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被日本殖民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重歸中國，台灣人民無不興高采烈、歡天喜地的慶祝台灣的光復。從此台灣人民擺脫了日本的殖民統治，不再是日本的次等國民，重新成為有尊嚴的堂堂正正的中國國民。然而，高興的心情與對祖國的熱望，很快地便消失了。由於國民黨政府官員的顢頇無能、貪汙腐敗、欺壓人民，加上戰時的廢產廢耕尚難復元，物資缺乏，物價飛漲，民怨四起。人民都生活在痛苦的深淵。尤其是窮困的人家，簡直到難以活下去的悲慘地步。 繼續閱讀
一個充滿了殺戮和苛虐的世紀
站在世紀的末尾回顧整個二十世紀，自然會因為作回顧的不同動機和方向，回顧者不同立場和生命的體驗，而有分殊多樣的結論。
但是，如果從整個世紀的人權歷史看來，人們不能不驚異地發現，把民主、自由和人權吶喊得漫天價響的二十世紀，恰恰是一個充滿了殺戮和苛虐的世紀；一個由國家機關發動的、有組織的、大規模的人權蹂躪的世紀。
歸結起來，二十世紀的殺戮和苛虐，概括地分為三類︰ 繼續閱讀
2012年11月17日，「不屈的鬥魂──林書揚追思紀念暨文集發表會」。為了向林書
《青春戰鬥曲》歌詞：
我們的青春 像烈火樣的鮮紅
燃燒在戰鬥的原野
我們的青春 像海燕樣的英勇
飛躍在暴風雨的天空
原野是長遍了荊棘 讓我們燃燒得更鮮紅
天空是佈滿了黑暗 讓我們飛躍得更英勇
我們要在荊棘中燒出一條大路
我們要在黑暗中向著黎明猛衝
『社會主義啊，不是講出來的、寫出來的，要做出來的，要做的，要做啊！沒有做的話，沒有用。』『切切實實地作下去，要走入群眾，全心全意為群眾。』
──陳傳枝先生在1994年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龍紹瑞：『陳傳枝一九二三年出生於竹南，今年八十八歲，老態很明顯，走路、說話，皆有不便，聽力極差；我跟他來往較多。陳先生妻子已過世，獨自一人住在台北南港的老舊公寓，屋內屋外都很粗陋，我所見的每一件東西都是使用多年，最新的物件大概就是亡妻相片和相框。陳傳枝愛看書，客廳角落的書桌上必定是攤開著未讀完的書報，桌前牆壁貼著一張大幅中國地圖。他眼睛壞了，閱讀十分鐘必須停下休息，仍然不斷地看，不斷地想，又經常緩緩走下三樓，搭公車去圖書館找資料。我勸他不要一個人搭公車，太危險，可是陳傳枝說，這是他生活中的必需。
每次我坐在他家裡，總會想起我喜歡的那首辛棄疾《清平樂》：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陳傳枝是這樣的人。他同我談喜悅、憂慮的事，沒有一件屬於他個人。陳先生曾前往大陸蘭州，發現荒涼少雨的西北地區在綠化環境，為此十分欣慰。他兩度去山西五台山，第三次再到該處，看見一些山地植樹造林，非常高興，過了許久還跟我講這事。每次我探望陳老先生，他也談社會主義，國際反帝等等，介紹我看某某文章、影片；說及國民黨對台灣的傷害，甚是痛心。
儘管陳傳枝理論水平並不高，但以他的出身，能有這樣的胸懷中國、心繫世界的氣度是不容易的。日據時期他在鄉下的竹南公學校畢業，繼續念高等科，然後進鐵路局當練習升、司爐、司機，在基隆至彰化的鐵路上駕駛火車。光復後，陳傳枝加入地下黨反抗暴政。白色恐怖中的「鐵路案」是個大案，不少人被槍斃。陳受到同志掩護，中共黨員身分沒有暴露，僥倖活了下來，坐牢十五年；即使出獄之後，他依舊受壓迫，以開計程車維生。陳傳枝說：政治犯返回社會往往找不到工作，因為警察恐嚇雇主。陳的兒子結婚時，來參加喜宴的客人也遭特務監視、作記錄。
[……]一年前陳傳枝在圖書館跌倒，腦部損傷，大家以為他不行了，沒想到奇蹟地復原。[……]不過兒孫輩也常讓陳傳枝感嘆，因為他的政治理想不被了解。
有天我帶一位好友去看陳傳枝，那朋友是堅定主張台獨的。事先我向陳老先生打招呼，提醒他在談話中不要觸及中國統一、分裂的話題，免得破壞聊天氣氛，然而陳傳枝仍是態度誠懇地表達關於台獨的看法，批評了民進黨和國民黨。我們離開陳家說，朋友不滿地說：「他被國民黨迫害那麼久，居然還想做中國人。」我知道陳先生的心意，他們經過九死一生，長期生活於危險中，雖不再被黨組織所領導，依然自覺地作一個有作為的革命者，不放棄任何工作機會。這種了不起的台灣人在島內卻受到藐視誤解，台灣社會一定是出了問題的。
像陳傳枝這樣積極進取的共產黨人或社會主義者，我見過數十位。[……]』
──摘自龍紹瑞，《綠島老同學檔案》。台北：人間出版社：2013。頁4-6。
2013-09-18 01:52中國時報
 從北大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宋斐如（1902─1947）（摘自網路） |
日本據台，兩岸隔絕36年後的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郊製造柳條湖事件，突然襲擊北大營中國駐軍營房，並在南滿鐵路沿線全面攻擊中國軍隊。
從那個時起，一大片富饒的國土淪陷，千百萬的東北人不得不流浪他鄉，在寒冷的雪夜唱著「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的《流亡三部曲》。
流亡的東北人悲憤的呼聲緊緊揪住飽嘗故土淪陷之苦，前一年6月從北大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宋斐如（1902─1947）的心。在雪夜中，30歲不到的他想到，故鄉尚未光復，東北卻已陷入敵手…於是他因思鄉而失眠了。但是，他並沒有徒然感傷乃至於空喊愛國口號；他蒐集了各種相關材料，及時地寫了幾篇有關東北事件的評論文章。
1930年7月，作為「新東方學社」主要成員之一的宋斐如在《新東方》月刊「殖民問題專號」發表的《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及其前途》，極力呼籲日本與中國民眾，「為著東方全體被壓迫民眾的解放」團結起來！
宋斐如接著在1931年12月《新東方》的「最近遠東問題專號」，發表了〈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日本經濟的衰落與東北事件〉、〈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與〈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等3篇針對918事變的專論。
宋斐如認為，日本雖然是與英、美鼎足稱雄的三大強國之一，卻是個「外強而中乾」的帝國主義「大怪物」；因為日本帝國的經濟危機已由工商業蔓延於農業而日益急迫，具有豐富資源的東三省可以充當日本的「食料及原料供應地，資本及商品的銷納場所，所謂『大陸經營』的媒介物。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軟的東三省，乃有十二萬分的必然性。」
當時中國社會主流大都寄望國聯干涉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致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對日本加以有效的武力或變形的經濟制裁，從而阻止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中國。但是，宋斐如清醒地批判這種論調無異於「空中樓閣」。他指出，處於經濟恐慌的帝國主義列強基於在東北的利害關係，在當時不可能發生帝國主義戰爭。
1932年4月，宋斐如還發表了〈日本侵略下東省的農業生產〉。然而，國難當頭，他深刻體悟到光是寫文章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呼籲中日兩國民眾團結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依然拯救不了多難的祖國與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於是毅然辭去北大教職，投奔主張抗日救國的馮玉祥將軍，其後並發表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
1937年抗戰爆發，宋斐如懷抱著喚醒同胞要有新的覺悟的心情，發表了〈9．18六周年〉和〈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為紀念9．18而作〉兩篇文章。他指出，為了贏得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須擴大統一戰線，切實聯絡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特別要設法提攜可以和中國協作，共滅日本軍國主義的台灣民眾。
1938年1月，宋斐如再發表〈日寇在東北的殘殺與暴行〉，同時出版《日本鐵蹄下的東北》一書。為了紀念918七周年，又在主編的《戰時日本》半月刊製作「東北的現狀」專題，發表〈日寇七年來在東北的經濟掠奪〉和〈東北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
宋斐如有關918事變的專論與報導，不但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剖析了事件的本質，以及被壓迫者反侵略的道路；同時也表現了一個殖民地台灣人對流亡的東北民眾感同身受的情思，從而為兩岸分斷的歷史留下一頁珍貴的見證。（作者為自由作家）
上世紀中葉，無數外省與台籍青年男女，為追求民族解放，在反獨裁、反飢餓、反內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仆倒在馬場町的刑場上。
在先烈未能親見的黎明終於臨近之際，讓我們化哀思為力量。從莊嚴的馬場町出發，為了兩岸共同家園與和平發展的願景而凝聚力量！
──2012年馬場町「秋祭」，誠摯邀請您一同參與！
主辦：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
時間：2012年10月27日（六）13:30
地點：馬場町紀念公園（台北市萬華區水源路青年公園水門外）
歷經半年時間的設計，「寶藏巖山城戶外劇場」即將搭建完成。並首推由「差事劇團」製作的「台北歌手」一劇。
本劇由知名電影導演及演員陳文彬擔綱，飾演來自歷史時空的＜舞影＞一角。劇中，他帶著昔時的革命身影，前來品牌發表會的現場，遇上打算以「革命」做為品牌行銷手段的＜ROCK＞（由雷煦光飾），發生跨越時空的一系列事件。有魔幻、有現實，融合於歌、舞及敘事中…
「台北歌手」原本指涉的是有「台灣第一才子」之稱的呂赫若，他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革命行動家。.後來流亡鹿窟基地，被毒蛇咬死…據說，是為了發 電報給當時對岸的共產黨…。他逢不幸後，情治單位因不明其身份，而僅知他曾經是聲樂家、小說家，便在他失蹤死亡後，稱他做：「台北歌手」。
「台北歌手」將昔日時空下以投身「革命」而受難的記憶，擺到當下時空的解剖台上來驗證。於是發現，過去在理想主義的旗幟下逆風而行的「台北歌手」，如今，被揺身一變，成了得以包裝「革命」成為一種最佳品牌的市場潮流。
品牌是一種風尚，一種趨勢，一種無法抵擋的誘惑。這都說明了現今文化商品風潮的無孔不入。因而，行銷革命對於革命記憶本身，就是透過商品化的手段，讓人們 輕鬆享有一份原本是沉重的抵抗。然而，抵抗重要嗎？人們或許要問。其實，倒也不是抵抗重不重要的問題，而是它能帶來什麼樣的反思的問題。 這是「差事劇團」藉由劇場諷喻現實的另一次表現。就在層疊著城市記憶的寶藏巖中有「台北歌手」的身影。
【編按】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一生經歷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變、五○年代白色恐怖，在戒嚴時期兩度被補入獄，總共坐了22年黑牢的知名社會運動家、社會主義理論家陳明忠先生，用他一生的實踐、反省和思辯，探索著民族和平統一的未來和人類全面解放的道路。他和他同時代的難友們，用自身的苦難來承擔了在國共內戰與東西冷戰雙戰架構下民族的共同苦難；他和他同時代的難友們，用他們的鮮血和不屈的意志，為我們鋪平了走向「自由人聯合體」的前進的道路。
即將在6月初由人間出版社發行的《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書，是陳老用他一生的實踐活動，用他近十年來辛苦的勞動，為過去一百年來誕生在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包含前蘇聯和中國的革命經驗）所做出的總結，同時，他更進一步的從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由於IT革命產生知識客體化為生產手段，從而出現了「網絡共同作業」（InternetworkingCollaboration）這種新型式的社會分工和生產關係的萌芽，窺見了人類社會走向「自由人聯合體」的可能性。
本刊非常榮幸在陳老的授權下，率先刊出他為《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書所寫的〈自序〉，提供給關心著民族的未來與人類前途的朋友們參考。（為了方便閱讀，文中的小標為編者所加）
尋找社會主義的心路歷程—陳明忠自序
我的少年時期幾乎是在戰亂中渡過，小學（當時的公學校）二年級時發生了盧溝橋事件，日本開始侵略中國；高雄中學一年級時日本偷襲珍珠港，開始了太平洋戰爭；中學四年畢業後（當時的學制是五年，因戰爭缺員而提早了一年），1945年2月考上台中農林專門學校（現在的中興大學）就去當兵，一直到8月15日日本投降後才回到台中唸書。這就是說，從6歲到16歲，我的青少年期一直生活在戰時體制下，反體制的思想和行動完全被封鎖，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台灣曾經有過包括民族派和左派在內的反日活動。只有一次，早上升旗後教務主任（當時的稱呼是教頭）大罵本島人（台灣人）說：「高雄中學的內地人（日本人）畢業生，很多人在內地當高官；但有兩個本島人卻去支那做共產黨，從事抗日活動…」。
出於好奇心，打聽之下才知道教頭罵的是鍾和鳴（光復後改名為鍾浩東，1950年被國民黨判死刑）和蕭道應兩位先輩。這是我頭一次聽到共產黨的稱呼。
民族認同與階級解放的覺悟
高雄中學高我4屆（16屆）的校友宇敷民夫在〈消失在黑暗中的時代史〉一文中說：「高雄中學是充滿愛國主義和皇道主義思想的學校，所以內地人學生以能夠考上陸海軍軍官學校為榮。駐校軍事教官，武道、體育的老師給予學生的是極為野蠻的教育──高班生不需任何理由隨時可以毆打低班生，內地人更可隨時隨意毆打本島人…」。他又說，「在這種人種差別中我看到了現在日本人的驕傲的原點。總之，高雄中學的生活是野蠻、不愉快、恐怖的生活」。我就是在這一所充滿野蠻、歧視台灣人的高雄中學唸書時，才意識到自己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所以儘管念了四年的高雄中學給我的是非常不愉快的記憶，但也感謝它沒讓我變成「三腳仔」（皇民化台灣人）。
有了這個覺悟，我開始在家裡閣樓的倉庫中找出叔叔留下的有關政治、思想方面的書。其中有關社會主義的書籍被刪除的部分很多，重要的段落和術語都以XXX代替，以我當時的思想程度完全無法把前後文連貫起來。所以當時我雖然對社會主義思想感到好奇，但並不瞭解，但對例如《三代實錄》（明治、大正、昭和）等書中報導日本共產黨活動的部分就很感興趣，尤其是有些被捕共產黨在法庭上的陳述就令我非常感動，也令我覺得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走上共產主義之路是應該的。
指導實踐的「五個觀點」
光復後，日本人為了生活，把家具、衣服以及書籍拿到街上賣。當時最令我覺得意外的是，有不少的日本人還擁有如《資本論》等左翼書籍。我雖然買了不少，但看不太懂。當時我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的理解大都來自日本的反共書籍──因為要反駁，不得不闡述共產理論（當時我還以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種理論的兩種說法）。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反倒是來自大陸的《觀察》和《展望》雜誌。當時由於社會很亂，年輕人都在找出路，自由主義的《觀察》和共產黨出版的《展望》等雜誌銷路都很不錯。不過，據我的感覺，《觀察》被接受的程度還是高於《展望》。社會主義或共產黨成為「年青人的出路」，是二二八事件以後的事情。
1950年被捕之前，我看過《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以及《人民民主專政》等小冊子，當時並不覺得有什麼重大涵義。我們比較重視的反倒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重點簡述的「五個觀點」──即勞動、階級、群眾、組織、國際等五個觀點。我們以為只要銘記五個觀點，將它用於實踐就夠了。
被捕後，我在軍法處遇到一個日後被宣判死刑的中年難友。他說，他之所以參加共產黨是由於覺得新民主主義才是符合中國的現實。當時我並不理解他的想法，但他的話一直記在我腦裡。我第二次被捕，在綠島看到文革結束後的種種消息以及傷痕文學，我才重新想起來他這句話，並開始認真思考它的重要意義。也是通過重新思考他的話後，我才真正開始探索中國應該走的道路。
在文革的挫敗中重新反省
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我是從收音機聽到的。文革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意識的革命──包括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以及政治、法律、藝術等意識形態的整體的革命，是使人能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革命。但在傷痕文學裡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孩子控告父母，夫婦互相控告、朋友間互相指控、告密，以至於人們不敢相信自己以外任何人，一個失去了人性的世界。當時我覺得非常痛苦，不知道中國革命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再說，幹地下反政府運動而被敵人刑求、處死本來就是意料中的事。走這條路是自己選擇的，沒人強迫你。所以，50年在軍法處看守所20房遇到的台中區地委級幹部張伯哲就對我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他所說「道」，就是共產主義理念。但是，像文革那樣，被自己人扣帽子，甚至被虐待到死，才是死也無法瞑目的事。
以劉少奇的例子來說，難道一輩子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也參加過長征、重建新四軍，46年指揮人民解放軍大移動從而奠定內戰勝利基礎的劉少奇，真的是間諜，是出賣無產階級的叛徒嗎？我覺得，反右派運動的擴大化使得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再講真心話，文革時期連共產黨員都不敢說話了，全國變成一言堂，難道革命勝利後，中國走過來的路沒有問題嗎？我急著想了解，中國革命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不得不為自己犧牲一輩子所追求的道路，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否則我覺得自己是白活了。
我最大的疑惑在於，難道「新民主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理念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這種說法有錯誤嗎？將革命在中國的實踐分為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兩個階段是錯誤的嗎？假如沒有錯誤，文革為何要否定它？文革到底為的是什麼？
在牢裡一直思考這個問題，但是在沒有任何資料可做參考的情況下，始終沒獲得解答。
民族解放是階級解放的前提
1987年保外就醫後回到台北，開始跟解嚴前的社運團體產生聯繫。我又不得不面對另一個冷酷的事實──「統」和「左」的分裂，即贊成統的人不一定是社會主義者；而贊成社會主義的──主要是年青一輩的人───又對統一採取消極的態度。
贊成統的人不一定贊成社會主義，這一點比較易於瞭解──因為民族主義者即使是反共，但也可能贊成統一。
民族主義是兩面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內涵。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如德國的納粹、日本的大和民族論等等，往往成為侵略的意識形態。但落後國家反殖民、反壓迫的民族主義，不應該一概以落後反動而加以反對。據我瞭解，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把民族主義視為是國際主義的反命題，反而把它當作達到更高層次社會的自然墊腳石。列寧對民族主義的看法，簡單地說，在勞工運動、社會主義運動方面從頭到尾的反對民族主義；但對表現於少數民族、殖民地、次殖民地自主要求的民族主義則予以積極的評價並加以支持。
問題是，正當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中國，積極準備推翻共產黨政權的狀況下，台灣的左派為何不能贊成統一呢？既然統一的問題，是起因於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為了其自身的目的才迫使兩岸處於分裂對峙的狀態，自認為左派的人站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上，不是應該贊成統一的嗎？為什麼還是有一批人對此感到遲疑？後來，經過廣泛的接觸我才了解，在台灣「統、左」之所以分裂，是起因於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評價不同。一部份左派認為那是「走資」，所以即使不至於反統，至少是採取消極態度。當然「改革開放」政策的是非對錯是應該討論的，但我們應該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討論。為了解答在牢裡所想的各種問題，出獄後我至少閱讀了上百本的書籍，卻一直找不到思考的切入口。
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
1992年，朋友從北京帶回薄一波上下兩冊的《建國以來若干重要決策與文件的回顧》。在該書裡我看到了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評價。薄一波提到列寧一個重要的觀點：在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裡，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應該注意的一個帶有「普遍性」意義的重大問題，就是如何更加重視和利用資本主義已經創造的物質技術管理和文化條件的問題。薄一波又說，看來劉少奇同志的有些看法，是從列寧的這些論述中得到了啟發…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發展，特別是經歷了一些曲折之後，大家才愈來愈感受到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給我很大的啟發，我終於找到了思考的切入口。
後來，在研究新經濟政策時，我注意到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Preobrajensky）在蘇聯的工業化論爭中，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據我所知，馬克思所說的「原始積累」就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的歷史過程，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便是以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作為前提的。所以，將「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使用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形成時期，令我產生一個疑問，那就是：一般認為蘇聯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布爾喬亞革命，而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否是一個正確的提法？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形成時期使用「原始積累」這一個概念，是否證明十月革命並非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和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樣，是落後國家「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
如果是，那麼列寧「既然我們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做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然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做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的提法，就可以理解為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是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另一條道路了。
於是，我開始形成了「從新經濟政策──新民主主義到後來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論」這一條「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道路」的想法了。
作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
現在，我把二十年來讀書、思考的一些想法，用最清楚的方式簡述如下：
1.有別於馬克思在經典中所揭示的西歐資本主義一般發展規律，上個世紀誕生在蘇聯、中國以及其他「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不能叫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這是落後國家為了實現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物質基礎和文明條件，以建立工農政權和蘇維埃體制為基礎來展現「走向社會主義」的決心，這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期」。
2.這些「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都是在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後進國只有以這種方式才能擺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壓迫與剝削。先進國勸告後進國說，只有學習他們，跟著他們亦步亦趨，才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這完全是騙人的。後進國如果聽先進國的話，就會永遠成為先進國的附庸或奴隸。
3.後進國在「社會革命」成功後，首要任務就是要結合自己的實際國情，以符合自身發展的特殊規律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所謂後進國家的「原始積累」。先進國是靠資產階級的力量、靠國家的暴力往外殖民、往外掠奪，發展生產力的；後進國必需要靠全國人民一心一德，一起吃苦耐勞，也就是必需自力更生，才能在短期間內大幅度提升生產力。
4.在後進國集中全國力量發展生產力時，必然面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分化和打擊，導致後進國家被迫實行「戰備體制」，隨時準備抵抗先進國的侵犯。生存下去就成為「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任務。
5.由於建立「戰備體制」的迫切需要，「既存」社會主義國家被迫扭曲了社會生產基金的積累構造，直接將農業剩餘轉移來建設重工業和軍需工業部門，以至於忽略了整體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升，挫折了人民群眾生產的積極性。
6.「戰備體制」另一個重大影響，就在於過早的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從而忽略了列寧稱之為「特殊過渡階段」的國家資本主義時期。列寧認為，應該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在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強化、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同時應慎重實施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小商品生產經濟成分等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養成、利用、改造政策等。完成後，才是真正進入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所說（進入社會主義的）「過渡期」，然後才是社會主義時期和共產主義社會。對此，列寧、劉少奇、鄧小平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而史達林、毛澤東卻直接宣佈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他們忘記了，這個時期，「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還遠遠不如資本主義國家。
7.史達林、毛澤東以社會主義的「理想」來規範「既存」社會主義國政治、經濟現實，將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指標，導致蘇聯和中國在生產力發展上的停滯。蘇聯政權沒有及時意識到這一點，改革太晚，所以蘇聯政權崩潰了。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及時改弦更張，不但挽救了中國，還使中國繼續往前發展。
8.中國共產黨把改革開放時期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實就等於列寧的「特殊過渡階段」，把改革開放稱之為「走資」，其實是固守毛澤東的觀點，完全無視於歷史的現實。所謂「特殊過渡階段」就是多種所有制並行發展的階段，不能不按照價值規率辦事，引進市場經濟以便迅速提高生產力。這一點，不但已經由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證明，現在不僅越南也推行imi（創新），就連古巴也以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越南的imi為參考而將要確立「古巴社會經濟模式」（簡稱MEC）——2010年11月公布〈黨與革命的經濟、社會政策概要〉，以達到「21世紀型社會主義」為目標。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根據這段話，只有全人類的生產力發展到某一個階段，人類才有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放眼現在的世界，像非洲、拉丁美洲、伊斯蘭世界，還有印度和東南亞國家，許多民眾的生活條件都還在水平線下，我們怎麼可能在短時間內、甚至在自己活著的這一生內，就達到社會主義的理想呢？社會主義是人類永遠要朝這個方向努力的目標，我們在自己的一生內努力盡到自己的責任，就可以感到心安；如果想要「及身」看到社會主義的實現，我覺得那是一種不著邊際的幻想。以這種幻想來要求某一個國家一定要如何如何，而對另外表現更惡劣的國家卻閉口不作批評，我不認為這是自命為「左派」的人應該有的態度。
當然，這些都是我個人的想法，我把這些想法發表出來，希望提供一種不同於一般人的思考方式，目的是希望大家都來仔細的想一想，而不要一直受制於泛泛的流俗之見。
幾句感謝的話
最後，我必須深深感謝夏潮聯合會陳福裕會長的幫忙，沒有他，這本小冊子是不可能出現的。他從夏聯會秘書長時期就開始潤飾我的文章，找出原典出處，提供許多令人佩服的意見等等，所以這本小冊子應該是我們兩個人共同勞動的成果，即不是我一個人所寫的。另外，我也要特別感謝呂正惠教授，他在百忙之中不僅幫忙對文字做出最後的修訂，他還對整個文脈進行大幅度的調整，使得章節的結構更加嚴謹，更有利於閱讀。
我之所以「尋找社會主義之路」是為自己尋求答案，過程中所做的大量筆記，並沒有記下引用書籍和作者的名稱。搬到新家之後，由於健康狀況一直不好，也沒有氣力重新校訂出處，因此在這小冊子中無法逐一說明啟發我思考的書名和著者。當然，這是非常不禮貌的事情。這也就是這一本小冊子我不敢說是「著」，而題為「編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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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為了重新開啟對於陳映真思想與文學的研究與探討，從亞洲、第三世界在全球現代進程中的視野，彰顯他的人道主義、國際主義與第三世界認同與關懷所具有的普遍人文價值與精神資源。2009年11月21～22日，來自於兩岸三地、日、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專家和學者，齊聚在新竹交通大學召開「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會中邀請為陳映真所高度推崇的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夏潮聯合會榮譽會長陳明忠先生在開幕式中發表專題報告，以下是陳先生講演的內容，小標為編者所加：
李歐梵說：「陳映真是台灣文壇上少有的「知識型」和「理念型」的作家，他的知識領域不限於文字，更注重思想…。」這一點我頗有同感。
文學中的思想力量
我成長在戰爭年代，少年時期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思想管制之下，特別是在31年「台共大檢舉」之後，能看到的文藝作品不多，但總還有一些。當時我喜歡看日本白樺派的作品，總以為文學就該是那樣，一直到有一天我讀到了舊俄時期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給我很大的衝擊。那時候我常在想，為什麼是這樣？為什麼兩種文學作品給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樣？後來我想通了，原來是因為一個有思想，一個沒有思想。
六○年代，我第一次坐牢出獄之後，由於白色恐怖，一個政治犯為了生活，一定要付出比常人好幾倍的努力才能養家活口，因此就更沒有條件看文藝作品。一直到有一天，我到宜蘭探望王萬得的太太，從她的口中得知她有一個孩子跟陳映真同案被捕。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陳映真」這個名字，也才開始注意到他的小說。
讀陳映真的小說，讓我想起年輕時讀《復活》一樣的感受，感覺到裡面有思想，雖然是什麼樣的思想那時我還搞不清楚，但就是跟當時的文學作品不太一樣。一直要到七○年代中期，我才第一次認識陳映真本人，對他的思想才有一些瞭解，並答應支持他和蘇慶黎、王曉波等人籌辦《夏潮雜誌》。沒想到雜誌還沒出刊，我又再次被捕入獄，一直到86年才保外就醫。
知識份子的兩個警備總部
其實，「戒嚴時期」，一般人尤其是知識份子的心內，都存在著一個「警備總部」，凡是要講話、寫文章或行動都要先問問心內的這一個「警備總部」，是否可說、可行…因為那是一段「白色恐怖」的時代。
「解嚴」後，人們心內的「警總」的陰影逐漸消退、逐漸減少其影響力，卻出現了另一個心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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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怕被貼上「統派」的標籤—
因為一旦被貼上「統派」，肯定要影響事業以及生活。
陳映真是在那時代知識份子中，很難得的克服了這兩個心理障礙的人。據我的瞭解，他之所以能夠克服這些心理障礙，是由於他的「核心政治思想」是對「社會主義祖國」的堅定不移的認同。他的這種思想形成於坐牢前閱讀大陸三○年代作家，尤其是魯迅的文字，以及文革時期的大陸廣播和來自於日本的書籍等等，但其堅定化卻來自於坐牢期間的遭遇。
對社會主義祖國堅定不移的認同
陳映真告訴我：1968年他被捕入獄在軍法處被判刑之前，一個談得來的獄友，臨刑前委託他：「當五星紅旗飄揚在台灣天空上時，請你務必到我墳墓前告知我…」，然後從容就義。他把這一段過程告知我時，一直流著眼淚。
另外一個經驗是在綠島服刑時，遇到了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人，這一些已經坐了17~18年牢的老政治犯，仍然堅持他們的理念，令他非常感動。他的感受表現於小說「趙南棟」中，以趙南棟的放蕩形駭、漫無目的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化身，反照出當年受苦受難的先一代的高貴理想和節操。
正因為他已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礙，所以出獄後，在戒嚴時期的1976年，他才敢於主導《夏潮雜誌》的創刊，並參與了「鄉土文學論戰」。也正因為他突破了第二層的心理障礙，解嚴後，他立即與屬於「統一右派」的、由胡秋原主導的「中華雜誌」同仁共同組織「中國統一聯盟」，擔任了創盟主席，並於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帶團去見江澤民總書記。
陳若曦在2009年9月號《文訊》上發表的〈堅定不移的民族主義信心〉一文中提到：「映真對於拙作《尹縣長》一系列反映大陸『文革』倒行逆施的故事從不置評。多年來和他交談中全聽不到一句批評毛澤東的言語。鄧小平時代的『天安門事件』，海外一片撻伐聲，據說他也不動如山…」。
理念與現實乖離的痛苦
其實，將心比心，我相信他也十分痛苦，只是不忍心批評而已。中共執政的缺失，若從民族百年來的遭遇和表現來看，亦有可以理解或諒解之處。我們從映真批評作家龍應台給中共主席胡錦濤的公開信一文即知：
「從欺壓過中國的西方列強標準來度量眼前的中國顯然不公平。這讓我想起上世紀三○、四○年代，居住在上海租借區的華人，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而看不起同胞、也缺乏同儕心理。
以美國為例，自由民主加上富強先進固令人羨慕，但假自由和人權之名而行干涉他國，甚至侵略他國，值得歡呼嗎？自認它一貫有雙重標準…至於美國之內對黑人的極端歧視，更不在話下了…。
即使跨入21世紀，美國帝國主義本質殊無變化，頂多換個花樣而已。以西藏為例…直到去年支援『藏獨』在歐亞鬧事，以圖杯葛中國『○八奧運』…都是分裂中國，竭力阻遏中國的伎倆…」。
可見，映真對「祖國」的堅定認同是絲毫沒有動搖的。他的苦惱、痛苦是出在於他的「社會主義」理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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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的社會主義理念帶有相當的理想主義色彩，是浪漫的、要求十分純潔的「烏扥邦」，因而與他所堅定認同的「祖國」在現實上有一段相當大的差距。這一點令他十分煩惱、痛苦，例如在〈山路〉中，蔡千惠自我質問：「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囚錮，會不會終於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同樣的疑問也出現在《人間叢書》(2001年秋冬期)中，以「石家駒」的筆名所發表的〈樂園：渴望的和失去的〉一文中，該期的總標題是「因為是祖國的緣故」，可見他心理上的矛盾和痛苦。
從《因為是祖國的緣故》這題目可知，他是以「即使母親長得很醜，她還是我親愛的母親」，這種不是辦法的「無奈」的心情，來說服自己的矛盾和痛苦的。
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之路
其實，他曾跟我講過「如果由共產黨來實行資本主義該多好」。因此，我認為，如果他能再進一步思考，一定會理解列寧所說的：
「既然我們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做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然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範圍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做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做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
這就是落後國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向社會主義之路，是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另一條道路的。
落後國家要走向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自由結合」的社會主義社會，還有一段相當長遠的路要走。雖然由共產黨來實行列寧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國家能夠控制的、有所限制的資本主義，而不是歐系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可以縮短資本主義階段，減輕人民受資本主義欺壓的痛苦，但畢竟無法完全避免資本主義的弊害、墮落。
中國現在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是以國家的力量建設進入馬克思所謂的社會主義所需物質、文化諸條件的階段，是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一條道路；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中國的「新民主主義論」、「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這一條道路。
一個甲子下來，美國經濟逐漸捉襟見肘，而中國卻越挫越強，逐漸恢復中華民族的自尊和驕傲。可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條路是走對的。
刊載自「兩岸犇報」第九期2009.12