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思潮]用力深呼吸

[犇報‧第28期] 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整理後記(下)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二、

改革開放以後,很多人認為,中國已經放棄社會主義,改走資本主義道路了,這也同時證明以前走社會主義道路是錯了。這是站在資本主義立場來批評的,完全不了解中國在1949年以後所進行的社會重建的意義。

1949年中國重新統一以後,共產黨所面對的是一個幾近破產的國家。自從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一方面軍閥之間的內戰從來沒有中斷過,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也在加緊進行,特別是日本,在袁世凱當總統不久以後,就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國、共聯合北伐的時候日本又出兵干涉,企圖阻撓中國統一。從1931年侵占東北開始,想要征服全中國的野心完全暴露出來,1937年終於全面侵犯中國。從1937年到1945年,中國打了八年抗戰,從1946年到1949年,國、共又打了四年內戰。可以說,中華民國建立以後的四十九年,中國從來就沒有太平過,不要說中國農民無法過日子,到了抗戰後期和內戰時代,連一般市民和公務員、教師生活都極其艱難。

只有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才能了解,國民黨在內戰中為什麼會失敗,因為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都不想再打內戰而蔣介石卻執意要打,因此大失民心;並且也才能了解,「社會主義」為什麼能吸引人,因為「社會主義」按其精神來說,至少保證人人有飯吃。共產黨統治中國不久,就讓每個農民都有地種,讓城市居民每個人(不分男女)都分配到一份工作。除了三年大飢荒那段特別艱難的時期,很難找到證據說明,一般人民的生活是很艱難的。

我的最簡單的論證是這樣,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人口從四億多一下子增長到十億多,足足增長了1.5倍。如果生活不安定,糧食不充足,一個國家怎麼能養活十億多人,而且年年經濟都在成長。中國前一個太平盛世是清朝的康、雍、乾時代(共135年),那個時候,中國人口暴長到四億。嘉慶以後,內亂、外患不斷,中國人再怎麼多生,人口始終維持在四億多,因為很多人死於飢荒和戰亂。共產黨才統治不到三十年(不到康、雍、乾時代的四分之一),人口就增長了1.5倍,這只能證明,一般工、農,生活是得到基本保障的。由此可見,這個政權確實是努力照顧工、農大眾的。

很多人認為,共產黨靠農民起家,建國後雖然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但不久實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又等於把土地收回去;而且,又透過人民公社,把大量農業剩餘收走,不讓農民改善生活,這是嚴重對不起農民。我以前也有這種思想傾向。現在我覺得,雖然新中國的前二十七年農民的生活沒有達到富足狀態,但基本上可以做到安定而溫飽(因為連土匪都沒有了),比起1912年到1949年這一階段,是可以不用擔心戰亂、飢荒、繳不起地租等等。對於農民來說,這已經很不錯了。蘇聯共產黨做得最差的是農村改革,但中國農民對中共的農村政策一直沒有很大的不滿,原因就在於,中國農民以前的生活條件實在太差了。而且,我現在也稍微了解,即使在前二十七年,中共也在隨時改善農村條件,讓農村的生活不致於和城市相差太遠。從陳先生談鄉鎮企業興起的那一節(第五章第一節)就可以看到,如果農村經濟條件很差,改革開放以後,鄉鎮企業也不可能發展得那麼快。

因為反右和文革,大陸知識分子吃了太多的苦頭,因此,現在大陸許多知識分子不能平心靜氣的看待中共前二十七年的作為。客觀的看,我們很難否認,中共確實是「朝向社會主義」在進行改革和建設計劃的。

現在談到改革開放。

一直到1990年代的末期,很多左派朋友(當然也包括我自己)都在擔心,改革開放是否過了頭,最後變成資本主義了。現在,我覺得,中國不可能走向西方那種資本主義了。讓我比較安心的表面現象有兩個:第一,快速度發展的城市,並沒有出現貧民窟。去年我從網路上看過一些大陸知識分子寫的文章,大聲呼籲,不要讓中國出現發展中國家常見的都市貧民窟現象,這也就證明,目前中國還沒有這種現象。以最近三十年中國經濟和城市的發展速度來看,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個表面現象是,現在國家很有錢,以致於大陸流行「國富民貧」這種說法。國家很有錢,這就說明,經濟發展所得的最大利益掌握在國家手中,而不是像西方一樣,國家最大量的錢掌握在大資本家手中。國家有錢,國家就可以做很多事,譬如農民的土地不用繳稅、農民種田給予補助等等。如果國家的錢掌握在私人手中,國家再怎麼想做這些事,也只能有心無力。而且,現在國家大力調高公務員的薪資,並給予優厚的退休保障,以此要求公務員不可貪污,不然抓到就重懲。現在大陸公務員成為大家最羨慕的職業,這同時也可以把最好的人才吸收到行政機構中,讓行政機構更有活力和能力。以前實行國家企業改革的時候,很多人擔心,中國會出現許多大資本家,現在看起來,事實並不如此。可見,以前很多人對國企改革的具體執行並不了解。

當然,最重要的是,中國決不會走西方式的民主的路,這已經很明顯了。不管西方再怎麼批判,譏笑共產黨「不民主」,中共還是按自己的想法在試著走基層民主的道路,而不走大型選舉的路。前一陣子,英國時報前駐北京記者Richard Mcgregor在美國的《外交政策》雙月刊發表文章,其中就說:中國的成功,讓很多人知道,不要把自由市場和(西方)民主強加於人,這種「北京共識」的思維方式肯定會盛行起來。他還說,關於中國有一天會成為民主國家,這只是西方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共產黨說得很清楚,它不想讓中國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國家。中國現在對外發言,屢次信心十足的說「我們堅持走自己的路」。以前西方談起這種發言,都要訕笑一番,但是,現在卻有越來越多人相信了。這同時也是因為,比起中國領導的施政能力來說,不管是美國、日本,還是台灣的選舉式民主真是讓人越來越失望了。

三、
陳先生始終關心社會主義實現的可能性,所以他在〈已開發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之路〉這一篇長文裡,參考了日本學者的著作,對此作了一些嘗試性的探索。這篇長文主要由陳福裕修改,因我自己這方面的知識不足,不敢輕易改動。這篇文章寫得很清楚,修改後的中文也不難閱讀。我很佩服陳先生認真閱讀別人著作、再加以綜合整理的工夫,從這一篇文章就可以充分認識陳先生的知性能力。

我已經說過,在這方面我沒有判斷能力,但我想借這個機會談一談我個人較獨特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中國崛起和西方、日本資本主義的沒落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這代表一個新的世界史面目即將在二十一世紀出現。其實,華勒斯坦早就表達了這種看法。美國學者里亞.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在他的著作《民族主義:走向現代化的五條道路》的中譯本序言開頭就說:「我們正面臨一巨變……這一巨變就是偉大的亞洲文明崛起,成為世界主導,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華文明崛起,從而結束了歷史上的『歐洲時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經濟霸權」(上海人民書店,2010)他的意思已經表達得再明白不過了。

但是,中國的崛起將如何逐步改變世界經濟格局,似乎較少人談到,我想談的就是我在這方面的看法。

一般人在談論中國的對外關係時,都會比較注意中美、中日、中國與歐體的問題,而較少注意到中國和開發中國家的關係。中國政府本身在對外政策上一向重視「做」,而不重視「宣揚」,行事一向低調,所以也比較不引人注目。其實,中國的對外政策一直循一個固定方向進行了六十年,從來沒有變過,那就是,在世界範圍內實施「鄉村」包圍「城市」的大戰略,長期經營和開發中國家的緊密連繫。

中國和非洲國家的關係,一直到中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在聯合國取得中國代表權時(1971),美國才醒悟過來,但己經來不及了。當美國和蘇聯在非洲一些國大搞代理戰爭時,中國默默的、長期的為非洲國家改善農業技術,進行各種基本建設,借錢、送錢給非洲國家,而且,還把中國許許多多的勞動送到非洲,幫助它們建設。中國對非洲國家的幫助是極為具體而實惠的,決不是拿錢去買政要,像台灣一樣。中國的協助具體落實到一般百姓,所以它跟非洲國家的關係只會越來越穩固。現在西方已經毫無辦法,只能散佈謠言說,中國現代已經取代西方,成為非洲最大的「剝削者」,但這種話動搖不了非洲國家對中國的信賴。

中國對外關係的第二個大成就是全力搞好和東協國家的關係。這件事情美國、日本、韓國都沒有充分意識到,等到東協十加一的互免關稅協議即將談妥時,他們只能大驚失色。

按照常理,東協應該最提防的是中國,中國就在他們旁邊,是個超級大國,而東協國內又都有許多華人,他們對中國有一種奇特的向心力,讓東協感到威脅。但是,最終東協竟然選擇和中國合作,這只能說太奇怪了。這也只能做這種解釋,東協真心相信,和中國合作對他們很明顯有利,因為中國可以幫助它們發展經濟。改革開放以後不到三十年,中國就讓東協信賴,這當然是極大的成就。

東協和中國合作,日、韓怎麼辦?中國和東協可以互免關稅,日、韓不能,長此下去還得了,所以它們必須加入,但加入要東協同意,它們如何讓東協同意?像日本,從來就只會從東協各國賺回大筆大筆的錢,什麼時候照顧過東協?就像他們也只會從台灣賺去許多錢一樣,而台灣一直只能是它的加工區和產品傾銷區。所以,東協和中國合作,就會逼迫日、韓只好跟中國合作,不然它們找不到出路。這就是日本前首相在競選時喊出「我們要回到亞洲」(不再脫亞入歐)的真正原因。如果日、韓最終明顯倒向中國了,那美國也只能撤出東亞,它的軍隊恐怕不得不從冲繩撤回夏威夷。這樣,兩岸自然統一,南、北韓也才能統一,亞洲才能永遠和平。美國插在亞洲,不時讓日本、台灣搞些小動作,美國才是亞洲的麻煩製造者。中國選擇東盟來突破美國的亞洲布局,美國恐怕連作夢都沒想到。

現在美國只能在南海主權問題挑起中國和越南、菲律賓等國的矛盾,但中國在這方面始終應付得很得體,除了越南比較麻煩外,根本惹不出什麼風波。

再過去就是印度。中、印關係除尼赫魯末期有一點小麻煩外,一直很穩固。印度也是大國,崛起有望,外交政策一向獨立,不受西方影響,中、印兩國可以說「相敬如賓」,兩國都不會想製造糾紛。中國和巴基斯坦關係一向友好,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巴基斯坦親近中國、印、巴矛盾深,但印度卻不會為了中、巴的友好關係而敵視中國。中國怎麼能做到呢?從這裡思考,不能不佩服中國對外政策之靈活。

現在,中國已經規劃好要跟西亞國家合作了,方法是,從寮國建鐵路,穿過緬甸、伊朗,到達土耳其,各國之間的協議已經簽好了。這樣,中國可以透過陸路和西亞各國進行各種經濟合作,即使美國還控制蘇伊士運行到麻六甲海峽這條水路,也只能徒喚奈何。只要時機成熟,美國只好被迫全面從亞洲退出。

中國目前不去挑釁美國跟中東石油國家的關係,但是,土耳其和伊朗都是西亞大國,都是伊斯蘭國家,這兩國靠向中國,等於在美國的臥榻旁邊插了兩根刺,美國如何安睡?美國利用以色列牽制中東石油國家,讓阿拉伯系統的伊斯蘭人民切齒痛恨,美國遲早要被迫放棄這塊「肥肉」的。

中國對外政策一向用軟招、不用硬招,而且,只給別人好處,不從別人家裡撈錢,跟美國動不動就威嚇、罵別人是「流氓國家」、甚至胡亂轟炸,簡直是天壤之別。用古話說,中國「以德服人」,美國只會大量印鈔票來濟燃眉之急,這種落差實在太大了。

以上只分析中國在非洲、東協和西亞的經營,中亞五國和蘇聯那邊就從略了。但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中國是如何一步步的向亞、非地區發展,美國只能步步後退,而日本只好被迫與美國脫鉤。中國一直強調「不稱霸」,它確實「不稱霸」,中共的國防繼承了舊中國的傳統,是守勢國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全世界有哪一種核武國家像中國公開宣稱,決不率先使用核武。西方和日本常常說中國「霸道」,到處推銷「中國威脅論」,它們似乎忘記了,當年它們是以怎樣的一種「霸道」方式來凌遲中國的。這真是應了一句俗話,叫做「做賊的喊捉賊」。中國的崛起讓它們再也做不成「賊」(像日本),或者只能淪為為人不齒的「小賊」(像美國)。

簡單一句話,中國終於發展出來了,然後以自己豐厚的經濟力量和五千年的歷史智慧,幫助亞、非的許多小國、窮國改善經濟條件,讓他們也逐漸「富」起來,其實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濟弱扶傾」,而孫中山的話也不過是沿襲舊中國的古訓,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這樣,中國不是就改變了西方列強進行了兩、三百年以上的那種資本主義式的掠奪經濟了嗎?中國根本不需要「統治」世界,中國只要讓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再在世界各地橫行,不就結束了「歷史上的歐洲時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經濟霸權」了嗎?

這樣,傳統的歐、美列強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呢?美國大概只能退回美洲,重新實行它的「門羅主義」,繼續欺壓中、南美國家。不過,這種「門羅主義」大概也不能永遠維下去。如果古巴可以向美國「搞獨立」,誰能保證其他國家就一定做不到呢?至於歐體,我無法想像他們的出路在哪裡?現在經濟學家普遍不看好歐、美,它們肯定會一直窮下去、弱下去。至於弱的速度就難以判斷了。如果窮到某一個地步,引發內部重大矛盾,最後引發內亂,誰也不敢保證就不會發生。

陳先生在談到古巴的改革時說,古巴改革的目標是「不破壞自然環境,抑制不必要的天然資源和物質的消費,公平且貧富差距小的有人性的社會主義」,如果全世界都能做到這一點,我覺得,應該就算很理想了。像現在的資本主義,利用武力或科技優勢,掠奪小國、窮國,讓它們更窮、更弱,又無節制的破壞自然環境,無節制的消費,窮奢極慾,如果再不改絃更張,地球的毀滅絕對不是誇張的預言。所以,世界史上的「西方時代」還是越快過去越好,看看二十二世紀人類能不能達到共享和平的時代。中國人應該把眼光放得這麼遠大,才不會斤斤計較一些國內的是非得失,心胸才能開闊,也才能在這個大時代生活得更有意義。

我是很喜歡歷史的人,但一直到三十歲以後,我才知道,我透過各種管道所累積的歷史知識,背後有一個史觀,那就是以五四運動自由派觀點為核心所組成的世界史觀,這種史觀強調西方文明的優越性,並且期望中國按照西方模式走向現代化。

一九九0年代,為了在台獨氣氛極為濃厚的台灣為自己的統派立場找「理論」根據,我終於得到一個結論:中國現代化只能走中國共產黨那種農民革命的道路,只有在農民的支持下,中國才能以全民的力量,集中全力搞現代國家建設,這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迎頭趕上」。我這種看法純粹是從歷史讀出來的,一點也沒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請參看〈我的接近中國之路〉一文,《思想》第六期,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8月)。

自陳明忠先生開始跟我討論他的思想歷程和他對列寧、史達林、劉少奇的看法以後,我才知道,我的思路也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考上加以論證。陳先生堅持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蘇聯、中國的革命實踐來思考這一問題,給我很大的啟發。

現在回想起來,陳先生對我最大的影響是在於:他所講的列寧理論和中國的革命理論,呈現了一種落後國家如何對抗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大趨勢。因此,世界近代史不只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史,而且,還是落後國家的人民解放鬥爭史。把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史講成西方強大影響下的世界現代文明史,實在是對世界史的重大歪曲。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終於得出我的看法:中國的崛起代表的是落後國家對西方國家的最終「獨立」,也就是人民解放鬥爭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勝利。為了讓大家能夠理解陳先生這本書,我把我的看法以最粗略的方式加以總結,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夠透過我淺白的、簡化的大綱,更細緻的理解陳先生的論證。

現在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大變化,而台灣似乎還生活在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許多知識份子的腦筋似乎已僵化到一點也不能感受這些變化。湯恩比說過,那麼聰明的希臘人,當他們開始沒落時,竟表現得那麼愚蠢。現在的西方人,就好像當年的希臘人,而最糟糕的是,還有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包括許許多多的台灣人)還那麼相信西方。陳先生已經83歲了,這本書一拖再拖,他自己也懷疑他的書是否有用。但我相信,歷史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現在出版他的書正是最佳時機,那麼,就讓它問世罷。
2011/6/20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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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27期] 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整理後記(上)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明忠先生1987年第二次出獄以後,開始透過日文(輔以中文資料)大量閱讀中國革命史的書籍,想要解決在獄中讓他困惑不已的問題。他第二次被捕是1976年,不久文革結束。在獄中,經由台灣的報導,他逐漸知道了一些文革時代的事情,受到很大的震撼。他無法了解,他一輩子所獻身的革命為什麼會變成那個樣子。因此,出獄以後,他迫不及待的閱讀書籍,想要尋求答案。

陳先生作了很多讀書筆記,當他覺得自己認識逐漸清晰以後,他又根據這些筆記,以問題為導向,整理出一些文章,先後都發表在一些左派朋友所辦的民間刊物《左翼》上。這些稿子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常有人跟他討論。後來,他在陳福裕的幫助下,把這些稿子加以充實,加以潤飾,再經過我的最後整理,就成為現在這本書。

在台灣知識界,認識陳先生的人大概還不算少。一般都認為他是一個勇於行動、信仰堅定、人格卓絕的人,即使政治理念和他不同,也都尊敬他。但大概很少知道,他其實還是一個智力超群、永遠具有旺盛的求知慾的人。因此,我首先想就此稍微談一下。

1942年,陳先生12歲時從高雄岡山鎮五甲尾(現在的嘉興村)考上高雄中學。當時的高雄中學是南部最好的高中,絕大部分的名額保留給日本人,本省人只有最優秀的學生才能考得上,他所就讀的那一所學校,他是第一個考上的。他在高雄中學第一次看到跳箱時,還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跳上去就坐了下來,體育老師認為,這樣的土包子怎麼能考上高雄中學。在高雄中學四年,他的學業成績從來不落後於人,只有加上體育、武道和軍訓(各科滿分200分,學科每科才100分)以後,日本學生才能贏過他。

按日本學制,中學要讀五年,由於戰爭缺員,提前一年畢業,所以16歲時,他就考中台中農林專門學校(中興大學前身)農業化學系。他先去服兵役,不久,日本投降,國民黨來接收,他到農林學校報到。教務長看到他的年齡,完全不能相信,要他從預備班讀起。他找到校長,校長是留日的,一聽就懂,他就成了最年輕的大學生。

1947年二二八事變,陳先生參加謝雪紅的二七部隊。1950年白色恐怖時被捕,判刑十年,1960年出獄。出獄後,他被介紹到一個製藥廠當藥品檢驗員。在一次全省的藥品品管檢驗競賽中,他獲得第一名,開始得到重視。他有化學知識,懂日文,可以查字典看英文。他能夠把外國藥品加以層層解析,據此製造出效果更好的藥品,最後他被提升為製藥廠的廠長。

他跟我說,在1970年代,他已看出,像後來所發展的那種打火機和生力麵是可以賺錢的。他跟老闆建議(他後來調到另一家食品工廠),可以生產後來我們稱之為生力麵的這種東西,但老闆完全看不出時代的變化,反而嘲笑他。他覺得打火機資金不需要太多,正想跟他朋友合作發展,但就在這個時候,他第二次被補了(1976年)。如果不是第二次被捕,他是有機會成為不大不小的「資本家」的。

陳先生說,他最喜歡讀歷史,但因為他已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讀文史沒前途,所以當年沒報考台北帝國大學;之所以讀農林專門學校,因為想在將來畢業後經營自己家的牧場(他出身大地主家庭)。
1987年以後,他開始大量讀中國革命史書籍時,其實正投合他一向的嗜好。我自己也喜歡讀歷史,不論哪一類的歷史都想讀一點,當然,我也讀過一些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布爾什維克的史書。我很意外的發現,談起這一方面的歷史,我最佳的談論對象就是陳先生。我相信在我的同輩朋友裡面,大概沒有人可以跟陳先生相比。

我所以要說這些,是要大家知道,陳先生絕對不只是一個行動者,他是一個行動者兼求知者,他也絕對不是一個只會讀讀書,抄抄筆記的人,他有自己的判斷。他最大的缺憾是語言,他的知識語言是日語,他的中文是在獄中逐步學來的,他無法純熟的使用中文,因此他無法把中文應用到更精細、更辨證的程度,然而,這並不證明他的思想就不辨證。

關於陳先生所談的問題,因為牽涉甚廣,我想選擇三個重點,談一談我的看法:一、落後國家如何發展生產力,二、中國是否仍算社會主義國家,三、歐美和日本等先進資本主義國的未來。

一.
二戰以後,美國大力宣傳現代化理論,認為只有按照美國模式,即政治上實行美式民主、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才是落後國家現代化的正途。這種理論在台灣流行了五十年以上(一九六O、七O年代是其黃金期),而且,由於台灣在一九七O、八O年代經濟發展順暢,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領軍,到現在仍然為台灣大部分知識分子所深信不疑。

後來,從拉丁美洲開始出現依賴理論,認為落後國家如果一直跟著先進國家走,經濟上只會成為先進國家的附庸,只能永遠依附著先進國家,不可能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這種理論也在一九八O年代以後也傳進台灣,但影響力不大,台灣知識分子仍然比較相信現代化理論。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產黨革命時,兩國的革命領導早就看到了。他們意識到,革命政權的首要生存之道就在於:以最快速度在全國範圍內發展生產力,這樣,才足以在先進資本主義的圍堵之下存活下來。如果沒有足夠的物質力量(包括先進科學知識和武器),絕對不足以圖存。蘇聯能夠打贏希特勒、中國在美國長期的圍堵和孤立政策下始終屹立不搖,主要就在於兩國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快速現代化。有了強大的國力作基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先進國才對他們無可奈何。

蘇、中兩國的快速現代化之路,是集中全國人民的意志,以集體的力量,犧牲一切享受,全心全意的發展重工業和國防武器。因為不重視輕工業,民生物資不受重視,所以一般人民的生活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照顧。因為資金不足,所以不得不實行農業集體化,以便最大量的剝削農業剩餘,以換取重工業所需的資金。這樣,就不得不實施物品管制,讓人民生活在最基本的需求上,所以必須有配給制。在配給制下,幾乎人人平等(當然,不可否認,幹部總會有特權),如果不發生意外,就是人人有飯吃,但是誰也不要想過奢侈生活,這樣,也可以稱之為「社會主義」。蘇聯體制崩潰前,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前,兩國的經濟體制大致就是如此。

陳先生所要論辯的是:一、這種體制有其必要性,但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只能稱之為「朝向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是社會主義的預備階段,絕對不等於「社會主義」。二、史達林和毛澤東的錯誤就在於,他們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這樣,一方面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一方面讓人民長期生活在僅足以溫飽的情況下,這並不是正確的道路。三、正確的道路應該像列寧和劉少奇那樣,有時候必須參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加以調和,讓這種「以集體力量發展生產力」的道路走得更順暢。如果能這樣,蘇聯和中國的發展還可以更快。

從邏輯上來講,我完全讚同陳先生的看法。但問題是,人在歷史之中,誰也很難一眼看出正確的道路。史達林和毛澤東所以犯那種錯誤,所以走了曲折的道路,恐怕很難避免。當然,他們犯的錯誤太大,以致於蘇聯最終崩潰,中國不得不用最大的力氣走攺革開放的道路,他們是難辭其咎的。不過,從陳先生的論證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之路雖然漫長而曲折,最終卻能夠走上坦途,證明中國共產黨比蘇聯共產黨要更為靈活。

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之所以有今天,就在於鄧小平採取攺革開放的路線,這實在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如果沒有一九四九年重新統一中國,沒有一九五、六O年代的土地攺革、全力搞重工業和國防科技,沒有前幾個五年計劃奠定中國經濟發展規模,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不可能那麼順利推行。新中國六十年的歷史,雖然有毛、劉路線的反覆鬥爭,但有些基礎確是共同認定的。我們不能說,當歷史不是直線發展時,前面的一半就全錯,就像我們不能因為看到歷史是曲線發展的,就認為只有後面一部分才是對的一樣。這樣,就是完全不了解辨證法了。個人的發展尚不免有對有錯,何況是關係幾億人、十幾億人的大歷史。陳先生也是這樣看的,不管他多麼批評毛澤東,他還是認為新中國是一路發展下來的。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中國這類「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批評是:不自由、不民主、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按此標準而言,絕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都是如此,不論它是依美國模式發展,還是依蘇聯模式發展。應該說,只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才能享受「自由、民主、高水平的生活」(其實這也只是就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而言,下層階級未必如此)。落後國家,特別是人口眾多的落後國家,是無法「一步登天」,進入資本主義國家俱樂部的。

以中國來講,由於國力低落,生產力差,它或者陷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之中,或者被親美的蔣介石封建官僚階級所統治,大部分人民的生活連溫飽都成問題。在共產黨的革命政權之下,至少大家都可以活得下去,而且,在集體刻苦奮鬥三十年後,經過一次經濟大轉型,全國經濟日漸好轉,又過了三十年,說得上豐衣足食。這樣的三十年、六十年並沒有白受苦,很難想像中國還有第二條道路可以選擇。

蘇聯也是如此。由於蘇聯政權最終垮台,蘇聯經濟一下子解體,人們變得很難為它辯護。但當三○年代西方經濟大恐慌時,蘇聯卻絲毫不受影響,當納粹侵入蘇聯時,蘇聯曾獨力抵抗希特勒的侵略。英國的工黨領導人、著名的政治理論家拉斯基就曾說,他看不出蘇聯除了集體化的道路之外,還能走哪一條路?

再放大眼光,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當英、法、美、德、日這些資本主義大國,憑藉其超強國力,肆意侵略落後國家,蠻橫地奴隸其人民時,除了蘇聯、中國、以及類似的以全民意志為核心的人民政權(北韓、北越、古巴、阿爾及利亞等),誰還能挫敗這些現代的帝國主義者。正是這些帝國主義以其武力肆意掠奪,他們的人民才有餘裕享受「自由、民主、以及高水平的生活」,他們的快樂正是建立在眾多落後國家的痛苦上。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看出「既存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上的意義,即使它們功過相抵時(如蘇聯)也是如此。二戰以後,如果沒有蘇聯、中國、以及其他人民政權的存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恐怕還會對落後地區進行更惡劣的侵略和掠奪。正是因為它們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先天上的大敵,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才會無時無刻不以它們為攻擊對象。如果它們對這些帝國主義者不具潛在的威脅,以帝國主義的強大勢力,又何必理會這些「不自由、不民主、生活水平低下」、不堪一擊的「跳樑小醜」呢?(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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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26期] 尋找社會主義的心路歷程—陳明忠自序

【編按】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一生經歷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變、五○年代白色恐怖,在戒嚴時期兩度被補入獄,總共坐了22年黑牢的知名社會運動家、社會主義理論家陳明忠先生,用他一生的實踐、反省和思辯,探索著民族和平統一的未來和人類全面解放的道路。他和他同時代的難友們,用自身的苦難來承擔了在國共內戰與東西冷戰雙戰架構下民族的共同苦難;他和他同時代的難友們,用他們的鮮血和不屈的意志,為我們鋪平了走向「自由人聯合體」的前進的道路。
即將在6月初由人間出版社發行的《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書,是陳老用他一生的實踐活動,用他近十年來辛苦的勞動,為過去一百年來誕生在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包含前蘇聯和中國的革命經驗)所做出的總結,同時,他更進一步的從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由於IT革命產生知識客體化為生產手段,從而出現了「網絡共同作業」(Internetworking Collaboration )這種新型式的社會分工和生產關係的萌芽,窺見了人類社會走向「自由人聯合體」的可能性。
本刊非常榮幸在陳老的授權下,率先刊出他為《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書所寫的〈自序〉,提供給關心著民族的未來與人類前途的朋友們參考。(為了方便閱讀,文中的小標為編者所加)

我的少年時期幾乎是在戰亂中渡過,小學(當時的公學校)二年級時發生了盧溝橋事件,日本開始侵略中國;高雄中學一年級時日本偷襲珍珠港,開始了太平洋戰爭;中學四年畢業後(當時的學制是五年,因戰爭缺員而提早了一年),1945年2月考上台中農林專門學校(現在的中興大學)就去當兵,一直到8月15日日本投降後才回到台中唸書。這就是說,從6歲到16歲,我的青少年期一直生活在戰時體制下,反體制的思想和行動完全被封鎖,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台灣曾經有過包括民族派和左派在內的反日活動。只有一次,早上升旗後教務主任(當時的稱呼是教頭)大罵本島人(台灣人)說:「高雄中學的內地人(日本人)畢業生,很多人在內地當高官;但有兩個本島人卻去支那做共產黨,從事抗日活動…」。

出於好奇心,打聽之下才知道教頭罵的是鍾和鳴(光復後改名為鍾浩東,1950年被國民黨判死刑)和蕭道應兩位先輩。這是我頭一次聽到共產黨的稱呼。

民族認同與階級解放的覺悟

高雄中學高我4屆(16屆)的校友宇敷民夫在〈消失在黑暗中的時代史〉一文中說:「高雄中學是充滿愛國主義和皇道主義思想的學校,所以內地人學生以能夠考上陸海軍軍官學校為榮。駐校軍事教官,武道、體育的老師給予學生的是極為野蠻的教育──高班生不需任何理由隨時可以毆打低班生,內地人更可隨時隨意毆打本島人…」。他又說,「在這種人種差別中我看到了現在日本人的驕傲的原點。總之,高雄中學的生活是野蠻、不愉快、恐怖的生活」。我就是在這一所充滿野蠻、歧視台灣人的高雄中學唸書時,才意識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所以儘管念了四年的高雄中學給我的是非常不愉快的記憶,但也感謝它沒讓我變成「三腳仔」(皇民化台灣人)。

有了這個覺悟,我開始在家裡閣樓的倉庫中找出叔叔留下的有關政治、思想方面的書。其中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被刪除的部分很多,重要的段落和術語都以XXX代替,以我當時的思想程度完全無法把前後文連貫起來。所以當時我雖然對社會主義思想感到好奇,但並不瞭解,但對例如《三代實錄》(明治、大正、昭和)等書中報導日本共產黨活動的部分就很感興趣,尤其是有些被捕共產黨在法庭上的陳述就令我非常感動,也令我覺得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走上共產主義之路是應該的。

指導實踐的「五個觀點」

光復後,日本人為了生活,把家具、衣服以及書籍拿到街上賣。當時最令我覺得意外的是,有不少的日本人還擁有如《資本論》等左翼書籍。我雖然買了不少,但看不太懂。當時我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的理解大都來自日本的反共書籍──因為要反駁,不得不闡述共產理論(當時我還以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種理論的兩種說法)。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反倒是來自大陸的《觀察》和《展望》雜誌。當時由於社會很亂,年輕人都在找出路,自由主義的《觀察》和共產黨出版的《展望》等雜誌銷路都很不錯。不過,據我的感覺,《觀察》被接受的程度還是高於《展望》。社會主義或共產黨成為「年青人的出路」,是二二八事件以後的事情。

1950年被捕之前,我看過《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以及《人民民主專政》等小冊子,當時並不覺得有什麼重大涵義。我們比較重視的反倒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重點簡述的「五個觀點」──即勞動、階級、群眾、組織、國際等五個觀點。我們以為只要銘記五個觀點,將它用於實踐就夠了。
被捕後,我在軍法處遇到一個日後被宣判死刑的中年難友。他說,他之所以參加共產黨是由於覺得新民主主義才是符合中國的現實。當時我並不理解他的想法,但他的話一直記在我腦裡。我第二次被捕,在綠島看到文革結束後的種種消息以及傷痕文學,我才重新想起來他這句話,並開始認真思考它的重要意義。也是通過重新思考他的話後,我才真正開始探索中國應該走的道路。

在文革的挫敗中重新反省

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我是從收音機聽到的。文革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意識的革命──包括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以及政治、法律、藝術等意識形態的整體的革命,是使人能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革命。但在傷痕文學裡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孩子控告父母,夫婦互相控告、朋友間互相指控、告密,以至於人們不敢相信自己以外任何人,一個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當時我覺得非常痛苦,不知道中國革命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再說,幹地下反政府運動而被敵人刑求、處死本來就是意料中的事。走這條路是自己選擇的,沒人強迫你。所以,50年在軍法處看守所20房遇到的台中區地委級幹部張伯哲就對我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他所說「道」,就是共產主義理念。但是,像文革那樣,被自己人扣帽子,甚至被虐待到死,才是死也無法瞑目的事。

以劉少奇的例子來說,難道一輩子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也參加過長征、重建新四軍,46年指揮人民解放軍大移動從而奠定內戰勝利基礎的劉少奇,真的是間諜,是出賣無產階級的叛徒嗎?我覺得,反右派運動的擴大化使得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再講真心話,文革時期連共產黨員都不敢說話了,全國變成一言堂,難道革命勝利後,中國走過來的路沒有問題嗎?我急著想了解,中國革命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不得不為自己犧牲一輩子所追求的道路,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否則我覺得自己是白活了。

我最大的疑惑在於,難道「新民主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理念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這種說法有錯誤嗎?將革命在中國的實踐分為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兩個階段是錯誤的嗎?假如沒有錯誤,文革為何要否定它?文革到底為的是什麼?
在牢裡一直思考這個問題,但是在沒有任何資料可做參考的情況下,始終沒獲得解答。

民族解放是階級解放的前提

1987年保外就醫後回到台北,開始跟解嚴前的社運團體產生聯繫。我又不得不面對另一個冷酷的事實──「統」和「左」的分裂,即贊成統的人不一定是社會主義者;而贊成社會主義的──主要是年青一輩的人───又對統一採取消極的態度。

贊成統的人不一定贊成社會主義,這一點比較易於瞭解──因為民族主義者即使是反共,但也可能贊成統一。

民族主義是兩面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內涵。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如德國的納粹、日本的大和民族論等等,往往成為侵略的意識形態。但落後國家反殖民、反壓迫的民族主義,不應該一概以落後反動而加以反對。據我瞭解,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把民族主義視為是國際主義的反命題,反而把它當作達到更高層次社會的自然墊腳石。列寧對民族主義的看法,簡單地說,在勞工運動、社會主義運動方面從頭到尾的反對民族主義;但對表現於少數民族、殖民地、次殖民地自主要求的民族主義則予以積極的評價並加以支持。

問題是,正當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中國,積極準備推翻共產黨政權的狀況下,台灣的左派為何不能贊成統一呢?既然統一的問題,是起因於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為了其自身的目的才迫使兩岸處於分裂對峙的狀態,自認為左派的人站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上,不是應該贊成統一的嗎?為什麼還是有一批人對此感到遲疑?後來,經過廣泛的接觸我才了解,在台灣「統、左」之所以分裂,是起因於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評價不同。一部份左派認為那是「走資」,所以即使不至於反統,至少是採取消極態度。當然「改革開放」政策的是非對錯是應該討論的,但我們應該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討論。為了解答在牢裡所想的各種問題,出獄後我至少閱讀了上百本的書籍,卻一直找不到思考的切入口。

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

1992年,朋友從北京帶回薄一波上下兩冊的《建國以來若干重要決策與文件的回顧》。在該書裡我看到了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評價。薄一波提到列寧一個重要的觀點: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裡,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注意的一個帶有「普遍性」意義的重大問題,就是如何更加重視和利用資本主義已經創造的物質技術管理和文化條件的問題。薄一波又說,看來劉少奇同志的有些看法,是從列寧的這些論述中得到了啟發…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發展,特別是經歷了一些曲折之後,大家才愈來愈感受到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給我很大的啟發,我終於找到了思考的切入口。

後來,在研究新經濟政策時,我注意到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Preobrajensky) 在蘇聯的工業化論爭中,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據我所知,馬克思所說的「原始積累」就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的歷史過程,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便是以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作為前提的。所以,將「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使用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形成時期,令我產生一個疑問,那就是:一般認為蘇聯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布爾喬亞革命,而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否是一個正確的提法?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形成時期使用「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是否證明十月革命並非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和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樣,是落後國家「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

如果是,那麼列寧「既然我們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做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然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做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的提法,就可以理解為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是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另一條道路了。

於是,我開始形成了「從新經濟政策──新民主主義到後來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論」這一條「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道路」的想法了。

作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

現在,我把二十年來讀書、思考的一些想法,用最清楚的方式簡述如下:

1. 有別於馬克思在經典中所揭示的西歐資本主義一般發展規律,上個世紀誕生在蘇聯、中國以及其他「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不能叫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這是落後國家為了實現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和文明條件,以建立工農政權和蘇維埃體制為基礎來展現「走向社會主義」的決心,這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期」。

2. 這些「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都是在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後進國只有以這種方式才能擺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壓迫與剝削。先進國勸告後進國說,只有學習他們,跟著他們亦步亦趨,才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完全是騙人的。後進國如果聽先進國的話,就會永遠成為先進國的附庸或奴隸。

3. 後進國在「社會革命」成功後,首要任務就是要結合自己的實際國情,以符合自身發展的特殊規律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所謂後進國家的「原始積累」。先進國是靠資產階級的力量、靠國家的暴力往外殖民、往外掠奪,發展生產力的;後進國必需要靠全國人民一心一德,一起吃苦耐勞,也就是必需自力更生,才能在短期間內大幅度提升生產力。

4. 在後進國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時,必然面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分化和打擊,導致後進國家被迫實行「戰備體制」,隨時準備抵抗先進國的侵犯。生存下去就成為「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任務。

5. 由於建立「戰備體制」的迫切需要,「既存」社會主義國家被迫扭曲了社會生產基金的積累構造,直接將農業剩餘轉移來建設重工業和軍需工業部門, 以至於忽略了整體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升,挫折了人民群眾生產的積極性 。

6. 「戰備體制」另一個重大影響,就在於過早的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從而忽略了列寧稱之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時期。列寧認為,應該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在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強化、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同時應慎重實施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小商品生產經濟成分等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養成、利用、改造政策等。完成後,才是真正進入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所說(進入社會主義的)「過渡期」,然後才是社會主義時期和共產主義社會。對此,列寧、劉少奇、鄧小平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而史達林、毛澤東卻直接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他們忘記了,這個時期,「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還遠遠不如資本主義國家。

7. 史達林、毛澤東以社會主義的「理想」來規範「既存」社會主義國政治、經濟現實,將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指標,導致蘇聯和中國在生產力發展上的停滯。蘇聯政權沒有及時意識到這一點,改革太晚,所以蘇聯政權崩潰了。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及時改弦更張,不但挽救了中國,還使中國繼續往前發展。

8. 中國共產黨把改革開放時期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實就等於列寧的「特殊過渡階段」,把改革開放稱之為「走資」,其實是固守毛澤東的觀點,完全無視於歷史的現實。所謂「特殊過渡階段」就是多種所有制並行發展的階段,不能不按照價值規率辦事,引進市場經濟以便迅速提高生產力。這一點,不但已經由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證明,現在不僅越南也推行imi(創新),就連古巴也以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越南的imi為參考而將要確立「古巴社會經濟模式」(簡稱MEC)——2010年11月公布〈黨與革命的經濟、社會政策概要〉,以達到「21世紀型社會主義」為目標。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根據這段話,只有全人類的生產力發展到某一個階段,人類才有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放眼現在的世界,像非洲、拉丁美洲、伊斯蘭世界,還有印度和東南亞國家,許多民眾的生活條件都還在水平線下,我們怎麼可能在短時間內、甚至在自己活著的這一生內,就達到社會主義的理想呢?社會主義是人類永遠要朝這個方向努力的目標,我們在自己的一生內努力盡到自己的責任,就可以感到心安;如果想要「及身」看到社會主義的實現,我覺得那是一種不著邊際的幻想。以這種幻想來要求某一個國家一定要如何如何,而對另外表現更惡劣的國家卻閉口不作批評,我不認為這是自命為「左派」的人應該有的態度。
當然,這些都是我個人的想法,我把這些想法發表出來,希望提供一種不同於一般人的思考方式,目的是希望大家都來仔細的想一想,而不要一直受制於泛泛的流俗之見。

幾句感謝的話

最後,我必須深深感謝夏潮聯合會陳福裕會長的幫忙,沒有他,這本小冊子是不可能出現的。他從夏聯會秘書長時期就開始潤飾我的文章,找出原典出處,提供許多令人佩服的意見等等,所以這本小冊子應該是我們兩個人共同勞動的成果,即不是我一個人所寫的。另外,我也要特別感謝呂正惠教授,他在百忙之中不僅幫忙對文字做出最後的修訂,他還對整個文脈進行大幅度的調整,使得章節的結構更加嚴謹,更有利於閱讀。

我之所以「尋找社會主義之路」是為自己尋求答案,過程中所做的大量筆記,並沒有記下引用書籍和作者的名稱。搬到新家之後,由於健康狀況一直不好,也沒有氣力重新校訂出處,因此在這小冊子中無法逐一說明啟發我思考的書名和著者。當然,這是非常不禮貌的事情。這也就是這一本小冊子我不敢說是「著」,而題為「編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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