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老同學

【第54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九)

死裡逃生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提著頭顱的革命者》,吳耀忠畫,1984年。
這是吳耀忠原本要為陳映真小說集「山路」而畫的
一幅的畫作,但最後沒有採用。這幅畫作畫出了
許多政治受難人的心境與氣度。

陳金火與書報案

 因為顏明聖的錄音帶我被抓到把柄了,不得不講出陳金火。我說,錄音帶是他給我的,陳金火就被抓進來了。

陳金火比我大五六歲,也是1950年坐牢的政治犯,他是全省學生委員會台南分部這個案子被抓的,判了10年。出獄後,他在高雄一家藥品公司做藥品推銷員。我出獄時家裡已經搬到岡山,他有次推銷藥品,在岡山碰到我,我們才開始聯繫。有個坐過牢的四川人袁乃匡,他的老闆也是坐牢的人,我請袁乃匡去陳金火那裡拿演講的錄音帶,還有選舉的宣傳單。我讓袁乃匡坐飛機去,坐火車回,因為坐飛機會檢查。

從陳金火家裡,他們又搜出一些「禁書」,他是透過三省堂買的。三省堂是當時台灣最大的日文書店,保密局需要的日文書都從這裡進口,包括日本左派的書,寫文革的書。李霈林開三省堂,進日文書來賣,他幫保密局買日文書時,就多買幾本,偷偷賣給陳金火,其實他也有意要散播。李霈林日據時代就因為反日坐過牢,二二八事件時,台北的群眾到廣播電台廣播,就是李霈林他們衝進去幹的。他哥哥參加了地下黨,聽說是他們那一群人裡面的理論家,後來「自新」了,再後來就當了和尚──因為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乾脆去做和尚。陳金火供出從三省堂買書,李霈林也就被捕了。

陳金火賣藥,認識好多醫生,高雄醫學院的教授他都認識。他把書給這些人看,他們也喜歡看。他知道我被捕後,已經把大部分書分散掉了。但一刑求吃不消,就招出很多看過書的人,他一口氣講五、六十個人,除了高醫的醫生,還有很多教授、名人,甚至把內政部長林金生(林懷民的爸爸)都講出來了,這下就不好抓了。後來陳金火跟我說,事情弄大了才比較有救。
 

陳金火還承認,陳明忠說過,選舉時候人們會激動起來,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把事情搞大,消息傳出去,大陸就知道了。他還承認有個組織,準備暴動,這就牽扯了幾個人,都是五〇年代做過牢的政治犯。他的房子也是登記在太太名下,問他買房子的錢哪裡來的?他說,陳明忠給的。陳明忠的錢哪裡來的?他說,大陸來的。他因為刑求太痛苦,就隨便講了。所以我們就成了叛亂團體,就這樣被起訴了。
 

國民黨本來想利用這個機會再抓人。其實坐牢出來,再犯叛亂罪的人很少,因此安全局的意見就開始有了分歧,一邊是要擴大,一邊是反對擴大。有個叫曾永賢的,日本大學畢業,參加地下黨,是重建的省工委組織裡的一個領導,被捕後投降,被國民黨安排做大陸研究,後來在政治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做教授。聽說他就主張不能擴大。後來曾永賢很受李登輝重用,有一次演講的時候,他提到這個案子沒有擴大,他是有功勞的。
 

查了五、六十個人,查了一個多月,時間拖下來,這個時候外國的人權組織也鬧起來了。我的案子本來要速戰速決的,就這樣一拖,好幾個因素加起來,本來要判我槍斃的,現在也不好判了。真沒想到,我犯了這個錯(顏明聖的錄音帶沒交待好,供出陳金火),反而撿了一條命。

各方營救與最後判決
 

身上刑求的痕跡大多消失後,我被移送到景美軍法處看守所。10月29日,我被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罪名起訴。
 

依當時法律規定,被告收到起訴書後,法官才能開「調查庭」,讓被告對起訴內容反駁或說明。因此收到起訴書後,被告理應可以把起訴書寄回家,家屬不僅可申請會面,也可委託律師於後續「辯論庭」中為被告辯護,家屬並可以旁聽或提出反證。但我受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待遇」。
 

首先,我還沒收到起訴書時,法院已開「調查庭」,所以我對當場提出的莫須有的指控無法有周延的反駁;開庭後回到押房,我才收到起訴書,以及一份一星期後開庭辯論的通知書——擺明讓我來不及請律師,他們準備進行「秘密審判」,我和太太的通信也被阻斷了。我成了戒嚴時期被秘密審判的最後一人。
 

在此期間,因為一直不能會面,太太預感到事態嚴重,只好自己去請教律師。沒想到不久後,我太太就被警總無端扣押,警總還把我家裡的戶籍謄本、戶口名簿以及身份證等能夠證明夫妻關係的所有證件卑鄙地「偷走」,這樣,我的弟、妹也無法代替我太太請律師了。開過辯論庭後,當局覺得請律師也無法為我辯護了,才把太太釋放。她回家後立即把我遭到秘密審判的情況,告知她在美國的妹妹與親友,由此一連串的救援行動開始了——美國副總統韓福瑞寫信給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要求立即釋放我;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要求政府提出我的叛亂證據,政府提不出證據,該組織認定我為「良心犯」;美、日的人權運動者及台、港留美學生與華僑,除了以演講、說明會、遊行等方式聲援外,還募捐集資1萬6千美金,在美國《紐約時報》首頁上刊登全頁抗議廣告,呼籲「反對政治迫害,立即釋放陳明忠」,其中有數位諾貝爾獎得主也參與了救援行動。
 

我比較瞭解日本的情況。日本很多有名的社會黨人士出面,還有很多搞勞動運動的人幫忙,因為有了他們的名望才能起作用。美國那邊我就搞不清楚,我只知道保釣留美的人很多都參與了這件事。後來他們給我看了一些資料,最關鍵的是《紐約時報》第一版的廣告,花了1萬6千塊美金。本來台灣是要判死刑的,大約知道要登這個廣告的消息後,連夜修改判決書(廣告是美國東區時間11月27日,宣判是台灣時間11月27日,按照時差是宣判在前,廣告在後。有可能是得知有這份廣告,連夜修改判決。)後來我還聽說,法院的打字員小姐,連夜打了一個晚上,打到手酸、發炎,第二天去醫務室打針。
 

黃妮娜的案子,不能公開,秘密處理,判她感訓三年。我另起一案,成了案頭。
 

陳明忠案,是「意圖叛亂並著手實施」。我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褫奪公權十五年,並沒收財產。陳金火也十五年。看書的人呢,以前都會判感訓,現在因為牽涉的人太多,又很多是官員、醫生,還包括內政部長林金生,以及他的弟弟(高雄醫學院的教授),就不好這麼判了,何況還有外國干渉;所以最後是,單純看反動書的,就寫悔過書;自己看又給別人看,就是「為匪宣傳」了,就要判刑。蔡意誠(日據時代抗日領袖蔡惠如的孫子,他五〇年代做過牢。這次被捕時已經是一個小企業的老闆)和王乃信被判十年;還有兩個給人看書的,也叫為匪宣傳,判了七年。
 

陳金火在牢裡就精神崩潰了,他在蔣經國死後才減刑出獄,出獄不久就死了。三省堂老闆李霈林被判了八年——因為連續八年「為匪宣傳」,三省堂就完了。我出來後才認識他,跟他說我們是同案,其實案子發生時我們並不認識。我的書是從一個小書店老闆那裡來的。我花了兩年的時間說服那個小老闆贊同統一,幫我買書。
 

我被審訊時,凡是被查到的日本的書,都供說是劉進慶讓別人交給我的。我以為他在日本,反正不會回來了,所以都推給他。判決書就寫了:我受共匪在日本的統戰幹部劉進慶指使,回台密謀叛亂,書都是他托人帶給我的。劉進慶在日本看了判決書,覺得我根本就受到冤枉,完全沒這個事,決定回台灣替我澄清。他真是天真,不知道台灣判罪是怎麼回事。他回來台灣後,一下飛機就被警備總部直接帶去問,他把事實講出來,說我在日本講見過他,討論對大陸的看法,但沒有給我書。他是日本籍,又是大學教授,警總不能隨便逮捕他。警總聽了他的話,都說,我們被陳明忠騙了。
 

我和太太秘密通信時,知道劉進慶回來了,心想糟糕了。按照以前的情況,我會被調回去,重新審問、槍斃。那時我在綠島,一想到可能被調回去重審,只要想到那些刑求還要再來一次,就沒法睡著,只好吃鎮靜劑。那時候林書揚還關在綠島,就一直笑我。後來竟然沒有重新調回去審問,可能是因為我的案子已經鬧得夠大了,考慮到國際影響,也就不了了之了。
劉進慶最後一次回來台灣時,跟我發牢騷,說日本那邊的朋友不讓他回來,回來會害了陳明忠,一直罵他。我就安慰他。我說,我坐的牢實在是應該你要坐的;我們在日本聊天,是你建議策反黃順興的,後來是我幫你執行,所以按照道理,是該你去坐牢啊。他聽了很高興,當晚跑去台大找一個教授喝酒。劉進慶教授一直心向祖國,人品好,沒想到死得那麼早,真是遺憾。我常常想念他。
 

判決當晚,蔣經國在電視上發表講話,說「陳明忠意圖從東南亞偷運武器發動暴動……」政治犯的判決一般都登在報紙上,蔣經國(當時任行政院長)親自在電視上發表是特例(從來沒有行政院長在電視上為判亂犯發表講話的例子,為何如此,包括我在內,都覺得很奇怪。)
 

未判決前,軍法處的一個組長對我說,他可以幫我越獄,但條件是帶他走。我當然不會上這個當。我已經判決了,警總仍不甘心。押房裡新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自稱是台南人,經營電器行,他的閩南話甚至比我還流利,起初我沒有絲毫懷疑。但過幾天閒談時,我發現他對電氣完全外行,責問他,他最後承認自己其實是湖南人,是警總松山區的負責人,奉命來查探我是否還有隱情未供出來。
 

當時在軍法處看守所,所有被判過刑的人都調到洗衣場工作。當「外役」總比拘禁在押房自由些,我像其他人一樣提出申請,但幾次都遭拒絕,理由是「奉命不准」。這些讓我懷疑,雖然逃過死刑,當局是否還會有什麼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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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內戰在兩岸(邱士杰)

陳明忠先生與倪慧如女士正在看四十年代末期省工委的組織架構圖

陳明忠先生與倪慧如女士正在看四十年代末期省工委的組織架構圖

沒有任何客套寒暄──倪慧如老師一進門,便緊緊握住了陳明忠先生的手。


這是久違的握手,也是歷史的重遇──一個以西班牙內戰和兩岸近現代史為雙重線索的重遇。
十年前,作家陳映真主辦的人間出版社,出版了倪慧如、鄒寧遠二位旅美科學家共同撰寫的《橄欖桂冠的召喚:參加西班牙內戰的中國人》一書。為了偶然在西班牙內戰史料之中發現的、疑似為中國戰士的姓名拼音,兩位作者憑著一股難以想像的熱情、毅力,甚至幸運,走遍世界各地。通過無數的口述與資料徵集,竟然發現戰雲密布的1930年代,有百名中國志願軍為打倒法西斯而在西班牙戰場上活躍著。 繼續閱讀

【第53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八)

刑求逼供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台灣政壇老兵郭雨新〉在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刊出,
把國民黨作票的很多細節都寫了出來,引起一陣轟動。

編按: 《兩岸犇報》52期(七月)〈傳記版〉內文標題應為「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七):第二次被捕」,誤植為「陳明忠回憶錄(八)」,特此更正致歉,並請讀者留意。

第一階段的逼供

「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這是警總副司令交待的。當然,他們要的是他們想要的口供,這種口供我不會給,所以接下來的就是一連串的刑求,「生不如死」。
第一階段六天五夜。他們四個小時換一組人,不斷的疲勞式審問,他們換人,我卻不能休息,連續審問了六天五夜。他們要我承認這個,承認那個,我什麼都否認。他們罵,「黃妮娜都講了些什麼什麼,你還不承認!」他們不斷的罵,這樣我就知道黃麗娜到底講了些什麼。問案的人越急,就越露出了他們的底牌。這樣一輪審問下來,我差不多就瞭解了他們掌握了什麼。我已經有過一次被審和坐牢的經驗,知道如何對付他們。

這種疲勞轟炸式的審問,電燈一直照著眼睛,不給睡覺,普通人三天三夜就完蛋了。我體質好,能忍耐,問案的人還問我:你練了什麼武功?還有一點很重要,你的回答不能前後矛盾,只要被抓到,他們就死扣住不放,所以腦筋要非常清楚。我那時四十七歲,身體還可以,撐得住。

他們還鬧了一個笑話。我五O年代第一次入獄時,並沒有承認加入共產黨。我只承認加入「社會革命黨」,事實上這是我被刑求時胡亂揑造的,根本沒這個黨。保安司令部怎查都查不到這個黨,最後胡里糊塗的定罪,歸入叛亂雜案,說我參加的「台灣民主聯軍」(即二七部隊)就是叛亂組織。這是二二八事件的事,國民黨已經表示既往不究,怎麼能說是叛亂組織!所以問案人員一查我的資料,也覺得莫名其妙,還問我1950年為什麼被抓。我說你們抓的啊。他們說,不是我們,那是保安部抓的。這是睜眼說瞎話!保安司令部根本就是警備總部的前身,怎麼會沒關係。

他們問案的一個重點,是香港的《七十年代》雜誌上當年刊出的一篇文章,〈台灣政壇老兵郭雨新〉,署名戴乃民。六十八歲的郭雨新競選立委,竟然落選了。這篇文章把國民黨作票的很多細節都寫了出來,包括許多村子開票時國民黨怎麼破壞,怎麼弄出廢票,最後廢票竟然有八萬張!天下哪有這種事!這就是台灣「民主政治的真相」。這篇文章後面還有一篇,是講顏明聖的,在同一次選舉中顏明聖在高雄地區競選立法委員,選舉結束後他被抓了,判了十二年。這兩篇文章,尤其是講郭雨新的那一篇在《七十年代》上發表後非常轟動,影響很大,因為他有憑有據的戳穿了國民黨的民主假相。這一期雜誌回流台灣後,黨外的士氣跟著高漲起來。國民黨很緊張,很生氣,警總懷疑文章是陳映真寫的,拿這個問我。

我說我不認識陳映真。我被捕前已經把電話簿撕成一片一片,用抽水馬桶沖掉,但我留下一本舊的,裡面沒有陳映真的名字,所以我可以說我根本不認識陳映真。後來「美麗島事件」中王拓被捕,刑求他時也問這個事情。王拓根本不知道啊。這件事只有我和陳映真知道。資料是蘇慶黎從當時是郭雨新秘書的陳菊那兒拿到的,我讓陳映真寫出來,交給朋友帶到香港,由《七十年代》刊登。這應該是陳映真第一篇報告文學,比〈當紅星在七古林沉沒〉早。這件事到現在都沒有公開出來。陳映真在這篇文章中故意改變了文章的風格,不過警總還是懷疑到他。

後來我聽說,在我被捕後的當天早上,陳映真聽到消息了。他穿著睡衣在街上亂走,半個小時後才冷靜下來。因為除了文章之外,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時候,《台灣政論》開始排斥左派,不刊登我們的文章(不過,他們出到第五期後也被停刊了),我們就想自己來辦雜誌。那時蘇慶黎的前夫,一個精神科醫師,他辦了一個《夏潮》雜誌,出了三期,不想辦了,我們決定把它買下來。當時還是戒嚴時代,申請辦雜誌很困難,買別人的雜誌比較快。陳映真和蘇慶黎找我商量,人和文章都聚起來了,但沒有錢,需要六十萬準備金。我說好,我來想辦法。我沒錢,但朋友有,我就找出獄的老同學籌錢。7月3日晚上十一點左右,我把第一筆錢交給陳映真,7月4日我就被捕了。夏潮的人很緊張,陳映真都準備著被捕了。關鍵是我的舊電話簿裡沒有陳映真,我不承認認識陳映真,我挺住了,他們沒法查下去,這樣,陳映真和蘇慶黎都沒有被牽進來。

有一天來了一個人,對我說:第三組的人不是你的對手,我可不一樣。(後來電視上說,保安處第三組張偉英,「用科學的方法破了陳明忠案」,成了國軍英雄,簡直胡說八道。)他說,你那本電話簿是舊的,應該還有本新的。我說沒有新的,就只有這一本。他說,你有一個朋友叫陳玉璽,你有他的地址,但卻是舊的,你應該還有一本新電話簿,記了他的新地址。我回答說:他以前住在三重,後來搬到民生社區,我知道,但你們經常跟蹤他,他覺得麻煩,所以新的電話、位址都沒有給我,有事情他會來找我,他不要我找他。我的回答合情合理,他無可奈何。

我一邊應付他,一邊想,這個人到底是誰啊?確實厲害。我突然想到一個人,平常大家提到警備總部的這個人,都說他是專門負責對付高級知識份子的,常請他們「喝咖啡」,我想可能是他。他對付不了我,要走了,我就問:你是不是陳盡忠先生?他吃了一驚,連說「不是不是」,就趕緊跑掉了。

當天晚上,他帶了三瓶酒和菜來押房,說:沒錯,我就是陳盡忠啦,你怎麼知道我?我說:你大名鼎鼎啊!他跟我喝酒,想要把我灌醉,想讓我酒後吐真話。我被捕前在東大做副廠長兼技術部主任(東大食品公司,生產「乖乖」食品,相當有名的大公司。現在的「旺旺」,那時是很小的小朋友),常常應酬。老闆糖尿病,不能喝酒,我就替他喝,我酒量好,台灣人叫「酒桶」那種。日本人喜歡去酒家,所以台北那些大酒家,我差不多都帶去過。三瓶酒喝完了,我一點問題沒有。他想灌我,哪有那麼簡單。

我和黨外來往,警總的人也找不到任何證據。我和黃順興、康寧祥等人來往,知道他們出門時,警總的人會跟蹤,所以約好了餐廳,我都是提前一個小時在裡面等,聚完餐後,他們都走了很久,我才離開,所以警總的人根本找不到我跟他們來往的任何痕跡。

以上所說的這些,他們抓不到證據,問不出口供,就想盡辦法刑求,那真是痛若無比啊!

三輪刑求

第二階段,五天五夜的刑求。他們一邊問,一邊刑求,不讓睡覺,給吃東西。但我吃不下,開水喝得比較多。也給香煙。醫官在旁邊,看看差不多就量血壓,不行就告訴刑求的人休息一下。我就能睡一會。

八個人刑求我一個,有時候幾種刑一起來。有的按手,用小棒夾手指、腳趾後加力,兩個人用長棍子在兩條腿上加力,有的通電,再一個人拿著汽油,等電通了,嘴巴張開了,就倒汽油下去……

坐老虎凳,弄得我整條腿都完蛋了。磚頭再壓下去,眼前會發黑昏倒,兩三個星期不能走路,也不能爬。上廁所,只好用背靠地走路,用手向後劃,關節痛得不得了。現在我的膝蓋這樣差,就是當年坐老虎凳的結果。

運來兩塊大冰塊,讓我光著身子躺在上邊,旁邊吹著電風扇,這麼審問。刑求的人說,一個冰塊80元,兩個花了160元。「你看我們對你多好。」皮膚、肌肉冰一段時間就會麻痹失去知覺,倒不覺得痛苦了,但同時夾手指,把牙籤插入指甲和指甲肉中間時,痛得小便都失禁。這樣冰了九個小時,按理會凍傷,但因為夾手指太痛,身體一直亂動,反而沒有凍傷。

灌辣椒水,辣椒水通過喉嚨後,也就不怎麼覺得嗆了,只是會流眼淚。但灌汽油就太難受了,我儘量吐出來,但還是會吞下一部分,兩三個月內都還會感覺到體內的汽油惡臭味。而且很奇怪,會放屁,白天能控制,晚上睡覺的時候,砰一聲,自己也被嚇醒;同房有人跳起來,說,什麼聲音啊?

把電線綁在腳趾上,然後通電。鋼絲捆成一捆,打背和腿,太痛了,比棍子不知道痛多少倍。打過後一個禮拜,身體都不能動,動一下,全身都會痛。醫官想要擦藥,因為面積太大了,沒辦法擦。背上、腿全都黑了。

我的脊椎給打到錯位,所以後來神經會麻木,走路跨台階時會摔倒,拿杯子會掉下來。或者拿東西以為拿到了,其實沒拿到,神經指揮和肌肉活動之間有落差。我早就知道會麻木,只是現在越來越嚴重了。

按照第一次坐牢的經驗,我知道有些罪狀只要一承認就免不了一死。當然不承認也還是99%會死,但還有1%的機會可以活。因此無論如何都得挺下去,更何況挺不下去就會牽連很多人。

在最痛苦的時候,我也想:算了,太痛苦了,想要我承認什麼就承認什麼吧。剛好這個時候,碰到刑求的一個空檔,前一批問案的人要輪換,他們先走了,而後一批人還沒來,我一下就睡著了。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和一個劍道高手對決,他如果一劍劈下來,我根本躲不及,我忽然就想通了,我不躲,就直接朝他身上刺下去,同歸於盡不就好了。我想到一首日本和歌(短歌),「身を捨ててこそ浮ぶ瀨もあれ」,翻譯成中文,大約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意思。痛到極致也就是死了,最多就是死,很簡單,但是很重要,我終於想開了。

我終於體認到,被刑求的時候,精神力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只要精神沒有崩潰,肉體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受得住的。而且,只要認為「我不過是生錯了時代才會遭遇到這樣的痛苦,但我並沒有走錯路。」精神就不會崩潰了。做了這個夢以後,我的精神堅定了,以後的刑求,痛還是痛,但不會動搖了。這樣又經歷了第三階段五天五夜,第四階段五天五夜的另兩輪刑求。肉體上儘管痛苦不堪,但因為精神得到「解脫」,反而忍受得了。有時候刑求結束,我還唱歌,他們還以為我瘋掉了。

刑求的最後一晚,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心臟超過負荷,每分鐘的跳動超過兩百次,跳跳跳,我連話都講不出來。恍惚中好像知道,醫生把一個人叫出去,跟他講,不能再用刑了,他會死掉。醫生是個四十多歲的外省人,大刑求的時候就會來,比如老虎凳,夾手指的時候。隔一天再來查,醫官說,心跳沒好,還是不行(不能刑求)。他叫我不能動,我躺著稍微活動一下胳膊,他再來看心跳,就說:你怎麼又動了!

有一次在刑求的時候,我說,我認識一個國際特赦組織的人。他們問我是誰,我說了名字,是日本大阪大學經濟系主任「川久保公夫」教授,是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會的副理事長。1976年6月來過台灣,也見過我。他們一查,這個人果然來過台灣。我猜測,如果把我刑求致死,國際特赦組織追究起來有點麻煩,他們就停止了刑求。那個中將說的「就算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我終於沒進棺材。後來那個中將還來看我一次,他走進來,後面跟著一個校官(就是所謂「用科學的方法破了陳明忠案」而後來成為國軍英雄的張偉英上校),幫他拿著茶杯,蠻威風的,我看著他,我什麼話都沒講。

這樣刑求整整三個月,後來我的照片被貼在國父紀念館那邊展覽,大概是破獲匪諜案之類的展覽,那照片,聽說看起來真像土匪一樣,三個月都沒有洗臉刮鬍子洗澡。這是我出獄以後看過展覽的朋友告訴我的。(有人告訴我,陳映真和他太太也去看了這個展覽,陳映真突然走到一個角落去,陳太太跑過去,一看,陳映真正在擦眼淚。陳太太說,你怎麼搞的,陳映真回答,那邊有陳桑的照片。)

問案的人事後對我說:「我們刑求分四個階段。一般在第一階段,大部分的人都會承認罪狀。到了第二階段,剩下的那些不肯承認的人,連叫他承認說「偷古井」(台語諺語),他也會承認。所以第三、第四階段的刑求,我們從來沒有機會用過,你是警總有史以來頭一個通過四個階段刑求還不肯認罪的人,你練過什麼武功?」

刑求者的無知和我的錯誤

在刑求的過程之中,發生兩件小事,可以看出這些刑求者的無知。有一次,他們把很多煙拆散,把一大堆煙絲攪在一碗水中,要我喝下去。我跟他們說,你們是不是要我死,喝下去是會死人的,他們才不敢逼我喝。還有一次更荒唐,他們說準備了一澡盆的水銀,要我躺進去。我說,水銀的比重很高,人躺下去會浮起來,你們連這個都不知道。我嘲笑他們,他們很生氣,但無可奈何。

我覺得這些人就只知道用刑,完全不會動腦筋,如果他們都像陳盡忠那麼仔細,也許就會抓到我講話的前後矛盾之處。不過,我到底還是犯了一次錯,讓他們抓到把柄,但沒想到這一次錯誤反而救了我一命。

警總逼不出我和共產黨及黨外「勾結」的口供,他們沒有其他的線索,只能從我家裡搜出來的「禁書」和錄音帶下手。最後定案時,也只有這些東西成了「證據」。
有一本日本書,他們問哪裡來的?我說,一個從日本來的人給的,叫戶部某某,給我的。住在什麼地方?我說國賓飯店。他們去查,沒有這個人住宿的紀錄,回來質問我,我就說,他跟我說他叫某某,我又不能問他說的是不是真名啊。

還有一本書,美國幾個有名的華裔學者去大陸訪問,寫出感想,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出版社出版的,台中郭明哲、蔡伯耀兩個坐過牢的朋友影印了上百本後,給好多人看。看書的人被警總查到,調去問,都說書是我給他們看的。審訊時就問我,書從哪裡印的,我說在師大門口哪個地方印的,四塊錢一張。當他們要帶我去找那家影印店時,我就說是我亂講的,你們刑求,我只好亂說。他們又問,那書到底哪裡來的?我就說,師大一個叫Goodman的留學生幫我去印的。一查,師大確有這個人,但回美國去了。其實我也知道他已經回去了,才說是他。他是師大的留學生,我住和平東路,公車上常常遇到,開始談話,後來我去過他住的地方,發現他關心中南美的問題,知道他是左派,我曾經拜託他在香港買《七十年代》。我這樣烏龍過去,他們終究查不出來。他們說,怎麼你講來講去都是外國人?他們對我無可奈何。(出獄後,蔡伯耀的太太和孩子來我家,謝謝我沒有講出他爸爸。)

從我家裡還搜出來一卷錄音帶,是顏明聖在高雄的演講。他們問:你怎麼會有這個?你跟黨外有什麼關係?我如果說「撿到的」就好了。我自作聰明,編了一套話:我媽媽病了,從台北回岡山看她,媽媽好了,我坐火車回台北,到高雄轉車,因晚上才有臥鋪(台北到高雄,那時要八個小時),還有時間,我就到火車站前面的廣場聽演講,順手就錄起來了。沒想到過不了幾天,他們從高雄找來兩三箱資料,裡面有這個演講的錄音帶。他們問我,錄音帶是不是一樣?我說一樣。他們就說,你說是在火車站前錄的,明明是在什麼什麼廟前講的!這下子被抓到了,整個審訊過程,我就犯了這個錯。

【第53期】毒蘋果札記 2013.08

施善繼

二○一三、六、十五、《橙紅的早星》——閱讀趙剛新書的斷想

橙紅的早星這個詞語,是陳映真1959年第一個短篇,《麵攤》裡反復出現的點染意象,趙剛將之挪來用於他第二本對陳映真小說創作的專題研究,取為書名蘊含承襲賡續。
 
    趙剛以他的盡可能符合史實的學術演繹,傳揚他對於陳映真小說世界裡親炙的理解,引領讀者追認那個逐漸被遺忘的年代,從而碎步接上,並溶入歷史的現在進行式,不做局外觀僅僅欣賞陳映真的小說藝術。

    趙剛的第一本陳映真文學研究《求索》2011年秋出版,至今不過相隔兩年半,他那一頭早生的華髮,非因陳映真而案牘勞形愈益燦白,火樹銀花煞是好看。《求索》典出屈原《離騷》,魯迅先生亦曾引用它作為《徬徨》的題詞,趙剛而陳映真而魯迅而屈原,求索逾兩千餘年而求索未盡,無始無終。
    

   《橙紅的早星》出版,進而穩固確立趙剛當係台灣的「陳映真專家」,這麼好的一家,目下暫時不需要費勁徒勞再去尋找別店他家,幫忙著探知陳映真小說的暗語或隱喻。陳映真活過老K轉進來台的肅殺歲月,白色恐怖迷茫頹然,終於把人們推入如今體面的喧囂,而昔日窺視的思想特務偵緝有所謂的「陳映真博士」,也尚未將它們冗長的匯報彙編解密。《橙紅的早星》一書(連同《求索》),正等待著與解密的疊高材料進行相互應證的交叉核對與翔實比較。
    

    陳映真在創作歷程《後街》一文第8節這樣敘述:

「從二十幾歲開始寫作以迄於今,他的思想與創作,從來都處在
被禁止、被歧視和鎮壓的地位。┈┈┈。在這新的情勢中,和他
二十幾歲的時代一樣,他的思維和創作,在一定意義上,一直是
被支配的意識形態霸權專政的對象。」

    專政何義?即統治階級對敵對階級和敵對分子所實行的強力統治。陳映真真幸,居然被老K團伙相中,成為了專政的對象。這也就是為什麽不妨接受「意欲強烈的邀約」,趙剛在《代序:為什麽要讀陳映真?》裡誠摯的寫著。通過趙剛的帶領,遲到無關緊要,漆黑的放映廳裡,趙剛手電筒的亮光,將領走閱眾入座。通過趙剛必然會有收穫,專政實態的領會以及琢磨,以及明晰閱眾自身是否專政一方的共謀。
    
    趙剛對於陳映真的專題研究,為讀者界帶來了甘霖,適時的滋潤與韻緻的芳美,毫不誇張的說它是一場覆蓋面寛廣的及時之雨,只要開卷必有效益,只要開卷趙剛之雨便會顯出它的溫濡。儘管趙剛也建議讀陳映真的原著,但許多歷史的迷障與知識的徬徨,趙剛不憚於孜孜不倦的梳理,若果讀陳映真的原著已然「很享受」了,那麼願意再參照趙剛的輔佐,「享受」的狀態將會飛躍,而不僅僅隅限於數學範疇裡幾何級數的方程式。
    

    在一般的印象中,或書面對陳映真簡短文字的紹介,大約如是註記「為當代最被議論的小說家之一」,小說家而被議論非始於今日,陳映真的小說之被議論肯定是一樁美事,議論什麽?只議陳映真小說的方法論?哪有這麼單純,又不是在吃泡麵,況泡麵具備種種吃法滋滋味味請勞自已動手,黃金時刻請勞翻動趙剛這本《橙紅的早星》讓他為你從旁幫忙閱讀陳映真的小說。
    

    多年前,陳映真留給我一句箴言,「沒有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意識形態。」。誠然,他的小說最被在乎,最被斤斤計較,甚至詬病者,都肇因於他的意識形態。可如果反問,對他進行專政的團夥,難道沒有意識形態?肯定有,要害在專政者的意識形態唯我獨尊,從之者眾,專政者的意識形態曠日持久,遂瀰漫成了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
    

    橙紅的早星,出現在22歲青年陳映真的第一篇小說,五十年歷歷,早星依然橙紅。2013年春末,趙剛出版《橙紅的早星》,人們相信未來的早星依然橙紅。

二○一三‧七‧十四、海鰻魚乾

    C君歷次持贈的海鰻魚乾(圖一),俱係原鄉馬祖他親朋的私房勞作成品,如今海上的直接撈獲愈益稀少,原生魚鮮頗難在食桌上伸展曼妙,箸筷之間只得補餘風捉剩影,舌尖味蕾的滋美褪淨,生呷無夠哪有乾可晒?
    
    鴨槽無隔暝蚯蚓,非也。C君拎來一尾一米多長的海鰻魚乾,這類式樣的海洋乾貨普通商市並無販售,多少功夫才能完成此項勞作,C君笑而不語,馬祖海風的吹拂與馬祖陽光的照耀,沒有鍘刀睜眼束手,卻用不上庖丁解牛百分之一的技藝,老伴幾下子便把海鰻魚乾處理得妥妥當當,擺進冰箱冷凍抽屜,我家鴨槽藏有分裝的海鰻魚乾,靜待老伴興起動念將它們分別烹調。
    

    上世紀六○年代中期,我服役馬祖北竿,那一段時日,吃下肚腹的黃魚、白鯧、油帶以及其他種種,確定無疑比之服役前與退伍後截止目前,吃到的魚尾總和不知要超過幾倍之數。那時充員兵中,不乏有對於海鮮腥味獨具周詳思慮配備萬全的靈犀之士,於是「哇莎比」從囊兜裏掏了出來,沾搭上鮮嫩的馬祖白鯧,暗暗滿足了冷戰莫名對峙,海峽此岸守衛壯丁口腹真實而具體的歡暢。
    

    鮮魚之多,令喜腥者目不暇接。馬祖產婦慣以麵線煮帶魚進餐,食補雙全,魚鮮對哺乳的媽媽尤佳。若要偶解豬肉之饞,便必須下山去唐歧一條街採買,唐歧街長不過十來戶店家,馬祖人一斤以13兩計算,連骨帶肉秤重交易順當入境隨俗。彼時馬祖缺乏淡水,我單位的廚房適巧安置在一處岩壁洞內,岩間裂縫的水滴宛若珍珠,貴重而且吝嗇,三餐無虞,洗浴滌濯自己想法子尋覓水源,個人衛生乃無干部隊的私事。
    

    活魚吃不盡,新鮮稍縱即逝,黃魚、鯧魚、帶魚,兩面不對稱劃刀抹鹽,一條一條掛晾了起來,懸在馬祖北竿光禿禿坡道上的天空迎風,讓戰地閒來無事的太陽炙烤。我那個守備單位的伙夫,年過半百的老廣,總以粵式手藝滿足圍桌同袍的胃納,他擅烹生猛,餁煮各式魚乾往往出人意表,他除了無法為食客端上油光滿面的燒烤,天天美饌餐餐佳餚。
    

    喟嘆今不如昔何益,往日游經馬祖海域鮮活的群魚,僅剩記憶裏片鱗的殘餘。那些吹拂過繩吊上,掛滿魚群等待乾燥的風,也不知它們逕行的去向。
    

    C君轉述謠傳,他的原鄉彷彿將要闢造為一座巨大的賭場,謠傳來日成真,海鰻魚乾終於絕響。

二○一三‧五‧廿五、「美國夢」與談筆記之二

    1960年代,我住在三重市三和路底的明德街上,鄰居嘉義人賣菜小販的兒子唸淡江的吳姓學生,搞了一個讀書會,我去了一兩次,已經忘了讀些什麼討論些什麼,他們的會裡,有一位許席圖,唸政大政治系,好像是他們學校代聯會主席,後來聽陳映真說那是”統中會”的案子,陳映真出獄時許的精神狀態已完全崩潰,他看著陳映真走出牢房,趴在鐵窗上慼慼哀求,”一齊帶我回去吧,班長”。
   
    而我一心一意只想要寫詩,也沒有掂掂自己到底多少斤兩,當然拿起筆就寫,怎麼寫,絞盡腦汁模仿當時正在高潮點上,紅紅火火台灣現代派詩人的寫法。我的第一首詩,發表在1964年8月號的《野風》雜誌上,寫青年時期的情思,如今年老了,重讀,真也不知道如何真確的把握。接著寫的詩,發表在《文星》雜誌,當時1965年《文星》給一首詩的稿費80元,非常之高。《文星》的性質大家都很清楚。接著發表在《現代文學》季刊26期上,這期的封面龍思良先生設計(圖二,局部)的,龍先生去年剛過世,這一期沒有陳映真的作品,但龍先生還是把“陳映真”三個字弄上封面。陳映真從1963年9月《現代文學》18期上發表《文書》起,至1965年7月25期止,總共在《現文》上發表了6篇小說。再往後陸陸續續發表在幾個重鎮詩刊上,也前前後後認識了某某詩人。而我居然無視陳映真的兩篇文章《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這兩篇文章語重心長,破釜沉舟,今日讀來力道猶勁,也仍然具有一定批判現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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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七)

第二次被捕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陳逸松投奔大陸
 

1974年,公司(東大製藥廠「乖乖」部門)派我去日本買機器。以前都是老闆自己去買,但他不懂機器,總被日本人騙,買回來的都不能用,還要加以改造,所以這一次讓我去買。因為我有政治犯記錄,不准出境,公司給警備總部管出入境的人塞了5萬塊紅包,我才可以出境。

到了日本,因為是買機器,日本公司對我也招待得很好。一般出差到日本,每天給20元美金的費用,但我們公司卻給我一天50元美金。我住到新橋旅館後,董事長恰好在東京,他把我的旅館費用也都付了,50元美金我可以隨自己的意思花用,我拿這個錢搞自己的活動。
 

當時台灣不承認有政治犯,我帶了警備總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的臺灣政治犯的名單,準備交給了日本特赦組織的代表,女作家川田泰代。我和川田約在明治神社見面,說好她穿紅衣服。我坐計程車去神社,路上看著計程車上的跳錶,錶每跳一下,我的心也跟著跳,這麼貴啊!當時是一元台幣兌七元日幣。
 

通過國際特赦組織,我還見到了著名經濟學者劉進慶。劉進慶告訴我策反陳逸松的經過。那時日本一些左翼親中國的人士,說服陳逸松轉向大陸,陳就托劉進慶跟大陸通氣。陳逸松年輕時曾經是左派,是參加過「赤色救援會」的律師。197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特別是尼克森訪問大陸,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安理會」以及中日建交,對臺灣刺激很大。像他這種日據時代的老一輩,對形勢的變化非常敏感,他們看過太平洋戰爭,看過中美對抗,認為中國正在強大起來,因此想要向左轉。這種左,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左,日據時代的老一輩是有這種心情的。
 

據說,陳逸松去大陸前偷偷的對余登發講,我們應該向左轉了。陳逸松有一陣子偏向台獨,雖然他現在想去大陸,大陸卻不讓他去。陳逸松寫了一個聲明,托劉進慶帶過去:宣告從此放棄台獨立場,為社會主義祖國獻身。另外還寫了一個報告,說明臺灣黨外的狀況如何,並指出有哪些人是統派(如黃順興、許乃昌、彭德等等)。陳逸松把聲明和報告交給劉進慶,託劉進慶轉給大陸。後來大陸就同意陳逸松過去,這件事在台灣非常轟動。
 

當時的內政部長林金生,是國民黨重用的臺灣人。國民黨曾經派他去日本,讓他策反台獨派的邱永漢。邱永漢二二八後逃到日本,寫小說,在日本有名氣。他搞台獨的資金一部分來自林獻堂。在日本的第一代台獨派,很多是皇民化的臺灣人,例如廖文毅。在美國佔領日本期間,他們靠走私糖和香蕉作為台獨經費,美國故意不管。後來美國結束佔領,不能再走私了,日本的台獨派沒有經費來源,開始沒落,廖文毅才回臺灣投降。王育德是第二代台獨的代表,由於是地主身份,對臺灣土地改革的怨恨,才變成台獨。邱永漢和王育德是東京帝大同學,但邱永漢寫了部小說,把王育德的情況和一些台獨內部問題都寫出來了,兩人就反目,幹起來了。後來邱永漢也回臺灣了,林金生算是立了功(非常有趣的是,1970年代一些出獄的老同學向「三省堂書局」買一些日本左翼的書到處散發。向該書店買書的人中,就有林金生)。
 

陳逸松本來也是國民黨派去日本策反台獨派的,結果利用這個機會跑到大陸去了。
 

策反黃順興
 

我和劉進慶就這麼談了兩三天,很愉快,我們思想見解都很一致。他突然衝口而出,說,嘿!現在來策反黃順興吧。這樣,我就踏入了第二次被捕的鬼門關。
 

黃順興曾經當過台東縣長,是黨外第一個當選的縣長。最不可想像的是,他居然能在國民黨完全掌控鐵票的原住民地區選上縣長,在當時真夠轟動。他在台東的民間基礎打得很好。他沒有連任成功,被國民黨刻意破壞掉。選舉期間,他只有一部可以活動的車子,選舉活動的第一天早上,發現司機不見了,被抓走了。選舉開票時,國民黨把他選區的原住民請去喝酒,第二天這些人來跟他說對不起:不好意思呀,昨天喝醉了,投給別人了。
 

他知道我,還是因為我爸爸,那時我還在牢裡。他做台東縣長,我爸爸在台東縣政府農林局。我弟弟結婚時,他來參加喜宴。他問我爸爸,這個兒子是大的還是小的?我爸爸說,是小的。黃順興問,大的呢?我爸爸回答,給政府養啦。黃順興聽說了我坐牢的情況,就大感興趣。後來我出獄了,他就來找我。
 

在臺北我們常一起聚談。他會打電話給我說:我這裡有好酒,可是沒有菜,叫我買鴨翅膀,過去喝酒聊天。他選舉時,我們好多老同學捐錢給他。他跟我說,你的朋友拿錢來,這個說是陳明忠的朋友,那個也這麼說,哦,你有好多朋友啊。
 

當時整個形勢鬆動,民心思變,黨外運動興盛起來,台獨派在美國支持下勢力越來越大,但左派的意識也重新復活。左派本來被白色恐怖清洗掉了,由於海外保釣的影響,年輕一代開始左傾,想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和中國大陸,五十年代的老政治犯也和年輕一代的左派通過各種方式接上了頭。在這一點上,我跟陳映真的認識是最關鍵的,這件事有點巧合,值得講一下。
 

我和太太結婚後,有次跟她去她娘家宜蘭的羅東鎮,遇到日據時代老台共王萬得的太太。她在市場裡擺攤子,旁邊放個收音機,聲音開得大大的,一聽就知道是大陸廣播,文革剛開始時期的廣播,很高昂的,還唱歌。我嚇了一跳,我也聽,可是我是偷聽的。我就問,你怎麼敢這樣?她說,我們一家都家破人亡了,要殺要剮隨便他了。
 

原來二二八時,王萬得叫造紙廠的人組織起來,保衛工廠不被破壞,他說,工廠是人民的。後來他被通緝,跑到大陸去了。1952年,國民黨捏造王萬得弄了一個共產黨組織,在羅東抓了50多個人,許多是王萬得太太娘家的人(包括她本身)。後來槍斃七個,裡面就有三個是她娘家的人。她無法跟娘家交代啊!已經這樣了,她死都無所謂,什麼都不怕了。我說,勇敢是勇敢,但還是會惹麻煩啊。她說,隨便他啦。
 

她有一個孩子,還有一個養子。養子的親生父母也是老台共,跑到美國去了。這個養子王玉江後來也被抓,據說是台獨。王萬得太太很生氣,罵他是混蛋,爸爸是共產黨,他竟然是台獨份子。她不理他,他寫信來也不回。我覺得有點奇怪,回來一查,發現不是台獨案,是陳映真案,是左的。就讓我太太想辦法告訴她,王萬得太太說,是不是騙我啊?她非常高興。(王萬得後來死在大陸。他和謝雪紅是對立的,彼此之間矛盾很深。)因為這樣,我知道了陳映真案,也知道陳映真這個人。
 

陳映真1968年坐牢,1975年出來,在牢裡,他認識了林書揚等老政治犯,非常尊敬他們,《趙南棟》這篇小說寫的就是這些人。我後來也知道了陳映真案,開始讀他的小說的。一看就覺得很不一樣,他的小說有思想。後來我們認識了,很談得來。我要蘇慶黎從陳菊那裡拿到資料,讓他寫了一篇郭雨新選舉、國民黨如何作弊的文章,偷偷送到香港《七十年代》發表。他和蘇慶黎他們想辦雜誌《夏潮》,來找我商議,《夏潮》聚集的知識份子基本是左翼的,也有黨外的。
 

所以,當時的形勢讓我們過於樂觀,覺得策反黃順興的計畫看起來會很順利。我們太單純了,沒有想到,黃順興另有打算。他沒有讓我們知道,就讓女兒黃妮娜經過日本到大陸去。他寫了封信帶給周恩來,寫什麼我們不知道。
 

黃妮娜到了大陸,先由全國台聯會長林麗蕴接待。林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日文翻譯,田中首相去中國,就是她做翻譯的。接著又安排黃妮娜去見楊斯德(大陸前總政聯絡部長)。白天陪她參觀的人,晚上會打電話給楊報告。我的案子判決後,臺灣報紙報導說,黃妮娜說林麗蘊讓她回來搞革命。林麗蘊父親的一個好朋友就責備林,怎麼跟小孩子說這個。林說:我只是請她吃頓飯,並沒有講讓她搞革命。
 

黃妮娜的媽媽講,黃妮娜從大陸回來,變化很大,原來是個很愛漂亮的小姐,現在什麼都不講究了。黃妮娜回來,也找過我,說,楊斯德問她,誰影響了她,黃妮娜說,陳明忠。楊斯德就說,你回台灣以後,把大陸的情況告訴陳明忠。
 

我一聽到黃妮娜這樣講,就知道會有危險。如果她被捕,一定會把我講出來,我必需趕緊做準備。黃順興是當時黨外大頭,國民黨對他不敢怎麼樣,絕對不敢抓他,但我就危險了。我趕緊把那台發揮很大作用的影印機拆掉,偷偷丟到淡水河裡。那些「非法書」,我找在中國新藥廠時提拔的一個女工,藏到她家裡。
 

果然黃妮娜從日本到大陸時,就被臺灣的情治單位盯上了。回來沒多久,就被捕了。她7月1日被捕,她家人沒有立刻通知我。2日晚上,他們才通過朋友告訴我,我想馬上買機票去日本,但算了一算,知道來不及了。她這麼一個女孩子,刑求絕對熬不過三天。果然,7月4日我就被捕了。
 

我參加黨外運動,國民黨那邊本來完全不知道,但黃妮娜都講了出來。根據黃妮娜的口供,國民黨發現陳明忠大有問題,長期以來偷偷和黨外有來往,還想策反黃順興,這還得了。竟然搞了那麼多年,而我們一點都不知道,這個人一定要給他死刑。
後來我才知道,這裡面還另有因緣。原來蔣經國最信任的部下賈亦斌在國共內戰快結束時,就是被楊斯德策反的。黃妮娜的口供送到蔣經國處,蔣經國一看楊斯德的名字,當然認為我的案子極為嚴重,非常重視,我的死刑無論如何是逃不掉的。

我被捕了
 

1976年7月4日早上六點,警備總部的六部汽車包圍我在和平東路的住家,來人拿出來一張條子,寫的是「約談」。隨後我被帶到博愛路的保安處,包括一個中將、兩個少將在內的十幾個軍官在等我。那個房間,後來才知道,叫「一號問案室」,很大,有廁所,接下來我的審訊、刑求和睡覺,都在這裡了。

後來我探聽知道,那個中將是警總副司令阮成章,以後當了調查局局長。他只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上面有命令,不管用什麼手段,一定要口供;第二句是,就算人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說完他們就走了。一個問案人員(他們自稱「參謀」),要我在手錶、現金的保管條上簽名。因為第一次坐牢的經驗,我很瞭解軍法的「行情」,所以,看到那保管條上的編號「民國六十五年度特字〇〇一號」,我心想,糟了。第二天問案的人又說:「你房子的名義所有人是你兩個女兒,你是不是買房子時就已經準備好再坐牢了?」我想,我才剛被捕,警總就已經調查了我的財產。依當時為政治犯定罪的《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的規定,「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執行者」的唯一刑期是「死刑」,而且還要沒收財產。很明顯,他們是無論如何都要置我於死地了。換句話說,他們是決定判我死刑之後才來抓我的了。
 

問案人員說;「像你這樣有『叛亂家庭』背景的人,和黃順興、康寧祥、郭雨新這些黨外人士來往,一定有陰謀。」我和同為政治犯的馮守娥結婚,我就成了「叛亂家庭」的家長。我們是「新生分子」(政治犯在綠島的監獄叫「新生訓練處」,總有叛亂嫌疑。
 

1970年代初國際形勢變化,國民政府失去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合法地位,在島內,黨外又在選舉中興起,國民黨更加害怕。但他又有美國的壓力,美國暗中支持台獨,檯面上要蔣經國實現臺灣民主改革,開放民主黨派。所以蔣經國不能直接對黨外下手,只能設法證明黨外人士後面是共產黨。美國痛恨共產黨,只要牽涉到共產黨,就不管什麼民主人權了,殺台獨份子不可以,殺共產黨他就不管。本來我和黨外的來往,國民黨並沒有掌握什麼情況。黃順興的女兒黃妮娜被抓,變成「汙點證人」,說她去大陸是受了我的影響,說我鼓動他父親黃順興去大陸。這個孩子啊,也不能怪她。她沒有經驗。所以,抓到我,對國民黨來說是個突破口。關鍵是要坐實我是共產黨,這樣,和我有關的一切黨外人士就可以一網打盡,就可以清除黃順興、康寧祥等這一批人,就可以消滅正在興起的黨外運動的威脅,而美國也不能抗議,因為這一切都跟中國共產黨有關。
 

所以他們問案的重點,一是我和共產黨的關係,一是我和黨外的關係,他們要把兩者牽扯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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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50期】為什麼要讀陳映真?

趙剛
 

陳映真的文學願引讀者走向歷史、走向現實、
走向第三世界。圖為1996年5月1日,陳映真
參加在高雄舉辦的五一遊行。(圖 ∕ 李文吉)

自我2009年初,一頭栽進閱讀與寫作陳映真的狀態中,並一發不可收拾以來,已歷三寒暑。2011年,我出了此一主題的第一本書《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
在書的〈自序〉裡,我交代了幾個相關問題,包括,陳映真與我們這一代人的關係、我重讀陳映真的緣由,以及,以一個文學門外漢如我,在磕磕碰碰的閱讀過程中關於閱讀文學文本的一愚之得……。在那裡,我並沒有好好地針對一個重要問題──「為什麼要讀陳映真?」,作出回應。現在,我將要出我關於陳映真文學的第二本書了,我覺得應該要對這一問題作出回應,於是有了這篇「代自序」。至於一般性質的「序言」,也就是介紹這本書的內容以及表達感謝之言,則是表述在「後記」裡。

這篇「代自序」,一方面是向讀者您交代我何以認為陳映真文學是重要的一個自白,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封向公眾提出的意欲強烈的閱讀邀約信。但在寫作之中,我也常不安地轉而思之,這是否竟是那種常招人厭的「己所欲者施於人」。惶恐之餘,也只有建議讀者諸君不妨暫時只把現在這篇序言當作我的一個應是誠懇的自問自答,而設若您恰巧也接受了我對陳映真文學的價值的某些評斷,而希望進一步接觸的話,那麼,您也許應該直接閱讀陳映真作品,自行感受、闡釋與批評。之後,如果還有時間而且也還願意,再將這本書作為閱讀參照之一,且願意匡正我的某些讀法的淺陋與不達,則是我最大的盼望。而如果我的這本對陳映真早期的小說的詮釋之作,竟然替代了原始文本的直接閱讀與全面閱讀,則是這篇序言所不能承受的罪過。
    
直接切入正題。我將從歷史、思想與文學,這三個維度,分別說明為何要讀陳映真。(編按:由於文稿字數因素,本報經作者同意只刊載前兩個部分。)

一、歷史                                                                     

    回顧戰後以來台灣的文學界,陳映真佔據了一個非常重要且獨特的位置。這樣的一個論斷,是因為那無法避免而且也不一定必然負面的「偏好」嗎?答案是否定的。這麼說好了。試問:除了陳映真,還有誰,像他一樣,在這過去半世紀以來,意向明確且執著向前地將文學創作持續不斷地置放於大的歷史脈絡之下,疼痛地碰撞著時代的大問題,不懈地求索文學與歷史之間深刻的內在關係?

    也許,有人會嘟嘟囔囔地說,這不是我要的文學;「陳映真」不是我的菜。很好啊!口味是強加不來的。更何況,沒有哪一部文學作品是非讀不可的,畢竟這世界總是這樣或那樣繼續下去,不曾因這部或那部作品而變呀。但是,如果你給文學一點點機會、一點點重量,把它看做是一種幫助我們得以同情體會各種情境下的人物的境遇心情,從而得以更具體且更豐富地理解歷史中的他者,從而得以給自我理解多開幾扇窗戶,幫助自己評估價值、尋求意義的一種重要手段的話,那麼,或許你應該要注意陳映真的文學,更何況他講的正是和你、和我那麼密切相關的故事;特別是在很多很多個他說過的故事,以及故事裡的人物,已經被我們這個時代所遺忘之時。當歷史正在遺忘,陳映真文學的價值正是在拒絕遺忘。

拒絕遺忘,恰恰是要為當下找出走向未來的出路。因此,拒絕遺忘不是單純地回到過去,緬懷榮耀或是舔舐傷口──那是「遺老」的拒絕遺忘。對陳映真而言,「遺忘」是「歷史終結」這塊銅錢的另一面。拒絕遺忘,正是追問構成我們今日狀況的種種歷史線索。這要求我們打破霸權的記憶工程,讓我們重新理解我們的自我構成,看到自身是如何在歷史中被各種力量所形塑。這樣的自知,不待言,是理論與實踐的一重要前提。理論與實踐不是展開於一個前提自明的普世空白主體之上的。

    
因此,作為這樣的一個歷史的探索者,陳映真透過了他的文學裡的眾多主人公,向我們展現了很多現當代重要歷史階段或事件,從日本殖民統治、二戰及太平洋戰爭、國共內戰、二二八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全球冷戰、白色恐怖、兩岸分斷、反共親美右翼威權政體的鞏固、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深化、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學術與思想的美國化、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與去中國化,到如今持續迷亂整個島嶼的認同撕裂扭曲……。請問,在台灣當代的文學界,乃至思想界與知識界,在這半世紀多以來,持續不斷地直面追問這些從不曾「過去」的事件或過程的人,除了陳映真,還有誰?那麼,陳映真的文學難道不應該成為我們理解自身的一個重要憑藉與參照嗎?
    
上述的那些歷史事件,並非無人就此或就彼進行研究或表達意見,但少有人有陳映真的器識心志,直面它們的源流交錯,進而編織成一種歷史關係,對我們的今日提出一種原則性的看法。放大某一個孤立事件,然後擴而大之,周而廣之,形成一種單一的歷史解釋,並不為陳映真所取。歷史過程總是條縷共織、「多元決定」的。這一對待歷史的特點,我們無論是從陳映真1960年的〈鄉村的教師〉或是2001年的〈忠孝公園〉,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陳映真的文學後頭站著一個思想者陳映真,但這個思想者在歷史面前總是謙遜與怵惕的,他要從歷史中得到某些教訓,而非挾其理論斧鋸,以歷史為意識形態之林場。
    
堅定地把書寫持續定位在歷史與文學的介面上,陳映真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為之掩卷,為之躑躕再三的,就是他透過小說為那大多屬於「後街」的小人物所立的傳。在陳映真目前為止的36篇中短篇小說裡,這些小人物,或憂悒、或決絕、或虛無、或堅信、或樸直、或妄誕……。他們在那些雖是虛構的但卻又無比真實的時空中行走著,時而歷歷在目,時而影影綽綽。此刻飄到我腦際的就有:安那其少年康雄、吃過人肉的志士吳錦翔、紅腰帶骯髒的左翼猶大、浪漫青年藝術家林武治、「存在主義者」胖子老莫、質樸厚實的女工小文、虛空放縱的學者趙公、做著經理夢入瘋的跨國公司小職員林德旺、在幻滅中求死的老婦蔡千惠、在廢頹中生猶若死的美男趙南棟、本性端方的忠貞黨員李清皓、前台籍日本老兵林標、前滿洲國漢奸馬正濤……。這些,對我而言,都是一篇篇傳世的「列傳」,比歷史還真實的歷史。沒有它們,台灣的現當代史所可能具有的歷史記憶將更為粗疏稀薄乾枯,而歷史意識也將注定更同質更空洞,因為我們只能空洞地記著一些大事件的年與一些大人物的名。因此,陳映真文學,其實竟是歷史的救贖,它重新賦予那些被歷史挫敗、傷害並遺忘的「後街」人們以眉目聲音,再現他們的虛矯與真實、脆弱與力量、絕望與希望,讓讀者我們庶幾免於被歷史終結年代的當下感、菁英感與孤獨感所完全綏靖,從而還得以有氣有力面對今日指向未來。

陳映真的小說在認識歷史上是有效且有力的。以我的教學經驗為例,我曾以陳映真小說作為我所任教的大學裡「台灣社會變遷」這門課的唯一閱讀材料,取代了長期因循西方(美國)的「社會變遷」材料,結果學生的反應非常好。他們覺得,閱讀陳映真讓他們得以開始從大歷史的變局與微小個人的運命交關之處,去思索台灣戰後以來的歷史,是一個很啟發的學習經驗──「很有FU!」。又,以我自己這幾年的切身經驗來說,陳映真的確是一個極重要的媒介,透過它,我找到了一些支點、一些契機,去開始提問當今的各種「現狀」(尤其是知識現狀)為何是如此?為何非得如此?它要去哪裡?……。我自己就是透過閱讀陳映真,從西方理論與方法的唯一世界中一步步走出來,開始追問學術與思想之間更歷史性的內在關連。陳映真文學讓我從一種封閉的、自我再生產的西方理論話語中走出,走向歷史、走向現實、走向第三世界。

二、思想                                                                      

因此,在文學與歷史介面中的陳映真文學,其實還有一個第三維度,也就是思想維度。陳映真說過很多次,他之所以寫作,是要解決他思想上所苦惱所痛感的問題。沒有思想而寫,於他,是不可能的;他不曾因繆斯之牽引,而恍惚為文,或為文而文。陳映真的忘年之交,文藝理論前輩與劇作家姚一葦先生,就曾指出他所理解的陳映真是「為人生而藝術的」,「只有在他對現實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為時,才發而為文」。這個「文」,有時是論理文章,有時是小說,但它們其實又只是一體之兩面。姚先生說:「論理是他小說的延伸,小說是他理論的變形。」(注一)。

姚先生的這段話說得非常好。然而,我們也許要稍加註明的一點是:陳映真的文學創作從不是站在一種啟蒙高位,去宣揚某些「理論」、「意識形態」或是「立場」。歸根結底,這是因為他不是因「已知」而寫,而是因困思而寫。擺在一個對照的光譜中,陳映真是一個左派、是一個統派,這都無需爭議也不必爭議,但陳映真文學的意義與價值,並不在於它宣揚了左派或統派的觀點與見解,好比我們所熟知的某一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或藝術的營為作用。陳映真文學後頭的陳映真,其實更是一個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而非深池高城的理論家。但這並非因為陳映真不擅理論或論理,而是因為他並無意於為理論而理論,猶如他無意於為文學而文學。理論,一如文學,都可以是他思索的手段或方式。

誠然,你可以說,沒有文學家是不思想的──卓然成家,豈能只是花拳繡腿錦心玉口?但「思想」也者,並非「我思故我在」,也非「敢於思」這些大箴言所能適切指涉的,那樣的「思想」,反映的更經常是西方特定上昇時期的「普世」理論與哲學體系的建造欲望。在第三世界,以「思想」為名的活動(相對於建制學術),所要召喚出的更應是一種對於霸權價值、知識與政治的否思、一種在人類大歷史中的主體自覺,以及,一種對民族對區域乃至對人類的未來走向的想像承擔。就此而言,第一世界沒有思想。但這樣說並不意味歧視,反而意味恐懼,因為──它不需要思想。除了極少數例外,第一世界知識分子意識所及或無意識所在的是:如何保持這個霸權。明乎此,無可抱怨。讓人哭笑不得的反而是,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與文藝創作者比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似乎更是青筋暴露地鞏固在霸權周圍。

因此,一個第三世界的「現代主義文學家」,也許很「深邃地」、「玄虛地」、「創意地」思考並表達了一種「人類存在處境的荒謬感」。他在漆黑的個體內在與蒼溟的普世人性,這兩極之間姿勢優雅地來回高空馬戲,但他畢竟不曾「思想」過,而這恰恰是因為他不曾駐足於特定的歷史時空之間,從而得以接收到這個時空向他所投擲而來的問題。不此之圖,他反而以漂流於「同質性的空洞時間中」(班雅明語),以習得他人的憂傷,而沾沾自喜,進而、竟而,驕其妻妾。

是在一種特定於第三世界語境下的「思想」意義之下,文學家陳映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思想者,而且幾乎可說是戰後台灣文學界的不作第二人想的思想者。但一經這麼說,不就同時召喚出一個尷尬問題:戰後以來乃至於今,台灣有「思想界」嗎?但我們還是暫時讓答案在風中飄吧。以我之見,陳映真是台灣戰後最重要的文學家,恰恰正因為他是台灣戰後最重要的思想家──雖然他不以「思想」為名、出名。但,除了他,還有誰,以思想之孤軍,強韌且悠長地直面這百年來真實歷史所提出的真實問題,其中包括:如何超克民族的分斷?如何理解一種「近親憎恨」?如何理解與評估殖民統治的遺留?如何掌握白色恐怖的「歷史意義」?如何反抗這鋪天蓋地而來使一切意義為之蒸發的消費主義?一種改革的理想主義如何與一種民眾視野與第三世界視野聯繫起來?在這個荒涼的繭硬的世界中,如何寬恕、如何惕勵,如何愛人?

這樣的一種思想與文學,固然在系譜上、在現實上、在對照上、在效果上,讓我們肯定它是屬於「左翼的」。且這樣的一種「左翼的」聲音與視野,在台灣乃至於在今天的兩岸三地,是極其珍稀的。它為一個被發展主義、新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虛無主義,與美式生活方式,所疫病蔓延的世界,提供了一個人道的、平等的、正義的、民眾的、解放的,與第三世界的「左眼」。在這個重大價值之外,這個「左翼」的另一重要價值,或許是在於它更是傳統左翼的一種超越。陳映真當然是生活在人間的思想者,他當然內在於這人間的左右乃至於統獨的鬥爭,但陳映真總是有一種既內在於但又試圖外在於這個對立的心志與情操。它來自哪裡?我認為它或許是陳映真批判地承襲基督宗教的某種深刻精神底蘊的展現。從宗教與傳統中汲取抵抗現代與當代的思想力量,是「陳映真左翼」或「陳映真思想」的一非常重要但卻又長期被忽略的特質。這個意義,超越了一般將宗教等同於個人信仰與解救的那個層次。

於是,體現於陳映真文學中的另一特質,是一種深刻的自指性或反身性。沒錯,他的小說是在說這個世界的故事,但更也是在說他自己的故事。紀錄、理解、解釋並批判這個世界時,陳映真也在深刻地、痛苦地反省著自己。這個看似矛盾的「向外批判與往內反省」的雙重性,使得陳映真的文學從來就不具一種說教味、訓斥味,一種自以為真理在握的啟蒙姿態。在21世紀的今天,在世界大勢的支撐下,「(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更是極為奪目地顯現出這樣一種真理使徒的姿態樣貌。歷史上,左翼,作為另一個啟蒙之子,當然也有過那樣的一種批判、批判再批判,一心打破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心志,但陳映真從很早很早,就已經展現了他對這樣的一種「往而不返」的左翼精神狀態的憂慮。於是他在〈加略人猶大的故事〉(1961)一篇中,塑造出「猶大左翼」這樣的一種原型,指出他在「理想」與「自省」、「恨」與「愛」之間的失衡。我們當然也要讀出,那是陳映真對自身狀態的反省,更也是他透過反省自身作為一個謙遜的邀約,請大家一起來反省「改革大業」裡的「改革主體」問題;改革主體也要自我改革。陳映真思想總是糾纏在一種深刻的、矛盾的二重性之中。

如果用「溫度」來比喻陳映真思想的二重性的話,那麼他的思想的特色是冰火同源。我曾在前一本書《求索》的序言裡,如此描述陳映真文學,說它「總是蘊藏著一把奇異的熱火與一根獨特的冰針」。火,是陳映真滾燙的對世信念,而冰則是他冷悒的自我懷疑。這裡,陳映真說:「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注二)。那兒,陳映真又說:「革命者和頹廢者,天神和魔障,聖徒與敗德者,原是這麼相互酷似的孿生兒啊」。對著他的亡友吳耀忠,陳映真幾乎可說是哭泣地說:「但願你把一切愛你的朋友們心中的黑暗與頹廢,全都攬了去 …」(注三)。陳映真的思想因此不只是思辨性的,更也是情感性的、道德性的,乃至「宗教性」的。我們體會陳映真的思想狀態,不應以一種對思想家的習見冷冰理智的設想去體會。或許,我們甚至也不應該將陳映真的思想抽象地、形上地結論式地標定在一種「二元性」上。那樣也可能會誤導。「陳映真思想」不是一種純粹的狀態,也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過程──一個人如何和自己的虛無、犬儒,與絕望鬥爭的過程。陳映真的文學所展現的正是這樣的一個思想過程。

我們閱讀陳映真,當然是想要向他學習,好讓我們自己成長。在學習中,這樣的一種「過程性的陳映真」的體會尤其重要。尤其當我們知道,在中國的知識傳統中,知識分子的學習不是以經典、著作,甚或言教,為單一對象,而更是向一個作為整體的人與身的學習。緣是之故,陳映真文學的另一個深刻意義恰恰在於提示了一個重要的知識的與倫理的問題:「如今,我們如何向一個人學習?」昔日,我的讀書習慣是把人和作品切割,把人和時代切割,把作品和時代切割,抽象地理解「思想」或「理論」,習得其中的抽象思辨方法與概念,今日,我知道那是錯的。閱讀陳映真,也讓我理解了如何回答上面那個問題。我們要從一個人(當然,一個值得我們學習的豐富的人)的整體去理解他,他的方向與迷失、他的力量與脆弱、他的信念與虛無,他如何在這個矛盾中惕勵、學習,克服脆弱與虛無……。

因此,陳映真文學的另一個重要特質就是「誠」(authenticity)。他用他的誠克服那處處瀰漫的犬儒、虛無與絕望。他的文學袒露了他的真實,他從不虛張聲勢掩飾脆弱與懷疑。文學,於是只是一個與你與我一般的尋常人真誠面對自己的寫作,而寫作其實又只是自救與求索的足跡。陶淵明在他的〈閑情賦〉裡所說的「坦萬慮以存誠」,似乎正好為陳映真文學中的一個重要思想特質做了一個簡潔的勾勒。

注釋 :                

注一:姚一葦(1987)〈姚序〉。收於《我的弟弟康雄:陳映真小說集1》(台北:   洪範,2001)。序文頁12。
注二:陳映真(1985)〈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收於《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範,2004)。頁35。
注三:陳映真(1987)〈鳶山──哭摯友吳耀忠〉。收於《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範,2004)。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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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50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六)

我的1960年代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編按:
最近交通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正在舉辦一系列「重返1960年代座談會」,第一次座談會曾請陳明忠先生發言,因為限於時間,陳先生講的不多。現在根據陳先生的口述回憶草稿,將相關部份先行擇要整理發表,以供參考。


出獄
 

1960年我出獄了。到新店監獄辦理戶口,要在旅館住一晚上。當晚睡在榻榻米上,手腳可以隨意張開了,不像在監獄中要縮著身體睡覺,但很奇怪,竟然睡不著,只覺得身體怪怪的,不能適應。
爸爸和大姑媽領我回去,到岡山時候,看到一個女孩子迎面對我笑。我心想,這個女孩怎麼三八兮兮,不認識對我笑什麼。原來是我小妹麗玉,被捕的時候她剛考進台南女中,坐牢十年,現在都不認得了。
那時我們家已經從五甲尾搬到岡山了。1950年代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地主家每戶雖然可以保留兩甲土地,但我家沒人會耕作,只好把土地賤賣掉,媽媽帶著弟弟和兩個妹妹搬到岡山鎮上住。(爸爸早就搬出去和小老婆住)
    出獄時我31歲,因為常期肺病,在監獄中完全沒有受到照顧,從原來的65公斤變成43公斤,連老朋友都認不出來了。有一次在聚會上,一個很熟的朋友拉著我問:陳明忠在哪兒?我說,就是我啊,他好半天都不相信。
 

在旗山農校
 

政治犯出獄,找工作很難,社會上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岡山是空軍訓練司令部所在地,蔣介石常去視察,每次他要來的前一天晚上,就會有情治人員半夜來我家敲門,搜查我房間。我想我恐怕得離開岡山了。
這時林淵源來了。他那時已經在高雄的旗山農校當校長,知道我出獄的消息,就跑來找我,知道我找事難,就讓我去他學校教書。按說坐牢出來的人是不允許教書的。他跟情報機關的人說,我有這麼一個朋友,想請他來,可以嗎?情報機關的人知道林淵源是蔣經國要栽培的人,將來準備讓他當高雄縣長,就回答說,你就假裝不知道陳明忠坐過牢。這樣,我就到了旗山農校,在農產加工科教書。
當年在台中農學院讀書時,林淵源是我的學弟,我們都是高雄縣人,來往密切。有一次他生病開刀,我和另外一個朋友約好照顧他。那個朋友選擇白天看他,我就晚上看他,晚上當然比白天辛苦,我沒有講話。後來那個朋友連白天也不來,我白天、晚上都看他。林淵源覺得我很夠朋友,一直對我很好。所以這一次出獄,他完全不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讓我到他的學校教書。後來我第二次被捕,出獄後,他還是來看我,一點也不避諱。我們到現在一直有來往。(林淵源是高雄白派的領袖,王金平是他提拔的。後來他擁護宋楚瑜,始終不變心,是個極講義氣的人。)
我在旗山農校上課時候,情報機關的人會來聽。林淵源跟他們做保證,他們才來得少了些。(李娜按,我訪問了林淵源,林淵源說:情治機關的人常來找陳明忠,我就跟他們說:陳明忠是政治犯,那是過去的事。他也要生活啊,他在我這裡教書,保證與政治無涉,我負這個責任。)
學校的同事原來並不知道我坐過牢,那時候每週一要開週會,老師要輪流講話。林淵源私下交待教務主任,不用讓我講話了。教務主任覺得奇怪,就悄悄問我。我就告訴他,我坐過牢,是政治犯。這樣同宿舍的幾個老師也知道了,恍然大悟說,怪不得,我們早就覺得你很奇怪。
雖然有林淵源保證,情治機關也沒放鬆監視。我教書受學生歡迎,常有學生課餘來宿舍,找我聊天。有天,有個特務來,故意說:學生們跟你很要好啊。我一聽,這個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煽動學生,傳播反動思想,那是大罪名,搞不好要連累很多人,我不能害了林淵源。
正在這個時候,有個坐牢的朋友來找我。他的親戚在台北開了一家藥廠,讓我當化驗員,當時對藥廠按規定要實施品管,需要搞化學的人。我讀的是農業化學,我就決定走了。在旗山農校不到一年,不得不離開。
 

在中國新藥廠
 

這個藥廠的來歷是這樣的:董事長原來是做進口藥生意的,公司叫吉原行,生意很好。我記得當時治拉肚子的氯黴素針劑,一瓶二三十塊,但後來兩、三塊也可以賣,可見利潤很厚。董事長賺了錢,就在日本開東菱製藥廠,在台灣也投資了很多企業。中國新藥廠就是其中之一,打算在台灣本地生產藥品,這樣成本更低。他把這個草創的藥廠交給他的弟弟來做總經理,他是張克輝的同學。廠長是總經理的表弟,也是我農學院的學弟,是他叫我來的。但我是一個坐牢的同學王子奎推薦給他的。
當時台灣賣進口抗生素很貴,如果在本地做,成本很低,所以許多本地藥廠興起了。美國就要管控,要台灣政府衛生署執行品質管制,上面有個美援會的工礦小組負責這件事。因此,藥廠需要專業的化驗員,我就是這樣被請來的。
這個廠是家族企業,總經理和廠長找的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那些人雖然是農學院畢業的,但學的是畜牧、森林等科系,其實是外行。他需要學化學的,王子奎推薦了我,他就去查農學院的檔案,一查我是農化系,光復後第二期第一名畢業——但思想有問題。他就說,我們對國民黨也不滿意啊,但我們是做生意的,以後不要過問政治,只要你保證不再搞政治,我們就請你,我當然答應。
總經理跟我講話的時候,副總經理在旁邊看。他會看相,之後對我朋友王子奎說,他個性很強啊,會不會發生問題?王子奎說,不會啦,工作嘛,他會認真的。於是我就開始到藥廠做化驗員了。藥廠草創,很簡陋,在一個破舊的小三合院。我就睡在走廊上,擺張行軍床。
我進去才發現,如今化學已經大大進步了。以前化驗用化學天平,重量法,容量法,都是用滴管,由手工來做,現在都是用機器分析了。工廠從美國買了機器,一台Spectrophotometer機器十幾萬,是我一百個月的薪水。我不知道怎樣用,怕弄壞了。雖然有說明書,但我看不懂。何況,我不知道原料用得對不對?實驗方法是怎樣的呢?也都不知道。沒辦法,重新開始學,從原理開始。
進到藥廠不久,就派我去培訓,這是實行藥品管制的規定,廠裡的化驗員不培訓,就不能開藥廠。培訓地點是在台大醫學院。傷腦筋的是,好多英語都聽不懂。比如膠囊capsule,我讀的是「カプセル」。我在農學院學的英語,都是用日本方法讀的,講課的老師是留美的,發音全不一樣了。那時參加培訓的人很多是光復後才進大學的,而我是日據時代學的英文,幾乎完全聽不懂,不得不努力追趕,拼命地學。這樣受訓三個月,結訓考試,我是第二名。前三名要派到美國去繼續受訓,但我不能去,有政治犯履歷。廠裡派的其他受訓的人,根本沒考上名次。
我們廠的目標是成為甲級藥廠,但我們的設備是丙級的。總之,對我和工廠來說,都是從零開始。頭兩三年,我早上六點就起來,常常看書看到十二點才睡。連體力活我也幹,如搬藥瓶、送藥等等。
那幾年,真是非常用功,很累。放鬆的方式,就是每隔兩三個月,去台北看電影。從樹林坐火車去台北,進戲院前,我買了麵包進去,連著看三場。當時日本的電影還可以進來了。我喜歡看打仗的,談戀愛的就沒有興趣,覺得囉哩八嗦。打仗的速度就很快,反正是給腦子休息一下。那一陣子我其實過得很苦,但要吃飯,就要做事。如果在藥廠不能站穩,就麻煩了。
有一次,我們賣抗生素軟膏給軍隊,衛生署試驗所檢驗不合格。這是我自己化驗的,我知道沒有錯,就到衛生試驗所去溝通。我了解化驗的方法大家都一樣,問題在於,金黴素要抽出來化驗,是要用乙醚抽出來的。乙醚用的是小瓶還是大桶?結果就不一樣了。如果是用大桶,氧化之後,會影響分析結果。我問他們,他們是用大桶,那一定會有問題。我要衛生署試驗所那個化驗員重做,他不肯。他做這個工作也好幾年了,有自信,但我也有自信啊,兩人就吵了起來。科長出來了,息事寧人,讓他按照我說的試一次。結果出來後,果然我說得對。試驗員沒有話講了,以後對我的事他就不大敢找麻煩。
大概是我進廠的第三年,美援會工礦小組到各廠臨時抽查,隨便拿一份我們的藥品,要查品管資料,我都做得很好,每一種藥品我都可以提供相關資料。抽查結果我們做得最好,新聞對中國新藥廠做了特別報導。
衛生署試驗所是台灣最高的藥品檢查機關,美援會工礦小組是外國權威,兩邊都肯定我,幾年的辛苦終於有了成效,我在藥廠的信譽也就建立起來了。我在旗山農校教書時,月薪是900元;進工廠時當化驗員,月薪1200;1965年升品質管制科長,2800元。到了這個時候,我才敢結婚。
結婚後,生活比較穩定,我還不斷向外學習,又有了新的想法:做品質管制,是要用錢的,不是賺錢的。對公司來講品質管理成熟了,內外都肯定了,就要做研製開發新藥。新藥品質不好,會被退回。我因此就先研究為什麼會品質不好,把原因找出來,加以改良。這樣就更往上升遷,先調製造科長,再調副廠長,監管品質管理和製造。
 

當了中國新藥廠的廠長
 

因為我的工作成績,總經理要我當廠長,我不想接。這是個家族企業啊,我和他們的人沒有關係,人事上沒法管。老闆的哥哥也來工作,什麼都不懂,只好讓他管倉庫。有次我們做的口服液,成品有1000個,後來只剩下900多個,因為老闆的哥哥管倉庫,他覺得是營養品,就偷吃了,別人跟著偷吃。這個我怎麼管!我跟總經理講:你給他錢就好了,不要讓他來上班,我不好管啊。
董事長是大老闆,有很多企業,包括建築材料、摩托車工廠,最重要的還有東菱電子,中國新藥廠只是其中之一,而總經理就是他弟弟。這種家族經營潛在弊端很多,慢慢會拖垮企業。(後來東菱電子倒閉,負債二十多億。)
我有時候跟總經理抗議,日本人看了很奇怪,因為日本的企業下級是不敢向上級抗議的。總經理有一次對我說,我用過的人有兩三千個,沒有一個像你爬得這麼快!我回答說,也沒有人像我這麼認真做!總之這種家族企業,一個外人當廠長是很難的。我又坐過牢,是政治犯,一定會被人攻擊。那時就有嫉妒的人偷偷打報告,說我在廠裡散播反動思想。
總經理一定要我做廠長,我就講條件。第一,不能因為女工結婚,就把她裁掉。當時的女工,是按日計酬,剛進廠時一天八塊,結婚就被解雇。所以許多人為了工作,不敢結婚。我說這個沒有道理,要改。總經理說,她們到結婚時,一天工資已經漲到二、三十塊,是剛進來的兩、三倍,成本太高了。我說,她們是有經驗的工人,可以教導別人,發揮作用,不能因為結婚就裁掉。
第二,如果女工做久了,成績不錯,有能力,就把她升做助理員(等於是士官長),也變成月薪勞動者,這樣請假也有工資。這兩個條件,總經理答應了。我就接了廠長。
我替女工爭取權利,工廠營運很好,賺了不少錢,但我這個廠長還是做得很痛苦。當時台灣所謂經濟起飛,靠的是嚴重剝削工人,勞動沒有保障。法律是有的,民國初期定的勞動法是很先進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制定的,但台灣處於戒嚴時期,不執行,有什麼用!我是廠長,不是老闆,不是資本家。我不能幫助工人。我覺得待不下去了,打算辭職,總經理不同意,我就兩三個月不上班,他呢?還是每個月親自送薪水到我家。
為什麼呢?我當廠長是有功效的。女工支持我,因為幫她們爭取了權益,股長和科員也擁護我,因為我教他們技術,工廠運營良好。只有總務科長對我不滿意,他也是老闆家族的,家族公司嘛。
後來有人密告,說我宣傳共產主義。正好這時,藥廠有個推銷員,日據時代中學畢業的,業績很好,董事長要他出去另建東大藥廠,做總經理,後來也做食品,就是有名的「乖乖」。東大藥廠的廠長拉我過去,做技術部主任,不用做廠長,不用管人事,那就輕鬆了。而且以前的資歷都算在內,工資還再增加一點。中國新藥的總經理當然不高興,但我不管了,就走了。很久以後,我講這段經歷給別人聽,別人說,你怎麼一點都不想自己發展企業,這樣可以賺大錢。老實講,我一點也沒想過。我一直想的,還是想搞政治,只要我生活穩定下來,我不會放棄年輕時代的理想。
 

小牢與大牢
 

1965年我和也是政治犯的馮守娥結婚(編按,有關結婚的事以後再整理)。結婚後,在南京東路租房子住。警備總部對政治犯是要監視的,在住的地方的派出所都有檔案。有一天負責這個地區的員警來找我,要我每月付錢給他。事情是這樣的:附近有個賭場,是一群流氓搞的,這個員警有投資。沒想到賭場的老闆跑了,員警為了彌補損失,要他管下的八個政治犯,每個人每個月攤1000塊給他。我拒絕了,我那時工資是2800塊,給他1000塊我怎麼生活。但他就每天晚上12點來敲門,一直打擾我。怎麼辦呢?我就對他說:你很可能是共產黨喔,你老是找老百姓麻煩,讓他們反對政府,所以你可能是共產黨。他就不敢來了。這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
我們坐牢出來,找工作困難,生活也困難,還要被監視,被敲詐,不想點辦法不行。我太太說,她剛出來,只要找到工作,特務就去找老闆,讓老闆知道她是政治犯。老闆害怕,馬上請她走路。幾次以後,她很生氣,跑到派出所大罵,還說要住在派出所,讓他們養。以後他們才不敢這樣做。
所以對政治犯來說,在綠島是坐小牢,回到社會是坐大牢。
 

重新開始
 

出獄頭幾年,要在藥廠站穩腳跟,不敢參與政治。1965年結婚後,生活也開始穩定了。我開始找資料,找書讀。以前曾偷偷聽大陸廣播和BBC的中文廣播,以便瞭解大陸的情況。坐牢出來的人,不敢公開活動,但我慢慢的開始偷偷活動,想辦法找地下管道買書。我發現了一家日文小書店,常常去買書,跟那老闆聊天,慢慢給他灌輸社會主義和對祖國的認識。這樣講了一兩年,他終於被我說服了,敢幫我買書。台灣老一輩都讀日文,所以情治單位對日文書店看得很緊,他幫我買書,是冒風險的。當然,書也賣得很貴。我讓他幫我買一些日本左派的書,還有日本《朝日新聞》、《世界月刊》之類的新聞、雜誌。這些,即使是在台灣的日本人,照規定也不能買,只有日本大使館可以買。書店老闆透過地下管道買進來《朝日新聞》,很貴。那時《聯合報》一個月75塊,《朝日新聞》一個月要1000塊。我為了找資料,花了很多錢,根本沒有想到應該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更好。
在東大藥廠的時候,我的月薪已經達到幾萬塊,大部分都用來買書了。幾個老同學又合買了影印機,偷印這些資料,通過秘密讀書會和私人交往散發出去。這台影印機立功不小──當時影印興起,大大便利了資料、資訊的傳播。那時,很多人,學界、政界的名人、政要都從不同管道間接的看過我們這些影印的資料。後來有一次開會,台大教授鄭欽仁跟我打招呼,他是有名的「台獨」,大家覺得奇怪。其實是因為,他以前也看過我印的書。(他是新竹鄭家的,很有聲望,是中過進士的家族。)
那時候很多人開始關心政治,關心台灣的前途,因為尼克森訪問大陸,接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聯合國的中國席位,中華民國被迫退出,然後,日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很多人感覺到了形勢的變化,不得不到處尋找資料,以便了解真相。雖然國民黨一直在喊「處變不驚,莊敬自強」,而且加強社會控制,但很多人還是在偷偷設法瞭解大陸的情況。也在這個時候,我和黨外的人,包括黃順興、康寧祥、郭雨新等人開始交往。
從這裡就進入了七O年代,台灣開始有了政治熱情,黨外勢力聲勢越來越大。整個七O年代,國民黨都想控制局面,但沒有辦法。他們製造了幾個案件,包括余登發案。我的案(第二次被捕)是因為我們不斷散播資料而引起的,案情以後再說。不過,當我被審判時,雖然我什麼都沒講,但警總還是透其他管道,知道了太多人看過日文的大陸資料,其中還包括內政部長林金生(曾經擔任過雲林縣和嘉義縣的縣長,是林懷民的爸爸)。由於牽涉太多人,我的案子拖了很久,海外才有時間搶救,我才能從死刑逃脫出來,也真是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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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9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五)

從被捕到判刑

口述整理/李娜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訂/ 呂正惠  (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一、轉移

陳明忠、馮守娥攝於1965年結婚時。
馮守娥女士也是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
她的哥哥便是犧牲烈士馮錦輝。(圖∕陳明忠)

1950年(?)月,我在岡山農校被捕,先被送到岡山憲兵隊,又轉移到彰化憲兵隊,然後是台南憲兵隊、台北保安司令部(東本願寺)、保密局南所、北所,最後到軍法處。
在彰化憲兵隊,被刑求,先是灌水,夾手指,然後老虎凳。老虎凳的磚頭一塊一塊往上加,我都不承認。刑求的人說,再加一塊,你腿骨會斷,人可就終身殘廢了。我一想,是啊。於是招供。招什麼?我說,我參加了「社會革命黨」。他們查來查去,查不到這個組織。他們說我不老實,把我移交到台南憲兵隊。

在台南憲兵隊牢房,同房有憲兵,因為開玩笑玩槍誤殺了同事,也被關在這裡。晚上有憲兵來跟他聊天:
那人問:「陳明忠是哪一個?」
「裡面那個。」
隊長說:「這個人要死了。」
「他不承認是共匪啊!」

「當然不會承認啦。你知道XX師長,查出他姨太太是共匪,他自己把她斃了。自己的姨太太都殺,他知道沾上共匪的厲害啦。共匪……當然死也不承認的。 」
我聽到他們聊天,又想,在這裡沒被刑求,看來定案了,必死無疑。

有一天早上,聽到叫我的名字,我就把手錶、雜物整理好,交給同牢房的黃介石,準備去死。我那時21歲,黃介石22歲。少年人不懂安慰,傻傻捧著我的東西,看著我, 一句話也說不出。(後來知道,黃介石是台中師範支部書記,判死刑。)

走出牢房時,我覺得腦袋頂部突突地跳,有點緊張。我這時候才知道,人的頂門,天靈蓋上還有動脈。出來才發現,是要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情報處,不是槍斃。

保安司令部情報處是由東本願寺改的,在西門町。我被關到三樓一個房間,一個人,悶得發慌,我就數牆上和柱子上的佛像。有一次我唱日本歌,忽然旁邊牢房有人說話了:你會講日本話?

我們就隔著牆壁談起來。他自稱白井少將,日本人。我問他為什麼他被關在這裡,他說「我也不知道啊。」後來我出獄,聽說當時國民黨找來了一批崗村寧次的部下,組成「白團」,幫國民黨訓練人員,來對付共產黨。崗村原來是日本軍華北區司令,他用三光政策(殺光、搶光、燒光)對付共產黨的游擊隊,很受肯定,被提升為整個中國戰區司令。戰後崗村寧次列為重要戰犯,本應該接受戰爭審判,卻被國民黨庇護起來,後來被揭發,不得已送回日本。但蔣介石和他秘密達成了組織「白團」的交易。出獄後我還特意去查了「白團」的檔案資料,不過沒找到這個白井。

二、保密局

我又從保安司令部情報處轉到到保密局南所,這裡環境最差,因為抓的人太多了。房間不夠,一個房間關24個人,所以只能8個人躺下睡覺,16個人站著或蹲著,三班輪換睡。這樣站了一個禮拜之後,腦子連思考的能力都沒有了。
 

我到保密局第一天就被打。這天早上喝稀飯,裡面有綠豆,簡直是美味,我一口氣喝了好幾碗,結果老是想上廁所,打了幾次報告都不許。後來看守說:你出來。我一出去,馬上就一頓暴打。原來,這裡的規矩是每三小時開放一次上廁所。
 

廁所是這樣的:大便的地方,是一個圍起來的池子,大家蹲在池子四周。之前在憲兵隊時,有人趁上廁所逃跑,所以他們加強戒備,犯人在裡面大便時,門是開著的。開著也算了,衛兵還站在門口,舉槍對著你。這怎麼大便得出來!所以我十幾天都便秘。終於便出來了,硬硬的,還有光澤。
 

之前那個人怎麼跑掉的呢?衛兵帶他上廁所,拿鑰匙開門,剛打開,這人忽然轉身就跑,衛兵慌了:如果去追他,門已經開了,廁所裡面的人會趁機跑出來;如果先顧鎖門,這人就跑了。這一慌,那人已經跑到院裡,翻過牆去了。為了活命,人的腦筋變靈光,膽子也變大了。我第一次坐牢出獄後見過這個逃跑的人,但他已「自新」沒事了。
 

保密局南所還有一個記憶。這裡有土豆,也就是花生,有一次分到十九顆,我捨不得吃完,吃九顆,留十顆,包起來,想著下頓吃。沒想到調房間,忘記拿了。現在還會想起這件事。(現在也還是喜歡花生米下酒,沒有花生米就不痛快。有次跟那些支持抗議靖國神社的日本左派吃飯,笑他們,日本人吃花生都是一粒一粒吃,我是一口吃掉好幾顆。)
 

再後來,我又從保密局南所轉到北所。北所原來是辜顏碧霞(辜濂松的母親)經營的高砂鐵工廠,聽說附近有呂赫若的大安印刷所,呂赫若變賣了自己的祖厝,又從辜顏碧霞那裡拿到一筆錢,開辦這個印刷所,表面上印樂譜,歌譜,實際印地下黨的宣傳品,包括《光明報》。1950年《光明報》案發,呂赫若關閉了印刷所,逃亡到鹿窟基地,在鹿窟基地被毒蛇咬死。辜顏碧霞被捕,高砂鐵工廠被沒收,就改為保密局北所。
 

在北所房間較寬,終於可以睡了,每個人都可以躺下來睡覺。只記得晚上沒有棉被,覺得冷,大概是牢房不夠,趕工的結果,每間牢房的牆壁水泥未乾而顯得潮濕。最後,移到軍法處。

三、軍法處:馮錦煇和鍾皓東
 
軍法處在今天的青島東路,就是現在喜來登大飯店所在。有二層樓,關押犯人的地方分幾個區。一區、二區在樓下。二樓是三區,關女犯,我太太馮守娥就關在那裡,那時我們還不認識。
 

我關在二區20房,謝桂芳就住對面牢房,看到我進來,很驚訝,說「你怎麼來的?」意思是,他並沒有供出我,怎麼我也被抓了。我就說:「又不是我愛來。」同房人聽到,都笑起來。
 

這裡給犯人穿的囚衣是紅色的,紅內褲和短袖紅內衣。早上放出去洗臉五分鐘,要求必需穿這種囚衣,因為醒目,方便衛兵監視。很多人都不喜歡,只在那五分鐘穿。我因為被捕以後,轉移來轉移去,幾個月就這一身衣服,穿得都快爛掉了。所以我一拿到紅衣褲,二話不說就換上。同房難友說,這個人很乾脆。
我們這個房間三十多人,分兩班睡覺。我認識了同房的張伯哲,最初是他叫我過去,問,你什麼名字。我說陳明忠,他說哦,就把我的情況一一都說出來。我嚇一跳。他說,不要怕,我是你上級的上級。他是台灣地區地下黨的重要領導,台中地區地委。他在魚池鄉林業試驗所擔任總務科長,這裡離我工作的茶葉試驗所不遠,他曾偷偷的來觀察我兩三次。所以我不認識他,他記得我。
 

張伯哲問我:誰講你的?我跟他講了我在保密局審訊時的狀況。我一直不承認參加地下黨,那個審訊的人說,你上級已經招出你了,就把一篇自白書給我看,我只看到「陳明忠」三個字。後來他想抽煙,打火時被風吹熄掉了,他轉過身去打火,我趁機去翻那個自白書,看到最後一頁的簽名,洪什麼兒,中間那個字沒來得及看清楚。他回過身來,甩手打了我一巴掌,但是我看到那個名字了。我說,一個叫洪什麼兒的。「是洪麟兒」,張伯哲說。李喬松去大陸以後,把我的組織關係交給洪麟兒。實際上洪麟兒沒見過我,只知道我的名字。他是區委,家裡有武器,張伯哲就是逃到他家裡被抓的。
 

張伯哲聽了我的話,就判斷,關於我的情況,法官什麼都不知道,所以要我咬緊不承認,除了我的二二八舊案,其他一點証據也沒有。以後我一直說我只加入「社會革命黨」,不能承認加入地下黨,不論如何刑求,就是不承認,我就這樣逃過一死。
 

我進20房不久,有一個叫馮錦煇的被叫出去槍決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個人都握手,帶著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時,他的手是溫熱的,我非常佩服。我在台南憲兵隊誤以為要被槍斃時,因有點緊張而感覺到自己腦袋頂部突突的跳,他居然這麼鎮靜。我們唱著安息歌送他走,我問張伯哲,他是誰?張伯哲說,他是羅東的小學教員。我在綠島時,朋友指著一個出來提開水的女生,告訴我說,她就是馮錦煇的妹妹,叫馮守娥,當時我完全沒想到,後來會和她結婚。(很久以後,我終於知道,馮錦煇是宜蘭地區的負責人,由郭琇宗直接領導,他早就知道一定死,所以視死如歸。他是我岳丈最喜歡的兒子。)
 

再過幾天,基隆中學校長鍾皓東又被叫出去了。本來基隆中學案,凡是外省地下黨員一律判死刑,本省人一律判感訓(破案時戒嚴令還沒下達)。鍾皓東和其他本省人被送到內湖國小「新生訓導處」(綠島新生訓導處的前身),但他堅決不接受感訓,被調回軍法處。他是我高雄中學的學長,也是當年在高雄中學朝會時被點名大罵的兩個人之一,因為他們跑到大陸參加抗戰了。
 

按照慣例,我們唱安息歌送他,他要求我們加唱「幌馬車之歌」。他說,他太太跟著他到大陸參加抗戰,他太太很喜歡這首歌。他同父異母的兄弟就是著名作家鍾理和,在綠島時,有人告訴我,鍾理和其實也加入了地下組織,但那時他犯了嚴重的肺病,生死未卜,大家都不講他。(關於鍾皓東的事跡,大家可以參考藍博洲寫的《幌馬車之歌》。)

四、張伯哲
 
張伯哲告訴我,基隆中學案外省人都槍決,本省人都判感訓,讓本省人產生了不該有的幻想,以為國民黨對本省人比較寬大,加上大家以為台灣快解放了,於是許多人被捕後就坦白交待關係。他說,其實這是國民黨一貫的欺騙手法,沒有過國民黨統治經驗的本省人太天真了,國民黨對共產黨是絕對不會手軟的。
 

果然,以後的判決狀況就証實了張伯哲的說法。抓了一大批人(如台北市委案、台中市委案、學委案等等)後大約四分之一的人會被判死刑,也就是支部書記以上的人都會死。不久之後,判死刑的「行情」提升為三分之一,於是,小組長以上的都死了。在過一段時間後,行情更上一層,提到二分之一,如此一來,連參加小組會議的人,以及繳過黨費的人都要死。
 

張伯哲在大陸時是東江縱隊團級政委,來台後是台中市、台中縣地區的地委,他當然一定死。我看他每天都很平靜,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我問他:「你不怕死嗎?」他說,「孔子不是說過嗎,朝聞道夕死可矣。」對他來說,所謂「道」就是共產主義。
 

張伯哲是廣東東江地區的人,地主家庭出身,家境滿好的,全家只他一個人參加革命。他寫了遺書,給我看過,其中有一段大意是這樣:你們反對我參加共產黨,可是你們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証明我們是對的。那時候共產黨在大陸已經打贏了內戰,建立了新中國,所以張伯哲覺得革命基本上已經成功,他死而無憾。張伯哲是在我被送到軍法處新店分所以後才槍斃的,他把遺書交給一個判五年的人,我出獄後,找不到那個人,也不知道遺書是否送到了他家。那個人是高雄市委案被捕的,1949年就被捕,在牢裡得了腳氣病、夜盲症,很瘦,很可能出獄不久就死了。
 

張伯哲死後十年,他的家人接到以他的名義寄來的西裝料,家人很驚訝,就以為他還活著。據我判斷,這個西裝料是蔡寄天寄的。蔡寄天是地下黨領導蔡孝乾和宣傳部長洪幼樵之間的連絡員,蔡跟洪都投降,所以國民黨也讓蔡寄天自新。蔡寄天和張伯哲可能是同鄉,或者組織上常會接近,知道他家的地址。我在綠島時,因成績不好被迫寫文章登在壁報上,蔡寄天曾經在新生訓導處編壁報,有一次他在壁報上看到我的文章,偷偷跟我講,要我在文章中不要隨便暴露思想,免得引起別人懷疑。蔡寄天後來改名為蔡丹治,專門研究中共文藝理論。(呂正惠按,1990年代初期,在一次大型的研討會的休息時間,蔡丹治主動來找我聊天──我看過他的書,知道他──他說,我這篇論文比較有民族主義色彩。聽了陳先生的話,我才知道他原來是地下黨的人。)
 

解嚴以後,有人回大陸探親,特別跑到張伯哲家,跟他們家人講張伯哲犧牲的經過,因為這個原因,張伯哲被大陸追贈為烈士。這個人我判斷是黎明華,他是重整委員會的領導之一,後來自新了。我曾經跟他講過張伯哲在獄中的事,張伯哲是他的同鄉,應該是他到張伯哲家去報告消息的。
 

我看到馮錦煇、鍾皓東、張伯哲臨刑前的勇敢與堅定,他們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腦海中,讓我下定決心,要跟著他們的路走下去。我一直記得張伯哲對我的談話,這是我在軍法處牢房最大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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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9期】毒蘋果札記 2013.04

■  施善繼

二0一三、三、十三、丁香
 

     

《望舒草》戴望舒著∕
現代書局
1933.8

印度尼西亞的蘇拉巴雅出品了一款攙合爪哇的香料,與當地特產的丁香,製成煙捲,原來20支一包,現在20-8=12支一包,紙煙體型精簡後顯得帥灑,但不似專供女士吸用的那種雌煙細長,混加了熱帶樹乾花苞的丁香碎末,在燃燒的過程中,丁香碎末偶會蹦出不經意的音爆,它的灰燼也不仿一般,鬆鬆散散屑屑彈飛。
燃抽此款煙品的友眾,寥寥一二極其罕見,兒子近日盎然愛上此物,分贈給了我幾些,它雖非什麼珍寶,夾在指間也能進入熱帶想像的風情,靜寂中呼吐著煙圈,丁香碎末的鬼魂,醒轉回來,迷漫飄忽,終於隨著氣流溜走,留下無形的音韻,中國現代派的象徵主義詩人戴舒望青年時期的音韻,他因為1928年發表了包括《雨巷》在內的6首詩,而被人們稱為「雨巷詩人」。生於1905年的詩人,到了1928年已經23歲,是要準備戀愛的年齡了,根據史料記載,他從杭州的住家去上小學上中學的路上,必得穿過許多巷子,在巷中踱來踱去。

撐著油紙傘,獨自
徬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著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著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樣的顏色,
丁香一樣的芬芳,
丁香一樣的憂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徬徨;

     《雨巷》每節6行,7節共42行。詩人弱冠情思萌芽,巷裏雨裡對愛意初生態的憧憬,躍然紙上,但這只是詩人的一個側面,那另一個側面呢?走出雨巷,家國憂患隨及充塞在詩人的胸懷;

在一口老舊的,滿積著灰塵的書櫥中,
    我保存著一個浸在酒精瓶中的斷指;
    每當無聊地去翻尋古籍的時候,
    它就含愁地向我訴說一個使我悲哀的記憶。
   

……………
……………

關於他的“可憐又可笑的愛情”我是一些也不知道。
我知道的只是他是在一個工人家裡被捕去的,
隨后是酷刑吧,隨后是慘苦的牢獄吧,
隨後是死刑吧,那等待著我們大家的死刑吧。

      詩人從憂患出發,而濃烈至憂憤的噴薄。《斷指》計7節,每節4行,共28行,上引詩中第1、4兩節。《雨巷》、《斷指》兩首詩,皆寫於1927年「四一二政變」之后,詩人雖以詩敲擊著時代,卻明確以詩思應和歷史縱軸線上革命的呼喚。《中國新詩庫》總編輯周良沛在《戴望舒卷》對《雨巷》一詩這樣解讀:「詩境的迷濛,正是『希望逢著』又沒逢著的迷濛之藝術的表現。要說這首詩是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日益嚴重的時代背景下的產物,是一點也不假。………。讀者不僅把它當情詩,還要把它當作純情的好詩來讀,也就是這個道理。」
    
    《戴望舒詩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可以讀到這兩首詩的全貌。戴望舒生前自編的四本詩集1.《我底記憶》(1929年4月/上海水沫書店),2.《望舒草》(1933年8月/上海現代書店),3.《望舒詩稿》(1937年1月/上海雜誌公司),4.《災難的歲月》(1948年2月/上海星群出版社)。我原藏有第2及第4兩本,竟在一次搬家途中,把《災難的歲月》,連同香港友人何福仁贈送的辛笛《手掌集》(1948年1月/上海森林出版社),還有1950年代,台北現代詩社出版,鄭愁予的《夢土上》,三冊莫名遺失。
     
      去年底,昆明的周爺寄來廣東花城出版社年中出版的《名著名譯詩叢系列》六冊,列首的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愛經》,戴望舒早已譯出,1929年4月上海水沫書店初版,1993年4月花城曾經再版,這一版應列數第三版。

二0一三、三、三、意外的窗口

       接近龍年的尾巴,豆腐攤上的女老闆,送了一盆她親自播籽栽植,兩株亭亭嫩綠的辣椒,看樣子應該會欣欣向榮,她將盆子遞交我手,一再吩囑不要忘記把盆中的泥土加高,她怕我端得太重只填三分之二不到。
       
       盆栽放在陽台上讓它日曬雨淋,等它迎來綺麗的春光,它旁邊高大三叉枝枒的雞蛋花過完冬,身上的葉子全部落淨,不慌不忙要季節的風給它添置新妝。
      
       我放斯特拉文斯基,它們在窗口也一起聽,晴天窗子開大一些,下雨了便要關小一點,《彼得魯什卡》裏木偶在旋轉木馬上唱著既輕盈又憂愁的哀歌,它們都聽見了。夜晚它們在窗外靜靜的黑暗裏。
      
       一個早晨開窗準備澆水,糟了,左邊較矮那株,遭遇禍事攔腰橫斷,什麼鳥幹的勾當已飛之夭夭,若不是要澆水驚見了它的蒙難,它折斷的上半,默默的躺在劫後剩餘的株根偏旁。如何急救或如何善後?分明不能用三秒膠黏合,也不能用膠帶黏綁,更不好眼睜睜看它儘管仰臥著而生意盎然。
     
      我對植物的種種遜不至於零分,但會在及格與不及格間的邊緣徘徊,這樁發生在窗口的意外突如其來,窗外的陽台屬於家的組成部分,置身事外與袖手旁觀在這裡已派不上用場,幸虧練習動動腦想一想。
     
      把摧殘的斷枝拾取起來,在原兩株的對面交叉點鬆土,將殘枝直接插埋入土,讓它們組成三株等邊三角形,不知這樣的方法可否教它起死回生,兩株辣椒又多出一株,只要它能復活,開不開花結不結果,等待明天。

  
二0一三、三、八、38夜話之一

       鍾喬要我頌詩,為了落實這個懸念,我曾經思前想後。鍾喬是詩人,又是劇場人,他酷愛聶魯達,且深受布萊希特的影響,我曾經考慮誦聶魯達的詩,或者布萊希特論戲劇的某一小段,諸如《戲劇能夠再現今天的世界嗎?》、《把現實主義作為鬥爭的方法》等等裡的話,但最後都排除了,這幾天動手試寫了一首十四行,送給鍾喬。
       
       幾年前2005年也是春天同安街底,紀州庵旁的小廣場,櫻井大造先生在他的帳蓬戲劇導了一齣《台灣FAUST》,我去看了,深受感動,回家寫了觀后,那齣戲,鍾喬軋了一角,演男「媚非」(我給取的),另一女「梅妃」由許雅紅飾,我把《梅妃》作為詩的標題。
      
       鍾喬希望我來談談他的新書《靠左走 人間差事》裡某些篇頁他抒寫成文字,紀錄了人與物讓他們躍然於靜止的書頁內,而這些人與物曾經也在我過往的步履與他們遇合,與他們共築生命中不甚起眼的篝火,而這一旺小小的篝火,至今依然藏隱在心中繼續燃燒,不會熄滅。鍾喬表明「靠左走」,左是對應右的一個單字。因為大家從娘胎降生來到我們賴以生存的這個社會,一直是右翼的構造,習以為常,人們活在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脈絡裏,右翼的活法,右翼的幸福,沒有人有過即使是一絲絲的懷疑。
      
       那麼什麼又是鍾喬的「人間差事」?「人間」,當然是小說家陳映真當年創辦的「人間」,鍾喬曾參與,和陳先生共事,後來《人間》停刊,鍾喬已經清楚自己的社會擔負,於是沿著陳先生劃下的路徑走入他自己的「人間」,就搞了「差事」劇團,這下子也快二十年了吧?「差事」,也與陳先生有關聯,陳先生坐牢前夕的1967年4月發表了他的小說《第一件差事》,有沒有人還沒有讀過陳映真的小說的?讀罷鍾喬這冊散文集,如果意猶未盡那就請找陳映真先生的小說來讀,何謂「左」,陳先生的文章會給你某些訊息,讓你曲折的,直接的領會「左」是怎麼一回事。閱讀陳映真之餘,還想獲得更多,我推薦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趙剛2011年9月在聯經公司出版的《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趙老師課暇挪用許多時間,奮力認真進行解碼「陳映真」的勞作,他的第二本專論正在編輯印刷中,不日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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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報‧第48期】無悔──陳明忠回憶錄 (四)

口述整理/李娜(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校    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從加入地下黨到被捕

1965年,陳明忠先生第一次出獄後,
與同為政治受難人的馮守娥女士結婚。
(圖片 ∕ 陳明忠)

【編按】陳明忠在二二八事件中期參加謝雪紅的二七部隊,後來隨著二七部隊撤退到埔裏。他率領敢死隊在烏牛欄和國民黨的部隊打了最後一戰,敢死隊被打散後,他隨著隊員中的原住民到霧社住了一陣子,又回到台中,在農學院完成最後一年的學業。
這一段過程,過去有多次的訪問紀錄發表,現在暫時將這一段經過省略。)
 

我回到農學院,學校已經開學了,同學告訴我,我已被通緝。我正準備逃跑的時候,我的學弟林淵源來了,說院長週進三讓他告訴我,他會幫我(二二八事件時,我把院長和一批外省教授帶到宿舍,請林淵源保護他們)。周進三根據國民黨當時的政策,幫我和其他五個同學寫了一份「自新聲明書」,按規定辦了手續,我就繼續在農學院就讀(編案:這一過程將來再整理發表)。
 

加入地下黨
 

回到學校大約一年後,我秘密的加入了地下黨。我入黨的時間是1948年3月2日,就是臺中開市民大會的一年後。因為我在二二八事件中表現勇敢,本來又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地下黨早就注意到我。我和農學院的謝桂芳,呂從週三個人一起入黨。呂從周是陳文彬(光復初期是臺大教授,後來擔任建國中學校長)的外甥。他原本考上師大,不讀,又考來農學院,和我住一個宿舍。謝桂芳是鳳山人,在高雄中學時高我一級,但光復後才考上農學院,所以,到農學院他成了我學弟。我們三個人在一起談得來,後來一起入黨,發展成支部,謝桂芳年紀大點,做書記。
我們三個被觀察了一年才入黨的,入黨的地點是在台中陳福添的家裡。牆上貼一塊紅布,李舜雨帶著我們三個宣誓。李舜雨(後來逃到大陸,改名李紹東,2011年92歲逝世於北京)是職業革命家。他的父親李喬松,是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的領袖之一,非常有名。我先由李舜雨領導,李舜雨逃走後,又交由李喬松領導。
1948年二月,台中開全省運動會,我們就去運動會上偷偷發傳單,紀念「二二八」一周年。怎麼發呢?運動會很多人來看,有小孩子賣冰棒。我們找幾個賣冰棒的小孩,給他們一點錢,把傳單給他,跟他說,有人買冰棒,就順便給他傳單。員警發現了來抓,小孩說,不知道啊,有人給我錢讓我發的。他是小孩子,員警也沒辦法。其他傳單,利用晚上往台中牆上貼,那時的活動只有做這些了。
 

日月潭茶葉試驗所
 

農學院畢業後,地下黨想派我去霧社建立武裝基地。當時地下黨在山地建立的根據地,北部有角板山,南部有阿里山,中間地帶就是霧社,還沒有建立基地。如果建立起來,三個基地可以連接起來打遊擊,所以最初給我的任務是去霧社建立基地,我就申請去霧社鄉公所工作。我台中農林學院畢業,家裡又是地主,要去山地鄉做公務員,是有點怪。我爸爸不清楚怎麼回事,罵我:大學生,省政府以上才去,縣政府都不去,你要去鄉公所!我說我身體不好,有肺結核,要去霧社療養,山地空氣好。我爸爸對我毫無辦法。
鄉長接受了我的申請,報了上去,但上面不准,原來因為二二八,我有案底。(後來,有次遇到一個田姓同學,他和憲兵隊好像有什麼關係。他說:你有危險哦,黑名單上有你,說你是危險分子。第二次出獄後,我才又知道,國民黨的檔案說,我俘虜過兩百個國軍,是危險分子。哪有兩百個國軍!根本就只有兩個。)
後來我就去了比較近的日月潭茶葉試驗所,當化驗員。假日到霧社去做聯絡。那時去山地要有入山證,要檢查,我去了三次沒問題,第四次時,哨崗盤問我:你常常來幹什麼?我說,霧社地區的人生活不好,想幫他們在那邊種茶葉,改善生活。回來後,我告訴李喬松,他說:你不要再去了,有危險。以後我就沒有再在山地工作,如果我留在山地而被捕,必死無疑。
 

大逮捕
 

1949年年底開始對島內的地下黨進行大搜捕,50年韓戰爆發後,規模更為擴大。農學院先被捕的人供認,院內姓謝的,姓李的兩人有問題。因為不知道具體名字,特務就來學校抓人,到教務處,叫謝桂芳過去。那時,謝桂芳的哥哥已經在臺北被捕,他就比較小心,先偷偷去看,想說,教務處只有一個人,沒事。可是他不知道外邊停有車子,特務已經在樓上等著了。結果一上去,就被抓了。
謝桂芳帶著手銬下來,正好呂從周吃飯回來,看到他,謝桂芳偷偷把衣服拉上來,給他看見自己戴了手銬。呂從周明白,謝桂芳被捕了,趕緊跑路,跑到岡山,叫他哥哥來通知我,要我小心,他不知道我那時的黨籍已經移到台南市了。後來呂從周竟然能夠偷渡,跑到大陸去,真是幸運極了(他現在還在)。
現在就說到我為什麼被捕。我的領導李喬松因為身份暴露,要逃到大陸去,臨走前交待我,下一次什麼時候什麼地點會有人跟你接頭,如果到時接頭的人沒有來,立刻走。我按照他的話去等人,等不到人,我就趕快回到岡山,到岡山農校教書。岡山農校有一個姓蔡的數學教員,大我四五歲,台南二中畢業,去日本留學回來教書。我從他的話裡聽出一些味道,知道他是地下黨。後來他想要介紹我,我說我已經參加了,但和組織斷了線,你幫我聯繫一下。他是台南市派來的,是區委。我就接上了台南的組織。後來,台南地下組織被破壞,我帶他到鳳山一個同學家裡,躲了一個月。
不久我就被捕了,但我沒有把他供出來。他從報上看到我被捕的消息,等了幾天,沒有來抓他,他判斷我沒有講他,他趕快出來自首,也沒有講我。他雖然自首,但顯然沒有變心。我關了10年出來後,他常來家裡找我,要送錢給我。他事業成功,養雞發了大財。他叫我娶他妹妹,我那時身體不好,肺結核,吐血,就說:你妹妹我又不認識,我也沒工作。他說,生活我給你保障,我還是沒答應。我們一直有來往,1976年我第二次被捕,出獄後他仍然來找我。他前幾年過世了。
 

逃過一死
 

特務得到的情報是,我在岡山中學教書,他們到岡山中學抓我,沒找到。他們又到了岡山農校,問校長,陳明忠在這裡嗎?我那時遠遠的看到校長指著我這邊,我走了過去,就被帶走了。
我所以被捕,推測起來有兩個線索。一個是我農學院同學吳寅生,他是光復後去大陸讀書的第一期公費生,去了北京大學,因為英語差,退學了。回臺灣後,常來農學院的宿舍聊天。他說,大陸現在共產黨雖然還不行,但一定會贏,因為國民黨沒有民心了。後來他被特務抓了,他不是共產黨,熬不住刑求,就被收買了,成了特務。
我從茶葉試驗所回學校時,碰到他,我告訴他,我要回岡山教書了。那時知道我回岡山的只有吳寅生,很可能是他說出了我。但他誤以為我是去岡山中學,所以後來特務先去岡山中學抓我。我坐牢出來後,他曾叫一個朋友帶話道歉,說,他沒有講我是共產黨,只說和謝雪紅關系密切。我說道歉沒有用,我牢都坐過了。他後來在台中當副導演,他老婆是很有名、很漂亮的台語演員。
第二個線索是這樣。在保密局被審訊時,我一直不承認,那個審訊的人說,你上級已經招出你了,就把自白書給我看,我只看到「陳明忠」三個字。後來他抽煙時,打火時被風吹熄掉了,他轉過身去打火,我趁機去翻那個自白書,看到第二頁的簽名,洪什麼兒,中間那個字沒來得及看清楚。他回過身來,甩手打了我一巴掌。但是我看到那個名字了。
後來我在軍法處的監獄碰到張伯哲,他問我:誰講你的?我說,一個叫洪什麼兒的。“是洪麟兒”張伯哲說。李喬松去大陸以後,把我的組織關系交給洪麟兒。那天按照約定時間碰頭時,洪麟兒沒來,我就跑掉了。所以洪麟兒沒見過我,只知道我的名字。他是區委,家裡有武器。張伯哲就是逃到他家裡被抓的,要抓洪麟兒,結果還抓到張伯哲,想抓小魚,連大魚都抓到了。
張伯哲判斷,關於我的情況,法官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我要咬緊不承認。我在岡山農校教書一年多後,才被抓,吳寅生打的報告,是二二八時期的事,是舊案。從這條線索判斷,我的新案只有洪麟兒提到,此外沒有任何證據,因此無論如何不能承認加入地下黨。不論如何刑求,就是不承認,我因此逃過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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