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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濺馬場町(上)

文/吉路

  林書揚在黑板上寫下三個大字--「馬場町」。

  2000年10月,正在北京參訪的臺灣老朋友林書揚(時在台任「勞動人權會」會長、曾任「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應北京大學馬克思學會邀請,到校園作專題報告。題目是「50年代國民黨在臺灣的白色恐怖」。演講的當天,他率領的參訪團要與全國總工會、全國台聯開一天的研討會。所以,報告安排在晚飯之後。當我們陪林書揚老先生趕到教室時,裏面已經擠滿了人,有學生也有老師,不少人沒有座位,站在教室門口、牆邊上聽課。

  73歲的林書揚從基礎知識講起,講到所謂「白色恐怖」不是法律用語,而是傳媒用語;講到白色代表保守、反動,相對於白色的是紅色,代表激進、革新;講到在馬場町殉難的戰友;講到他在臺灣的34年又7個月牢獄生涯。教室裏安靜得出奇,只有粉筆在黑板上摩擦的聲音,所有的人都目不轉睛地盯著林書揚寫板書,但見他寫下三個大字--「馬場町」。

  林書揚從「馬場町」講起,講到在島內本無戰事和動亂的情況下,國民黨當局的陳誠卻在臺灣頒佈「戒嚴令」(後來成為世界上實施最久的「戒嚴令」),即1949年5月20日起進入「戒嚴時期」,直到987年解除,長達38年之久。1990年終止所謂的「動員戡亂」,臺灣才漸離「白色恐怖」的政治陰影。所謂「戒嚴」,就是實施國民黨當局以「反共抗俄」為目標而在臺灣進行的軍事獨裁統治。依據所謂的「戒嚴法」,警備總司令部有權力限制民權,可以掌管「戒嚴地區」行政事務及司法事務。同時,與之配套的還有國民黨當局在南京時就頒佈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一些惡條毒規。被臺灣同胞稱為「最恐怖」的是「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匪諜」、「通匪」、「知匪不報」等一頂頂大紅帽子就是從這裏撿拾的。臺灣青年作家藍博洲曾經在《臺灣好女人》一書後記中寫道:「在整個陷於『恐共』心態的臺灣社會中,沒有比『共匪』家族更為可怕的帽子了。……我們不難想像,在這樣的歷史階段,一般所謂『匪諜』家屬的處境是如何的艱難。……」幾十年過去了,臺灣親友回憶「匪諜無所不在」的年代,講到此傷心處,往往還是或悲痛無比,或義憤填膺,或聲淚俱下,或心有餘悸。

  近些年來,島內有學者統計,「戒嚴」的38年裏,臺灣總共出現了2.9萬件的政治獄,致使14萬人受難,其中三千多人遭處決。另據島內的《遠望》雜誌掌握,從1949年的台大「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9月的「雷震案」,「50年代白色恐怖」的10年間,臺灣所「發生」的政治案件中,約有兩千人遭處決,八千人被判重刑,其中九千多人是冤案、錯案、假案的犧牲者或所謂的假「匪諜」,只有不到900人是所謂的真「匪諜」。無論其真真假假,國民黨當局所秉持的依然是當年在大陸的那一套---「寧可錯殺一萬,決不放過一個」。1991年(4月17日,林書揚為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一書作序,在題為《隱沒在戰雲中的星團》序中有如此一段敍述:「在那一段沉悶恐懼的歲月中,究竟捐軀者有多少人,因何事而受處刑,事件之真相如何等等,更是無人敢問,敢寫,敢探求。」

  回想那天演講後,青年學生簇擁著林書揚。他們十分好奇,問這問那,問得相當大膽:「我有些迷惑,請問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比,哪一個更恐怖?」、「你對魏京生出獄作何感想?」、「你對李敖競選臺灣領導人怎麼看?」、「你對陳水扁怎麼看,他是代表誰的利益?」、「林先生作為本省人,當統一聯盟主席,會不會被罵作台奸?」、「本省人有多少人留戀日本統治?」,甚至問到「你究竟拿了共產黨多少錢?」、「你坐牢三十四年有政治上的灰心嗎?出來後看到臺灣的變化有何感觸?祝您健康」。林書揚不急不火,語氣溫和,一一作答,反而呈現出老人的錚錚鐵骨和坦蕩胸懷,以及對未經世故年輕人的體諒和包容。至今我相信,他的那番結束語會永遠在未名湖畔回蕩:「我一會兒沒有過後悔。內心支持我的是--進步必須有代價,代價必須有人承擔,那就由我們承擔」可以這樣說,從此以後,只要提到「馬場町」,我就不能不想起林書揚,不能不想起林書揚在北大的演講;提到林書揚,就不能不想起「馬場町」這個有明顯時代烙印、帶血腥氣息的地名。

照片(略):林書揚在北大作報告


本文原分類:[勞動黨][夏潮的歷史與歷史的夏潮][林書揚相關][中國革命史]

陳明忠力推連戰大陸行

文/【轉載】《歐華僑報》,2005年8月17日

一、“和解之鍵”解困境

如果現在有人見到陳明忠先生,估計很難將眼前這位精神矍鑠、思路清晰的老人與曾經坐了20多年大牢、一度疾病纏身的苦難者聯繫在一起。而談起兩岸和解,陳先生就像年輕人一樣情緒激昂,滔滔不絕。

今年2月與“獨派”的較量,是陳明忠“抗爭人生”的縮影。

“台獨”起哄紀念變味

在台灣官方舉辦的“二・二八事件58週年紀念儀式”上,陳水扁原本以普通話致詞,但是因為現場“台獨”人士起哄,陳水扁隨即改以閩南語致詞。而呂秀蓮、“行政院長”謝長廷和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則一致說,面對大陸“武力併吞”的威脅,台灣人民應該記取“二・二八”教訓,避免重蹈“外來政權”統治的覆轍。

抨擊“扭曲的集體回憶”

而在2月27日,台灣“二・二八事件”的親歷者與受害者陳明忠先生卻在中國國民黨總部的紀念大會上強烈抨擊“台獨”分子歪曲歷史的謊言─他以“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為題,發表了演講。

陳明忠說:“我的家庭是‘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中最慘的當事者之一。但是,我今天到國民黨中央黨部,並不是為了個人家庭的悲慘遭遇來討什麼。我只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再發生在任何一位台灣人的身上……”

“和解之鍵”融堅冰

演講之後,陳先生向連戰當場贈送了一枚“和解之鍵”。連戰響應說,在“二‧二八”紀念日前夕,國民黨呼籲拋棄敵對及期待和解;但真正的和解不只是島內政黨及族群和解,更應是國際聚焦的兩岸和解;他透露江丙坤將組團到大陸,讓兩岸關係在3月能破冰、春暖花開。這一消息被媒體報導後,在台灣島內引起熱烈反響,成為“大陸熱”的序幕。

作為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陳先生為何能大度地寬容曾經迫害他的國民黨,又為何要通過澄清“二‧二八事件”歷史真相來促進兩岸和解呢?

陳明忠先生說,這與他坎坷的身世有關。

二、曾為“日本人”困惑

因為人口有限,為了保證佔領地的持續發展,日本在侵華時期大肆在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國土上實行“皇民化教育”。

許多中國人受到“奴化教育”的侵蝕,這其中也包括陳明忠。

中學時幻想破滅

陳明忠先生回憶說,日本佔領台灣時期他正在高雄鄉下念國民小學。當時島內的“皇民化教育”很徹底,陳明忠也曾以為自己就是日本人,是天皇的兒子,“因為老師就是這樣教的”。所以,國小畢業的時候,陳明忠的理想是成為日本陸軍上將,騎著白馬,威風凜凜。

可當陳明忠考上州立高雄中學後幻想就破滅了。有一次他與日本同學打架打贏了,結果招致十幾人將他暴打一頓,並被告知,打日本人不可以打贏。

這對他的衝擊非常大,不是說一視同仁嗎?大家不都是日本人嗎?他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日本同學不承認他是日本人,還叫他們“清國奴”。

陳明忠對於自己的身份產生很大困擾,直到二三十年後看到有關書籍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

人生坎坷立場堅

國民政府收復台灣後,陳明忠對台灣的前途充滿了希望,沒想到國民黨部分軍隊卻像土匪一樣。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使陳明忠自然而然地轉向了親近中共,他也因此參與了因官逼民反而興起的“二‧二八事件”,繼而與妻子一同被國民黨當局判刑,而妻子的弟弟則被槍決了。

1976年,他再次因“匪諜”罪入獄,因被指控為策反“立委”去大陸,被判死刑。後因旅美台灣人士在《紐約時報》登廣告聲援救助,他才免於一死。他因此被稱為“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

家仇國恨使陳先生深深地體會到,唯有兩岸中國人和解團結才能抵抗外國侵略擴張,擺脫歷史悲劇。出獄後,他也堅決地站在了反對“台獨”的立場上,還加入了聲援台灣原住民向靖國神社的還祖靈的運動。

三、誰是“二二八”受害者

“台獨”人士總愛宣稱“台獨”運動者在“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中受難,對此,陳明忠先生最為不齒。他認為這是鼓吹“台獨”者為政治目的所作的歷史扭曲。

陳明忠指出,從“二‧二八”到上世紀50年代的白色恐怖,根本原因是國共內戰的延續,是執政者與被統治者間的矛盾,而不是族群、省籍的問題,也與“台獨”運動無關。他指出,當時逮捕被槍斃的,基本上是因為參加中共,只有一個與“台獨”主張有關。

“台獨”並非事件受害者

陳明忠表示,“台獨”的特徵是兩反—“反國民黨、反共反中國”。但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的1947年,中國共產黨在事件發生後聲援“二‧二八”抗爭者的宣言,同情“二‧二八事件”的台灣民眾。而對中共的聲援,他們怎會去“反共、反中國”呢?

陳先生收集的許多資料顯示,當時逮捕後被槍斃的,都是因為參加中共,所有因“台獨案”被捕者,沒有一個被判處死刑(唯一一例死刑是因涉及“政府”幕後不當操作而遭清算,純屬例外)。

相較之下,外省人在台灣人口的比率不超過15%。但依據“中研院”研究員范雲的調查,外省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比率卻達40%,遠超過其人口比率。

悲劇主角是外省人

為何會出現這種狀況?

陳先生解釋道,因為“二‧二八事件”時的抗爭口號之一是“打倒貪官污吏”,而貪官污吏大都是外省人,因此“打倒貪官污吏”變為“打倒外省人”,許多無辜的中下層外省人,也無端地在動亂中受傷甚至死亡。

因此,受難的正是歷史悲劇中的外省人,而不是“台獨”分子。

台灣社會族群矛盾的重新挑起是在李登輝掌權以後。這位“台獨之父”有意歪曲“二‧二八事件”的真正原因,把他說成是外省人鎮壓本省人的事件,挑起台灣民眾心中的怨恨,以此撕裂台灣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和睦相處,製造對立情緒。

沒落地主是“獨勢”土壤

“台獨”運動為何妖氛除不盡?

陳明忠先生認為是由於許多台灣民眾輕信了“台獨”分子的謊言。追其根源,“台獨”運動最早實際是因國民黨“政府”土地改革政策而沒落的台灣地主子弟的反抗運動。

在“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後沒落的台灣地主子弟,遠走日本、美國,並在美日發起“反國民黨、反共反中國”的“兩反運動”,這樣的反抗運動後來與台灣本土中小企業結合。這些中小型企業主許多也是由地主轉型而來,同樣因土改政策對國民黨政府感到不滿。

日據時代台灣抗日領袖林獻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在日據時期率領台胞反抗日本的統治,卻在台灣光復後因不滿土改政策而遠走日本,並在日本援助主張“台獨”的邱永漢。

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台南是“台獨”運動最興盛之處,因為台南是台灣最大的地主集聚地。台灣第一個國民黨外出身的縣市長就出自台南市。

希望兩岸實現大和解

在陳明忠向連戰遞交“和平之鍵”後的幾個月內,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接連訪問大陸,台灣的“大陸熱”一波接一波。對此,陳先生感到非常欣慰。

對於今後兩岸如何進一步和解,經常往來於兩岸之間的陳先生有自己切身體會。“兩岸談判也正如商業談判,了解彼此的思考邏輯,才能清楚擬定談判策略,並通過相互的溝通與讓步,達成最後的共識。只是兩岸分割數十年,彼此思考邏輯差異之大,已讓雙方在溝通上存有障礙。”

陳明忠認為,客觀了解對方的立場,兩岸就有和解的可能,台灣島內的族群問題,也才有根絕的希望。

“亂世人不如太平狗”,陳明忠先生說這是他近年來最愛講的一句話,他以此提醒自己與世人絕不能讓歷史悲劇重演。

載於《歐華僑報》,2005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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