森森的冷風吹來，叫她立刻感到心寒。進了押房後，她終於明白，因為原有的監獄人滿為患，鐵工廠已經被保密局改建為臨時監牢——北所。時值嚴冬，她身上雖然穿著內衣褲、一件旗袍與離家時里長提醒她穿的大衣，並且蓋了一條自己帶來的小棉被，仍然冷得受不了!到了半夜，天更冷了，牢役才在同房難友的要求下，給她送來一條小毯子。也許是因為潮濕，押房裏仍然有蜈蚣、蟑螂在身邊出沒；再加上叫人毛骨悚然的淒厲喊冤聲，配合著鏗鏘響著的手銬、腳鐐聲，使得她來到北所的第一個晚上，徹夜無法入眠。

第二天早上，天未亮的時候，許月里就起來了。她跟著其他難友，走過短短的走廊，到洗臉場盥洗。在門口，她看到兩個鐵青著臉的看守在那裏站崗，氣氛愈發恐怖，內心不由得更加沉重。

北所離許月里的家並沒有多遠。這使得她更加想家、想孩子。由於牢牆外面就是民房，外面不時地會傳來叫賣食品的清脆聲音；特別是在夜裏，當她感到又餓又冷非常難受時，賣燒肉粽與魚丸湯的梆子聲，更叫害喜的她饞涎欲滴。害喜，時刻憂思著家裏的孩子無人照顧，以及出獄的遙遙無期……這一切都使她怎麼也開朗不起來!因為這樣，在北所起初的一段期間，她仍然一吃飯就吐；吐到後來，四肢也無力了，只能整天躺在地板上。後來，監獄管理員看她可憐，就幫她賣掉手上的金戒指，買來針藥；打過針後，她的嘔吐才稍稍停止。

在北所的三個月就這樣無所事事地過去了。

有一天黃昏，許月里終於被叫出去偵訊了。不管他們問什麼，她都照實回答：是或不是；偵訊者因為得不到想要的口供，只問了幾句話就威嚇她說：「你這個女人很狡猾、不老實!明天把你押到別的地方，看你老實不老實!」

在保密局南所的刑訊與起訴

第二天，還是黃昏時候，許月里果然被押到一棟日式平房的後面，一處比北所更加森嚴的牢獄。當她被關進其中一間小牢房時，裏頭的四個難友正在吃飯。

「快吃吧!」其中一名難友看她進來，立刻遞了一碗飯給她。「馬上就會被叫去問話的！」她問其他先來的難友：「這是什麼地方?」那名拿飯給她吃的難友說：「保密局的南所。」「這裏可不比其他地方，」另外一名難友提醒她，「你的皮可要繃緊些!」她聽了以後，心情非常沉重，手裏雖然端著那碗飯，卻一口也吃不下。就在這個時候，牢役果然就來帶她出去問話了。

在偵訊室，許月里才剛坐下，黃姓護士也跟著推門進來了。她一看到黃氏就暗叫：「糟糕!」這時，她終於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被捕了。她認為，她之所以會被捕，一定是黃氏被捕以後熬不住疲勞審問，而向辦案人員供出她借錢給簡吉、廖瑞發等人的事情。果然，偵訊一開始，黃姓護士就向她說：「我什麼都說了，你也全部說出來吧！」她一聽就罵道：「你瘋了!」接著，偵訊就開始了。偵訊者首先問說：「你是什麼時候認識簡吉和廖瑞發的?」她明白情況已經不容否認了，於是老實交代說：「日據時代，他們都是我在工友協助會時認識的老朋友，因為當時我的年紀最輕，大家都把我當小妹妹般關愛。」「你知不知道工友協助會是共產黨的團體?」她說：「我只知道，它在日本時代是登記有案的普通團體，而且還是掛有看板的，它的主要宗旨是反對日本統治臺灣，幫助工人獲得較合理的工資……」「光復以後，你又怎麼跟他們恢復聯繫的?」「其實，」她試著把問題轉移到黃姓護士身上，於是指著黃氏說：「他們會找到我，就是她帶來的。」黃姓護士立刻辯解說：「不對!我和簡吉碰到面是在你家的樓梯，那時候，我剛好要下樓，他剛好要上樓……」「你亂講一通。」她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那名偵訊者不耐煩地說：「好了!你們兩個都別吵了。」同時叫人把黃姓護士帶出去；然後，他又凶巴巴地問她：「你知不知道他們都是共產黨?」她說：「不知道。」那個問話的特務就從桌上拿起一根很粗的棍子，往她身上打下來。她因為懷有身孕，就一手護著頭一手抱著肚子挨打……。「你為什麼要拿錢資助共產黨員簡吉和廖瑞發呢?」特務接著又問。「他們是不是共產黨？我真的不知道。」她意識到這句問話有陷阱就小心地回答，「一九五0年，我再遇到他們時，正好在做生意，生活過得比較好些，所以就借了些錢給他們當路費，或是他們生病時拿點錢給他們用。這也都是人情所在啊!更何況，我認識的他們都是抗日的人，並不是反抗祖國的。」特務冷冷地嘲諷說：「像你們這種人，會反對日本的，當然也會反對我們!」然後又問她說：「黃某某說曾經看到你在燒共產黨黨章及小冊子，你承認嗎?」她知道，這個問題，他一定不會輕易放過自己的!如果否認的話，一頓毒打一定是免不了的!可是，如果承認了，那她又得要交代是誰拿給她的，這樣牽連下去的話，肯定又要扯出一大堆無辜的人!她想，反正這樣也是死，那樣也是死，可她否認的話，就是被打死，也只是死她自己一個人而已。因此，她就毫不猶豫地矢口否認。「狡辯!」特務說。她立刻就說：「如果你一定非要我承認不可的話，那你最好乾脆把我打死算了。」她沒想到他竟然冷笑著說：「像你那麼瘦，我才不要一下子打死你，我要把你關在牢裏四、五個月，慢慢慢慢地，把你折磨到死!」聽了這話，她更是氣得不知如何回話。

當偵訊告一段落後，許月里已經被打得臉都變黑，幾根手指也被打斷了（一直到她晚年，那幾根手指都還彎曲著，不能復原）。回到押房時，她全身疼痛，不能自己伸手脫衣服；同房難友於是幫她把衣服小心地脫下。南所的押房只有高高的牆頂上有一個小窗，通風不良。她因為身體衰弱，總覺得呼吸困難；同房難友就讓她靠近送東西的小洞口，使得鼻子可以向外呼吸，睡得好些。儘管如此，當天晚上，她卻因為心情痛苦、肉體疼痛，情緒沮喪得一夜無法入眠。

經過這次偵訊以後，許月里就自己一個人一案，以懲治叛亂條例第四條第六項「為叛徒徵募財物或供給金錢資產者」、第五條「參加叛亂之組織或集會者」和第七條「以文字圖書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者」等「罪名」被起訴。其中，四條可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五條，可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七條，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為命運未卜，她的一顆心也就始終無法安定下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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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分類：[楊逵百年誕辰紀念專輯][懷念許月里女士專輯]

移送軍法處看守所女監與保外生產

不久以後，許月里便和同房的難友像串螃蟹般地被銬在一起，押送到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看守所。軍法處看守所一般也稱作軍法看守所或軍人監獄。它是由原來的樺山車站倉庫改建而成的兩棟兩層樓房。靠近軍法處辦公室和禮堂的那棟稱為西所，靠近濟南路的一棟稱為東所；東所的樓上和樓下各有兩個監區，樓上的四區就是女監。女監的囚房用木板隔斷，靠外牆的一面，有幾扇嵌著鐵條的窗戶。

許月里看到，四區的三間女牢房都已經關滿了女政治犯，大概十坪不到的押房卻關了近四十個人。在裏頭，她算是年紀最大的人；因為這樣，其他人都禮貌地稱她「歐巴桑」。由於空間狹窄，她們就把被褥、衣物、洗臉盆、吃飯的碗筷和尿桶，一齊放在室內的一側；同時又把衣褲一一疊好，放在枕頭套內，左右兩排各坐在枕頭上，用一塊小板子放在膝蓋上，當作寫字板。中間空出來的地方則用來吃飯與站立。她看到她們年紀輕輕就能想出這種井然有序的方法，不由得打從心裏佩服。到了晚上，她們就如同沙丁魚般身體緊挨著身體，左右兩排，腳對著腳，擁擠著入睡。按照押房裏頭的慣例，剛進來的人睡的地方是靠牆角的馬桶邊，然後逐日逐人地，按照坐監時日的加長，逐漸外移。

那天晚上，許月里躺在馬桶邊的地板上，聞著室內充斥的各種難聞氣味，看著老鼠、蟑螂在昏暗的燈光下四處橫行。她最擔心的是，那些前來上馬桶的難友們，在跨越一個一個熟睡者之間的空隙時，一不小心踩到她身上。她想，要是這樣的話，肚裏那個沒被打死的胎兒，恐怕也會被踩死。因為這樣想著，所以在軍法處起初的那段期間，她總是無法安心入睡。

幾天後，班長向許月里宣佈說她可以寫信回家了。她認識的中文字並不多，只好用日文的漢字來寫；除了告知家人自己被關押的地點之外，並且要家人給她送來生活必需品。沒隔幾天，她母親就在星期四的探監日，送來棉被、衣褲、藥品、食物等等。

許月里的腎臟原本就不好，也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後來，她的腳也腫了起來。一天天地，兩腿抽搐得令她痛苦難耐。因為這樣，她經常忍不住地呻吟著。

「再這樣下去的話，我怕歐巴桑會難產的!」眼看著她的預產期逐漸接近，一名護士出身的同房難友不禁替她擔憂。「我們得想個辦法，讓她申請保外就醫!」又是一個星期四，她拖著疲憊而緩慢的步伐開庭回來，正好被送東西來的母親看見；母親當下就被她那衰弱的身體驚駭住了!回去以後，母親立刻四處活動，最後，終於替她申請到保外就醫待產。

許月里准保外出後，不過個把個月內，就在太平町家中產下一名男嬰。產後，還來不及調養補身，軍法處催她回牢所的公函就來了。儘管她知道帶著嬰兒坐牢會有很多不便，可因為嬰兒留在家裏無人餵奶、照顧，只好帶著嬰兒，回軍法處報到。

判刑十二年與學習中文

許月里再次回到軍法處看守所後，就被押去開庭審判。這時候，那名黃姓護士又被帶出來作證，硬咬住她不放。最後，她以「資匪」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對她來說，這樣的結果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判決確定之後，許月里的心也就安定下來了。因為這樣，她就可以安心坐牢，不必再擔心會牽累到其他人了。因此，儘管在軍法處的生活過得像狗一樣，在牢裏帶嬰兒也實在很不方便，可總比放在家中乏人照顧要來得好啊!當時，像她這樣帶著小孩一起坐牢的女政治犯，為數不少。為了管理方便，獄方就把這些母親集中到一個押房。其中，大部分又都是在臺灣無親無故的外省女青年；她們的先生大都關在男監。因為營養不足，這些剛生產不久的母親普遍都缺少奶水哺乳。她們偶爾才能領到獄方發放的脫脂奶粉，可嬰兒們喝了這脫脂奶粉沖泡的奶水後，拉的盡是白稀稀的糞便。她看了心中不忍，於是經常把家人送來的全脂奶粉，分送其他難友。

獄中的日子，一天一天重複地熬過。

許月里的孩子長到約三歲時，便和看守所裏的其他孩子，一起跟著牢裏的一位難友學習。她於是也趁著孩子不在身邊時，儘量把握時間，向同房一個中學國文老師出身的外省籍難友學習識字和寫字。日子久了，押房的人也逐漸少了，她也才有辦法在個別指導下讀書。一九五六年，她恰好和一位姓陳的外省青年女難友單獨關在一房。在閒聊中，她向對方表露想更進一步學好中文的心意。那名外省青年女難友看這歐巴桑那麼好學，非常感動，於是故意開玩笑說：「你怎麼不會因為坐了國民黨的牢，就拒絕學中文呢?」她聽了就笑笑說：「畢竟，這是國民黨不對，又不是中國人不對。再說，我還是把國民黨當成是我的兄弟，只不過它是壞兄弟罷了!」後來，陳姓難友就借了一本收有徐志摩、郁達夫、朱自清、許地山……等人散文的書，當做教材來指導她。她非常高興，並且要家人送來筆記簿，然後，一篇一篇，老老實實地一字一字抄完。每天，她就像小學生那樣地練習造句，再請陳姓難友修改；同時，她又一邊請教，一邊自己查字典學。字典裏頭的注釋經常讓她覺得似懂非懂，這時候，她才深深體認到「老來學皮匠」的為難。可她以勤補拙，並不畏難，一定要把每篇文章都從念到寫，統統搞懂為止。當她好不容易把這本書念完之後，就開始借所裏的中文小說來讀了。

一九五七年，當孩子滿六歲時，許月里就把他送出去讀小學。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戰」在金門持續了四十六天。國府當局為了預防關在牢裏的政治犯暴動，決定把他們移送青島東路的軍人監獄，集中管理。因為這樣，軍監的押房立刻就人滿為患。這樣，許月里連同女監的所有女難友，就被轉移到板橋生產教育所。板橋生產教育所原本是一些判刑較輕者的感訓所。這裏，地方寬廣，每間寢室有六床，上下鋪，一共睡了十二個人，空氣也比其他監獄好。許月里她們到的時候，先到的難友已經把環境、教室和寢室打掃得乾乾淨淨了。

在生教所的最後六年多坐監生涯，許月里主要是在學習中安靜度過的。在這裏，她只要把每天要做的事情做好，像是割草、學做衣服等，以及上些諸如《三民主義》、「共匪暴行」和歷史、地理的課之外，其他時間都用來專心讀書；遇有不懂的地方，她還可以請教教育程度高的難友。這段期間，因為能和善良的難友們一起生活、學習，讓她得到平生難得的安慰，並且得以勇敢地活下去。

重整破敗的家園與革命老伴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補足了在外生產的日數後，實際被關了十三年左右的許月里，終於出獄了。這時候，她已經是個年滿五十一歲的「歐巴桑」了。當她回到睽別多年的家時，卻發現她的家早已面目全非了。就在她入獄的這十三年期間，她丈夫不但從來沒有去探視過，而且整日在外玩女人，不務正業，最後，不但把她入獄前辛苦經營的建材行搞垮，還留給她一屁股的債務。她沒想到，剛剛坐完十三年的政治牢，一出獄，馬上就要為清償丈夫留給她的債務而坐「經濟牢」。對她來說，現實生活是殘酷的!在遭逢接連的災難打擊下，幸虧娘家的幫忙扶持，她和孩子才得以勉強生活。同時，為了還清那些債務，她先把僅存的首飾都變賣了，然後就到工廠做工。

一九六五年，就在一家人的生活仍然非常困難的情況下，許月里的丈夫竟然不顧家裏已經破敗的經濟，公然娶了一名「細姨」回家。雖然，自結婚以來，她和他一直過著互不干涉的生活；可一些親朋好友實在看不過去，紛紛要她辦理離婚。其實，她早就想跟他離婚，無奈他始終不肯，事情也就一直拖了下來。她無奈地想：「只要他不干涉我的生活，他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

一九六六年，一把無明火把許月里母子勉強棲身的家燒成灰燼。因為母親病重，她就搬回娘家，照顧母親。母親過世後，她就到一家做瓷磚的工廠做工，月薪一千多元。為了早日清償丈夫所留的債務，她省吃儉用，過著人不像人的生活，經常窮得連一個饅頭也捨不得吃!儘管如此，她那丈夫為了變賣一筆在她名下的土地，竟然跑去法院打官司，並在訴訟庭上指控她是「左傾分子」。「沒錯!」當著法官的面，她理直氣壯地指責丈夫說：「我年輕時候是反日的左傾分子!可我已經坐了整整十二年以上的牢，而且在裏頭接受了政府安排的感化教育，你侮辱我，就是侮辱政府……」因為這場官司，她終於在一些實在看不過去的親朋好友協助下，辦妥了離婚手續。

有一天，許月里突然接到一位以前一起抗日的老朋友郭德金打來的電話，說是約了同樣從牢裏出來不久的周合源，一起吃個飯，大家見見面。

許月里接到電話後，心情非常激動。她沒想到，少女時代的那些大哥哥們竟然沒有把她忘掉!她記得，郭德金年輕時候先是在廣州參加「廣東臺灣革命青年團」，出事以後，回到臺灣；後來，就在她過世的先生黃天海在搞《明日》雜誌的前後，他則在搞左派的文藝雜誌《臺灣戰線》；一九三一年的大檢舉，他被捕並判刑四年。那時候，她才知道，原來他也是台共黨員。後來，因為政治空氣緊張，她和他幾乎就沒再來往過。一直要到她兩年前出獄後，他才輾轉聯絡上她。至於周合源，自從她離開愛愛寮以後，他們也很少有機會見面。她聽說，合源兄在中日戰爭爆發後不久，離開臺灣，前往大陸，一直要到光復後才回來。當時，她也聽到他在大同公司任職的消息，可因為各有家庭、事業在忙，也就不曾見過。她最近一次見到他，是她還關在軍法處看守所的時候；有一次接見的時候，她碰巧看到他也在會客，那時，他們還不約而同地說道：「怎麼大家都來了!」在郭德金安排的飯局上，她才知道，周合源是在一九五三年冬天突然被捕的，儘管他當時已經五十歲了，仍然因為年輕時候的抗日歷史，被列入五0年代政治肅清的黑名單，並且因為「文協的左派支持台共」的歷史問題，以「惟一死刑」之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起訴，後來以「資匪」及「知情不報」罪名，判處徒刑十二年定讞。一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底才服刑期滿。

「你們兩個人從年輕時候就認識了，而且思想認識也一樣；」在飯局上，郭德金表明他有意撮合周合源與許月里的意思。「如果做個老伴，彼此在生活上也好互相照顧。」

周合源早在一九二二年就結婚了。一九五一年，妻子駱氏和兒子相繼病逝，於是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二年續弦。不料，一九五三年，他就突然被捕。等到一九六五年出獄後，他又失業了好長一段時間。因為這樣，他的家庭生活一直不圓滿，於是就辦了離婚。因此，當老朋友向他提到撮合他與許月里做老來伴的意思時，也就沒有反對。

然而，許月里卻一口婉拒說：「我現在還有債務未清，等我把債還清再說吧!」她沒有說出口的心裏想法是：「人活著，要有志氣!即使合源兄有能力替我還債，我也不能接受的。」

這樣，這件好事就拖了幾年。

一九七0年，六十歲的許月里像狗一樣地辛苦工作了幾年後，終於連本帶利地清償了總共十多萬元的債務。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一年，她又在老朋友郭德金等人的安排下，與年已六十九歲的周合源先生結了婚。結婚當天，他們不敢過於驚動，只給親戚發了喜帖，沒想到，許多昔日一起抗日或坐牢的同志難友都從各地趕來了。兩個老伴的婚宴竟然也辦了十幾桌的酒席。

餘生的心願

早在十六歲那年，少女許月里就已經認識當時的黑色青年周合源了。只是，她並沒有想到，情同兄妹的兩人之間，竟然會在歷經四、五十年的人世滄桑後，成為在生活上、精神上互相照顧的老伴!

婚後，許月里與周合源先是住在建成區的一棟違章建築。她仍然在那家瓷磚工廠當倉庫管理；他則在周氏宗親會任職常務理事，每月僅僅領取微薄的車馬費。他們的生活依然困苦。兩年後，也就是一九七三年，隨著在牢裏出生的兒子大學畢業、工作後，家裏的經濟逐漸改善了，並且在北投中和街買了一棟二樓的公寓，他們也跟著搬過去住。在兒女的孝養下，兩個老人家也過了幾年沉寂但穩定的生活。

一九七九年以後，臺灣的黨外民主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隨著政治控制的鬆動，許多抗日時期的老同志及五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難友，也常來兩個老人的家裡走動。然而，儘管他們兩人對臺灣社會的關心從來不曾止息過，可這兩個曾經抗日、而且在光復以後又在牢裏分別待過十二年監獄的老人，卻一直在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中，找不到發言的位置。

他們仍然被時代遺忘著。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抗日作家楊逵先生因為心臟病發，辭別人間，享年八十。三月卅一日，後來分裂為統獨兩派的黨外各團體，在當時的臺北市議會地下室交誼廳，聯合舉行了一場楊逵先生逝世紀念追悼會。當天下午，只有三百個座位的會場早就被六七百個人擠得水泄不通，站著和坐在地板上的人比坐在座位上的人還要多；這些老老少少，都是來自各地敬愛楊逵先生的人。兩點整，大會司儀宣佈追悼會開始；然後就在莊嚴肅穆而熱烈的氣氛下，進行了長達近五個鐘頭，包括講演、幻燈片介紹、民歌演唱、散文朗誦及家屬致答等內容的節目。

也就在這場追悼會上，所有在座的青年第一次見到了許月里老太太及其革命老伴周合源老先生。在會上，追悼會主持人王曉波先生是這樣介紹他們的：

周先生現年八十三歲，和他的夫人許月里女士，都是日據時代楊逵先生反日運動的同志，但被扭曲了的歷史，卻使得周先生夫婦在光復之後遭到和楊逵先生一樣的命運。今天我們在這裏紀念楊逵先生，要還給楊逵先生歷史的公道，同樣地，我們相信，歷史也一定會還給周先生夫婦公道的!

周老於是以楊逵老戰友的身份，打破他個人長久以來的沈默，發表他個人自從五0年代白色恐怖以來的第一次公開講話。他首先提到：「我和楊先生相識有五十八年了。」關於他自己，他只簡單地介紹說，他是因為幫忙愛愛寮創設者施乾先生從事乞食消滅運動，而「被那股滾滾的時代洪流卷到渦裏，成為臺灣文化協會的一分子」。然後，他的講話就完全在介紹他的老友楊逵先生了。最後，他才稍微透露，他「比楊先生虛長兩歲，在日據時代也（與楊逵有）同樣（坐日本牢）的遭遇，光復後也去食十二年的無錢飯」。然而，具體的歷史內容為何?他卻沒有多說。

事實上，一直要到八十一歲高齡的周合源先生在楊逵紀念會上公開發言以後，那些懷抱改造社會理想的年輕一代，才知道周合源與許月里的歷史存在。從此以後，他們兩個老來相伴的愛人同志，便在臺灣新生代的熱情邀請下，再度穿上追求社會民主的運動鞋，不畏烈日酷曬與寒風苦雨，再度為實現社會主義與民眾的幸福，南北奔走。

一九八六年九月，周合源與許月里基於追求民主的信念，作為創黨黨員，加入了新成立的「民進黨」。嗣後，他們又因為不同意該黨的民族分裂主義政綱而斷然退出。

「日據時代以來，我們這一代都希望中國能富強……」周合源在同年二月發表在《夏潮論壇》的回憶文章中強調中國一定能統一的問題時指出：「歷史的根源，我相信血比水濃，臺灣的經濟發展要市場、要資源，有大陸廣大的市場和豐富的資源，才能有更發展的前途。」因此，他公開贊成中國的「和平統一」。對此，許月里也強調：「統一」是她的「餘生心願」。她一再強調說：「歲月不饒人，我們兩個老人已經是夕陽殘照，來日無多的了。惟一盼望，過去受苦受難的我國，能早日統一成為一富強康樂的國家，以促進人類和平。」

基於這樣的信念，許月里與周合源後來也都加入主張統一的中國統一聯盟與勞動黨，並且經常出現在各種具有反帝性質的工農運動與統一運動的場合。

一九九一年，周合源在諸多新老同志與親朋好友的熱烈祝福下，度過了一個意義不凡的九十歲生日。人們把他的生日與紀念臺灣文化協會七十周年聯繫起來，用文藝晚會的形式來慶祝。

一九九二年，周合源一向健朗的身體開始出現病況，時痊時恙。為此，許月里大半時間都花在照顧老伴，較少出門。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八點，周合源的生命之旅終於走到了終站。在彌留狀態的他突然睜開了眼睛，望了一眼守在身邊的革命老伴許月里、兒孫及同志們，然後稍稍舉起軟弱無力的手，揮了揮，就這樣灑脫地告別人間了。

面對生命的無情規律，許月里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哀傷。儘管兒子媳婦一直要她搬去同住，可她仍然自己一個人住在北投中和街上的老房子，像一般尋常的歐巴桑一樣，自己燒飯、洗衣，過著獨立而自主的生活。八十幾歲的老太太跟一般歐巴桑其實也沒有多大的不同，不同的只是，她有過跟她們不同的年輕時代，她坐過十二年的政治黑牢。更重要的是，她仍然每天看書、看報，關注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並且還經常出現在一些社運現場，跟一群年輕小夥子一起為社會進步而抗爭。

為了完成餘生的心願，許月里歐巴桑仍然堅持著戰鬥到底，一直到她不得不停止心跳的二00八年十月卅一日凌晨一時四十七分，才懷著「餘生的心願」尚未完成的遺憾，告別戰鬥的人間!(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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